一、“打工经济”曾经改变了村庄的“死态”
我的家乡在江西吉安的农村，那是一片红色的土地，在那里经历过70年代的人一定会记得，那个年代的村庄几乎与外界没有什么联系，村民们的活动局限在自己的生产队范围内，听着村长及村民小组长的指挥协调，按时出工按时收工，赚下工分等待年终的分红，维持着一天天的日子。回到家里如果天色尚早，可以在自留地里种些青菜红薯，以弥补生产队分红的不足。关于外面的消息，只能依赖于家里土墙上挂着的那只尚能发出声音的广播喇叭，在那首人们最为熟悉的《东方红》乐曲声之后，传来的最高指示或者国家大事，可能是村民们能够了解农村外部世界的唯一渠道了。那时村民的外出也很少跨越县域范围，亲戚朋友们之间的走动也大多局限在此，若距离再远一点，联系几乎就会中断，除了偶尔的书信往来。在那个年代，村庄外面来的一切东西都是那么的新鲜。我就清楚地记得，我家住在一条乡村公路的旁边，偶尔有解放军叔叔开着军车到村里来买些木柴，那也是我们生产队以集体的名誉卖给他们的。木柴来自各家各户，但最终按数量被折算成了工分，卖木柴的收入要等到生产队的年终分红。对于孩子来说，每次有解放军叔叔开着军车来收木柴，那是再兴奋不过的事情了，眼前的军车应该是孩子们见过的最为现代化的物件，大家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这个稀奇的东西。乡间道路狭小，遇上下雨路面泥泞不堪，军车装上木柴很难爬上我家旁边的那个土坡，解放军叔叔就会把我们这些孩子聚拢起来，伸出手掌表示承诺：“小朋友，来帮叔叔推推车，车子上坡后，给每人一块糖！”，孩子们听说有稀奇的糖果，自然就爽快答应，费尽吃奶的力量在军车后面使劲推，好不容易让车子一步一步往上爬到坡顶，松一口气等待叔叔分糖果，却不料叔叔一脚油门车子就远离我们而去，背后留下我们的几句不痛不痒的骂声！即便这样，我们还是非常期待下一次能有军车再次到来，感觉听听那车子的声音就是一种享受，即便是那个骗人的解放军叔叔再来，我们也会不计前嫌，友好对待，因为毕竟他给我们带来了外面世界的气息！
在城乡隔离的年代，农村很难获得外面来的物质、能量与信息，城市与乡村是在两条不同的轨道上运行的区块，农村人要想去城市，需要带着介绍信，带着粮票，否则你买不了车票，吃不了饭也没法登记住宿。贫困的乡村由于没有与外界的物质能量交流，也就没有新的能量形成。这就像一壶水，壶底没有加热，壶内的温度与壶外平衡，水壶就再也没有了动静，成了热力学系统里的“死态”：年年干的活都一样，起早贪黑在生产队的地里；年年收入来源都一样依靠生产队种田的收益；年年听着挂在墙壁上的喇叭传出的滋滋声，在贫穷而充满激情的世界里一天天活着。
还好，改革打破了乡村系统的封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村里把田分给各家各户，原先不允许农户自己耕作经营的禁规被移除，村子开始躁动起来。在我居住的村落里，开始有人从广西引进了罗汉果进行种植，据说那东西结出果来就跟一个鸡蛋那么大，但却值一块钱一个，那时的一个鸡蛋才值不到1毛钱呢；也有人开始改变几十年未变过的水稻品种，开始种植杂交水稻，据说产量可以提高很多，而且米饭特别好吃；还有人开始承包山林找来有钱的合伙人开始在村里办起了竹筷加工厂......总之，村民们不再固守那一成不变的生活劳作方式，从外面学来了技术、引进了品种、找来了资金，招来了能人。村子开始与外界有了真正的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流，虽然墙上的广播不知什么时候不响了，但传到村民们耳朵里的信息却越来越多。于是有一天，人们听说去广东做工能够赚到不菲的收入，立刻撩动了那久未萌发的春心，大家有点跃跃欲试。据说在最初，第一批去广东打工的农民工有不少没有挨过一个月就回家了，原因竟然是因为广东工场的食堂里没有辣椒吃，可是往后去的农民工却因为习惯了广东的生活，回到家乡已经不习惯吃辣椒了！到了年终仔细盘算一年的收成：打工的收入、种田的收入、种罗汉果的收入、养鱼的收入、卖竹筷子的收入，等等等等。小小的村庄里，一些以前从未有过的收入名目开始出现，一些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外边的故事开始流传，一些以前从未吃过的糖果开始流行，一些以前从未见过的工业产品开始进入农村家庭。原本处于“死态”的村庄，现在苏醒过来，跟外界的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
你知道这是什么神器吗？
二、“打工经济”如今让村庄变得“一片凋零”
