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安、孙少平，是作家路遥刻画的黄土高原陕北农村的两个不同追求、不同类型的青年形象。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两个回乡青年人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场农村改革，选择了不同择业观。少安选择扎根农村，借助各级政府支持个体经济的“跳板”，改变个人及家庭的命运，是立足农村的农民青年代表；少平是不服命运安排，走出农村的代表，抓住转移农村户口和招工的机会，挤进体制内是知识青年的代表。两个来源于生活的人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随处可见，今天读起来仍让人感同身受，心潮澎湃。
今天的农村还有“少安”、“少平”吗？我回到了老家，湖北西南部的一个山区县的乡镇。正逢打工人员返乡过年，乡村出现一年最热闹的景象。同长期工作在乡村的基层干部、外出务工人员、在外求学的大学生的交流，寻找一个个如今乡村的“少安”。结果是多“少平”少“少安”，甚至基层干部发出感叹：乡村已经失去“少安”生存的土壤和环境，失去扎根农村发展的通道。
一、留在家里没出路
我大爷爷现在是三代同堂，很有点像《平凡的世界》的“孙玉厚”一家，大爷爷在人民公社时期当过生产队长，对各种农活拿得起，做得精，他共生育了一男四女。除儿子读了高中外，四个女儿都只读到小学就回家务农，先后出嫁到本村和邻近的村子。儿子1982年高中毕业后，正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大爷爷要儿子去学门手艺，儿子不愿意吃这份苦，后托人到乡砖瓦厂上班，儿子去干了一个多月，结果比种田还苦。再后来同村的人邀他到煤矿上班，大爷爷、大婆婆死活不让他去，他就干脆当起了“少安”。大爷爷说，“大风吹不倒犁尾巴”，我们祖祖辈辈是种田的，就认命种田了。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儿子学会种田的十八般武艺，遗传了父辈会农活的基因。当时国家提高粮油价格，全家还发展养猪家庭养殖，加上妹妹还未出嫁，靠种粮日子过得很红火，还做起简易楼房。儿子虽是高中毕业，安心务农，甘心当“少安”，一家依靠勤劳苦挣，五年盖了一栋三层楼房。年过半百的儿子觉得老的身体好，小的能外出挣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日子过很安逸。
孙子是九十年代初出生，初中毕业后，大爷爷说，家里8亩水田和3亩旱地，靠他和儿子、儿媳就够了，安排他去学兽医，干了三年。看到同龄人都出去打工赚钱多，开始不安分这门手艺了，跑出去打裁缝工，一年能挣回2万多。最近二三年，能挣回5万多，还带回了一个四川媳妇。今年腊月二十四，家里刚刚为他举行了婚礼。大爷爷说，经常做梦梦起孙子，一年到头只能看见20多天。想留他在家周围找个事做，孙子不干，说我又不会种田，附近也没有合适的事想正月初八就走。他的父母不愿他像父辈一样，窝在农村当“少安”，支持他外出打工，说到：哪有年轻的在家里的，等我有了孙子再说。
大爷爷所在的小组，29个农户，共132人，几乎 55岁以下的人全部进城务工，有的全家甚至在外务工，平日在家不到50人。平常看不见年轻的身影，只有在春节期间或家中老人去世的时候，才能看见他们。村里干部讲到，年轻人在村里的确难差事，镇里前几年还有几家小纸厂、小采石厂，现在因为环保政策全部关了，只剩有一家石材厂。农业税取消后，许多农户水田改种成茶叶，种田的都改行成茶农了。现在上面提倡培养职业农民，全镇只有2户，都是好多年前都成茶叶专业大户，很少有从现在起步的。年轻人只有选择打工这条路。
二、留下来的烦恼
我大爷爷的大外孙子，家在镇上，有经营头脑。初中毕业后，在外打工有了10多万的积蓄，回乡结婚后，就想在家门口就业，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当下现代的“少安”。考察了一段时间，同父母商量决定在镇上开个餐馆，因为镇上只有一家中档规模的餐馆，生意很好。他们也就投资近8万元，开了家“十字桥”餐馆，供应早中晚，开业后生意还过得去，他的父母也在后厨帮忙，他和妻子忙前忙后，早起晚睡，很是辛苦。但日子一长，生意就不景气了，固定客人都是过路骑车搞贩运的，附近做小生意的，消费20至30元多元就不错了。而附近那家餐馆有个亲戚在镇政府里工作，对公的客人都上旁边就餐，而他的餐馆很少有公款消费的。大外孙子讲到，一次，一个猪贩子点了10元的菜，结果吃了一电饭煲饭。后来，生意越来越差，搞得人也没心思做，不到一年就关门了。他听到开挖掘机赚钱，同人合伙买了个挖掘机，四处求人揽活，揽活后又难结账，维持了半年，亏本把挖掘机卖了。他说，亲戚没有一个当干部的，沾不上一点光。开餐馆，开挖机，人也亏灰心了。前年，他只好第二次踏上外出务工的路。今年春节回老家见到他，他还买了小车，说前几年留在家里耽误了时间，两口子少挣了20多万，说不定早在城里买了房子。