在家庭联产承包后不久的80年代中后期，村民们发现，一方面自己要买的东西价格开始涨起来，农药、化肥、种子、薄膜，一切种田必须要用的生产资料价格猛涨，为了田里的收获又不得不买；另一方面农民自己要卖的东西却价格要么涨得奇慢，要么自己没有卖的自由。比如家里养了几只鸡拿到镇上去，集镇上遇到的对象几乎都是和你一样的农民，很少需要买鸡，即便要买也不会出太高的价钱，偶尔也有贩子来收，价格也是压得很低，因为你家不卖他家卖，农民很难凑得到一块。后来学了经济学才知道，农民买东西遇到的是垄断市场，价格是别人说了算，农民卖东西遇到的是完全竞争市场，价格是大家说了算，谁叫农民就如马克思说的像一袋马铃薯呢！再加上那时的交通通讯不便，农民没有能力突破市场半径对生产的限制，就只能独自承担着这极大的市场价格风险，那瘦弱的身躯如何吃得消？好在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藩篱被拆除了，农民在农村没法赚到合意的收入，在外打工的人却不时寄来汇款单，这种诱惑对村民来说不是一般的大，于是纷纷关闭了竹筷场，放弃了养鱼塘，拔掉了罗汉果树苗，把田地交给了父母，开始跟着浩浩荡荡的队伍，不顾一切地从江西老家出发，奔赴广州、深圳、东莞、浙江、上海.....从此，乡镇（原来的人民公社改称呼了）最为忙碌的单位就是邮电所了：一封封家书，一张张汇款单，后来还有一通通电话（那时农村家庭没有电话，个人也没有手机，只能约好在乡镇邮电所通电话），一片繁忙景象。
可是，与邮电所的繁忙相比，原本热闹的村庄却变得“孤寂”起来：孩子身边双亲只剩下单亲，不是缺爸就是少妈；老人身边只剩下的孩子，不是成年的儿子而是年幼的孙子；稻田里再也不见了年年修渠整土的农民，野草与淤泥开始肆意蔓延；冬修水利已经成为了往事，水库开始年年遭遇百年一遇的洪水或者旱灾......总之，农村人走了，尤其是那些有能力有干劲的年轻人走了，也就带走了一切：农村的土地产出被带走了；农村的消费市场被带走了；农村的知识技能被带走了；农村的绿水青山被带走了；甚至农村的喜怒哀乐声音都被带走了！换回来的只有那一张一张的汇款单，这些汇款单在累积三五年之后，变成了农村一座座小洋楼，替代了祖上留下来的居住格调，不见了江西民居的屋檐翘角。在我居住的村里，由于原本祖辈就是从广东过来的，在这样的打工潮流中，不少人干脆抛弃了数十年在江西的打拼，拖家带口回到广东祖籍地，尽管多是在粤东山区，但毕竟离打工之地要近得多。仅仅在我那小小的村落，80年代末迁回广东的就有数十户人家，这是我见到的最为壮观的人口迁徙。这种打工经济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外面的世界却在不断变化，原本在广东打工可以赚得比在家更高的收入，在一天天的物价上涨而农民工工资不变中显得越来越微薄，许多打工者出去一年，口袋里能够剩下的仅仅是春节回家的路费，即便如此，来年也还是要出去的，因为面对家乡的土地，他们早已忘记如何耕作，更何况已经习惯了都市的喧嚣，只要还能找到一块栖身之地，他们也愿意留在都市，喝着劣质的啤酒哄自己开心！
从系统的视角来看，农村的凋零是必然的：改革开放之初农村之所以能够走出“死态”，是因为在原本隔绝的世界里，有了与外界的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流，有资金、技术、知识、信息从外界流入到了村庄，不管是罗汉果、杂交水稻、养鱼还是做竹筷，这些经济活动发生在村庄，形成了新的市场消费需求，新的产品产出，经济活动的交互性，产生了许多新的能量，使村庄朝气十足。遗憾的是，农村这种多元化产业的发展终究在改革进程中由于城市能量的释放（尤其是国有企业改制释放的能量），使农村刚刚获得的一点生气又被收了回去，而且还带走了农村最具活力的生产要素——青壮劳动力！最终导致农村与外界系统的物质能量互动中，成了纯粹的输出者，最终散尽了自己的能量，重新回到产业凋零的系统“死态”之中，城乡差别越来越大！
三、“创业经济”才是农村繁荣的出路
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依赖近30年的“打工经济”如今可以说是走到了尽头，今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打工经济带来的“村庄凋敝”后遗症是如此的严重。当年出去的第一代农民工现在已是50出头，在外30年却没能在都市找到一个聊以养老的窝，如今下一代又要出去打工，自己却无奈地像自己的父辈一样，被迫回到那尽管有些陌生的家乡，继续担负起照顾下一代的责任。然而，他们并没有逃出上代人的怪圈，他们的养老生存，仍然得依赖那片曾经被自己抛弃的土地，所不同的只是，他们从地里刨食的本领早已不如自己的父辈，生活变得更加艰辛！30年的打工经历，换来了他们的感悟：农村人的幸福必须依靠农村自身的发展！那么，如何才能使农村与外界系统的物质信息能量互动实现从“输出状态”到“交互状态”的转变呢？唯有通过农村创业，发展创业经济。究其原因，我有三点理解：