三、留下来的生存法则
我大爷爷的三女婿是个泥瓦匠，人也憨厚，从学艺开始，一直就跟着师傅干，前十年仅能养家糊口，加上生了两个女儿，都在上寄宿制初中，还住的是土屋。前些年听说因经济原因两口子常闹离婚，最近几年开始单干，承担农村做房的活越来越多，收入逐年增长，也盖起了村里数一数二的漂亮楼房。
这次碰到他，他说，去年就承包了20多栋楼房，还带了5个徒弟，盖房盖到附近二个县市农村。自从开展新农村建设以来，做房子的、修路的事一桩接一桩，但接的是别人转手的工程，一算只要有略有利润，我都接，大的赚不到，也不是我这样的人赚的。前年，别人鼓动我去镇里参加一栋房子招标，先是给送钱，再是请人吃饭就吃了几千，还做什么标书，参加投标，结果标没中，耽误了上十天，才发现是给别人陪跑。从这以后，我再也不想大工程，就从别人手中接些小工程做。
村里人说大爷爷的三女婿是憨人有憨福。前几年，别人劝他出去打工，他说几个兄弟都出去了，老人没有人照顾，女儿又小，老婆一人忙不过来，干脆留在家里，有事就去做泥瓦工，无事就下口粮田。后来，形势一变，打工的挣了钱，回到家盖楼房，他就包工包料；不包工包料，他就只讲工钱。后来，学会简易装修，能承担一整栋楼的里里外外的活。在老家农村，人们都认同这种建房方式，他不仅生存下来了，而且收入也高。其实，他长期生活在乡村，是个适应市场的精明人，也有了一套生存法则：不做大工程，只做别人看不起眼的小工程；包工的房子愿意做，包工包料的同样做，慢慢地做小有名气。
大爷爷说，三女婿最有钱，少说一年要挣20多万，但不露富。的确，从他的衣着和消费看，是个勤劳节俭的人，特别是他的一双手，布满了老茧。但他的一对女儿，从衣着和用的手机看，显然高于其它人。
四、是外出是留下来的彷徨
我大爷爷的二女婿在村里有个外号，叫“青水彪”，意思人长得好看，但做事喜欢耍滑头。在大爷爷的四个女婿中，算最聪明的一个，在家种田时，因吃不得苦，家境平平。后来，他儿子初中毕业了，他带着老婆、儿子三人出去打工，先是在北京打裁缝工，他嫌工作强度太苦，又转到广州一木器厂打工。经变换地点、变换工种，收入同其它一起出去的人相差一半。前几年春节回家，大爷爷的其它几个女婿背后议论他，滑里滑稽，走到哪儿都干不长。
2011年，他看到大爷爷的三女婿做房子生意好，要跟着他做瓦匠。同是连襟，三女婿有几份同情，答应帮他一把，泥里水里干了几个月，收入是高出不少，但他嫌瓦匠也苦，就“三天打雨，二天晒网”，特别是急于赶工的时候，他找个借口不出工。后来，三女婿给结清了工钱，劝他找别的事情做，免得伤害两个连襟的感情。
长期在外打工，他已满儿子25岁了，还没有对象。这次春节，他四处请人给儿子提亲。他说过年后，老婆儿子要出去就出去，他不准备外出了，准备安心在家做事。我问起他的真实想法，他说，在外漂泊10多年，家里锁门10多年，人到中年，家不像家，钱是挣不完的。准备向郎舅学习，在5亩地上种茶叶，有时间在周围打短工。但还是心有不甘，如果外面有赚钱的门路，还是想去干几年。
同老家人的交谈中，我认为“少安”们经历农村发展的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比一个阶段更残酷，更现实，逐渐失去“跳板”。第一阶段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为“政策留住了‘少安’们”。 那时农村到处是“少安”，因为政策刚放开，一池春水被激活，为解决温饱问题，初高中毕业的青年人在父辈的带领下，种粮食新品种，学习新技术，还发展家庭养殖，加上国家提高粮油价格，种田积极性高涨。“少安”们就是面对自然灾害，也发出“靠天吃饭，天不下雨，靠地打粮，地不出苗，人有多大本事”的呼喊，但没有离开土地和责任田，这一时期，农村最适合“少安”们的生存与发展。第二阶段是国家取消定购任务的九十年代中期至2003年，为“负担赶走了少安’们”。这一时期，出现了“卖粮难”的问题，农业上的“三提五统”逐年增长，“七站八所”也找农民收费；加上农村水利设施老化，农药化肥涨价，农民种粮出现增产不增收的问题，一方面农业成本增加，另一方面负担增长，加之国家政策层面长期得不到解决；乡镇企业相继关闭，以工补农、哺农的源头枯竭。同时，上学、就医等隐情费用增加，因灾、因病返贫等问题突出，于是，迫于生计，“少安”们开始放弃脚下这片耕地，像“少平”一样外出打工挣钱。第三阶段是2003年至2015年，为“资本逼走了‘少安’们”。 