一是农村创业是中国城市化的道路选择。有人说，农村的凋零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也许没有错，但这是否意味着城市化就是大城市化，实在值得推敲。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数量庞大，依赖大城市来消化这大量农村人口实践证明是有困难的，因此我们提出了“城镇化”的概念，城镇化里面一个最基本的含义，仍然是非农产业的发展（或者称为工业化），农村工业化如何实现？那就得推动农村创业，发展农村创业经济。
二是农村创业是村庄获得繁荣的基本路径。打工经济无法实现农村的繁荣，是因为它导致农村与外界系统的物质能量互动中“入不敷出”，农村人通过打工得到的那点收入，虽然支撑农村盖起了房子，但却使农村失去了劳动力、知识、土地（经常被撂荒）、青山绿水等生产要素，没有生产活动发生在农村，就没有频繁的交易发生在农村，也就不会有农村经济的繁荣。显然，仅仅依靠打工收入的经济形态，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缺乏内生性，难以长期支持农村的稳定持续发展。我们看到，依靠打工经济的农村，现在出现大量农村公共品缺失的情况，导致基本的农业生产都无法维持，几乎年年遭遇百年一遇的灾害而无力自救，就是最好的例证。发展创业经济，从农村外部将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引入农村，与农村的存量要素相结合，生成新的能量，才能使农村与外界系统的物质能量形成“交互”，有了交换频率的提高，才有剩余产生，剩余越多，农村就越繁荣，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不断地交替采取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资本论第一卷176页）。
三是农村创业是真正提高农民福祉的良方。农村通过创业活动，不断吸纳资金、技术、知识、人才等生产要素流入村庄，改变“打工经济”下农村净要素流出的状况，与此同时，通过新增要素与存量要素的互动，形成农村新的产出，使农村与外界系统的物质能量信息流动由原来的单向流出变成双向交换，推动这种物质能量交互的是农民，获益的自然也是农民。创业经济给农民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收益，还有精神上的收益，农村创业使农民不用背井离乡，骨肉分离，能在家门口就业，享受天伦之乐，这种精神上的收益是不能用货币来衡量的。而且，随着创业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会改变村民对生活环境的要求，唤起人们对村庄环境保护的意识，真正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含义，农民的自觉活动是农村留得住乡愁的最为重要的保证！
有人可能怀疑，农村创业能够实现吗？事实上，中西部地区农村的“打工经济”本身就说明了农村创业的可能性。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温州模式、珠江模式、苏南模式，专家们称其为“专业镇经济”、“块状经济”、“集群经济”的创业经济，哪一个不是发生在农村呢？这些原本的农村地区，通过创业经济之路走向了城镇化，不正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的示范吗？如果说这些地方之所以率先走向创业经济之路，是因为它们靠近大都市，具有得天独厚的市场条件，那么，今天的中西部农村尽管仍然距离大都市十分遥远，但互联网和高铁时代的到来，大大延伸了创业者触摸市场的手臂，空间的距离已经阻挡不住区域市场的交互联系，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创业完全具有冲破区域空间阻隔的能力，实现自己创业经济的梦想。就在写这篇文章之际，我坐在江苏的工作室里，收到了来自广西的学生快递送来的“融安金桔”，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市场特征！
当浙江农村开启“特色小镇”建设的时候，对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来说，是时候结束“打工经济”时代了，是时候开启农村“创业经济”的新时代了，如果仍然固守“打工经济”的思维，必将被城市化的滚滚潮流所淹没，所抛弃......
（作者：江苏大学教授 博导；广西特聘专家；柳州市人民政府顾问）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微信号 三农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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