这一时期，中央连续发出了13个一号文件，从取消农业税到良种补贴、水利建设、现代农业等方面，各级政府都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上，给农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各级政府反复强调要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民要参与其中。但各级的财政资金是随着项目走，到了乡镇，修路、整地、改水等项目就由专业公司来建设，单个“少安”想参与进去，利用熟人社会的优势，发挥“开疆拓土”的作用，无雄厚的资金实力，也无技术优势，无法进入其中，让外来的资本承揽一切，“少安”只能当“配角”。这些资本的背后，其实际控制人不少都是一些有劣迹的人，村民不认可，但他们同政府掌权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时还驱赶“少安”，逼得他们退而求其安，远走他乡去打工。同时，县、乡镇政府连续10多年提出工业立市、工业强市的发展战略，招商引资办企业，也把 “少安” 吸引到了城镇。惠农政策最大的赢家是有资本的人。
“农村是凋敝的农村，农村家庭是残缺的家庭”。很多人这样形容当下的农村。我老家所在的村，2003年由三个小村合并而成，在册人口2300多人，除去在读学生，在外务工人员达到1500多人，占到60%以上。55岁以下的人几乎进城务工，有的全家在外务工，剩下的全部老人和幼儿园的小孩。由于撤校并校，小学、初中全部到镇上集中寄宿，高中、职校到县城就读，平日的农村常见的都是“8361”部队，缺乏以往的生机和活力，一点也不夸张。只有在春节或老人去世的时候，才能看见“少安”、“少平”们的身影。
老家农村多“少平”少“少安”的恶性循环，非一日出现，非一策能破解。在调查中，我始终处于矛盾纠结中，一方面各级政府从户籍制度、购房、打工子女教育等方面，刺激“少安”进城，再平凡的“少安”也要进城实现梦想。另一方面，政府和社会正不断撤除“跳板”， “少平”们失去向上的通道。大量青年人进城，制约着建设小康社会、农村经济发展、建设新农村的未来。我试图从“少安”身上寻找答案，从微观层面探寻“少平”们在国家政策和农村现状碰撞中失去“跳板”的成因。
1、面子抹不开
在老家农村，面子高于一切。农村改革初期，勤劳致富光荣，谁成了万元户最风光，最有面子，最有话语权。后来，种田挣不到钱，出生于五十、六十年代的第一代“少安”们纷纷外出打工，有的最早在村里做了漂亮的楼房，让男女老少羡慕不已，全家人觉得有面子，过去很多在村里抬不起头的人终于能昂首挺胸了。他们的孩子从出身和上学开始，就看到父母外出打工，认为在农村干一辈子没出息，缺乏扎根农村、改变农村、致富农村的思想基础，觉得在家务农没有面子；初中一毕业，就告诉他们谁出去挣了大钱，谁呆在家里只能饱肚子，变成了第一代“少安”。
只有消极的教育引导，没有正面的典型引路，老少“少安”离开农村，出现轻视农业、逃离农村现象。即使有个别想在农村求发展的，也因为面子，在熟人社会里抬不起头，被父母及长辈逼着离开家乡。
2、票子挣不来
挣不来票子在农村是严酷的现实。村干部说，凡是房子盖得漂亮，门前有小车的，都是外出打工的。家里楼房没有装修的或者住土屋的，都是在家务农。我有两个亲戚很有代表性，一个是姨父，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家务农，住的父辈七十年代盖的土房子，舍不吃穿，通过养猪和在本地煤矿干活，仅供养了独生女儿上了大学。2006年才出去打工，是最后一批离开农村。他说，从高中毕业后的18年间，早出晚归，只能养家糊口，同村的人看不起他。女儿上大学后，他们夫妻熬不住了，跟着亲戚出去打裁缝工，虽然挣的比同龄人低，但比在家收入高，四年间就回家做了楼房。他一直感到后悔，应该早出去打工。还有一个初中没有毕业的小舅舅，十五岁不满就外出打工，年龄比前面的姨父10多岁，开始几年也没有挣到钱，后来进大厂做裁缝，收入比较稳定，回来盖了楼房，结了婚，没靠父母掏钱，前年还买了车。
俗话说，腰中无钱是病人。挣回多少票子代表一个人的身价，现在茶余饭后谈的都是一年挣多少。村支书跟我说，村干部过去有面子，现在没人愿意当，年轻人看不起。前年，村里培养了一个年轻后备干部，村民都说是个好苗子，群众关系也好，但年收入不到5000元。他在村里干了一年多，去年还是打工去了。
3、老婆讨不回
近十年间，农村青年通婚圈出现重大变化。农村青年婚姻观、家庭观变得更加现实，结婚要有房有车有聘礼钱，如果不外出打工，再俊的小伙很难找到媳妇而且本地媳妇婚嫁费用高。收入平平，家中又没有多少积蓄的，媒人都不愿给提亲，因为媒人知道，收入不高的小伙很难被人相中。这样，过去最好结婚的独子家庭，也因收入问题变成结婚难，于是，出现了大量高龄未婚单身青年。
4、路子寻不着
出身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少安”成长市场经济的年代，应该是农村的中坚力量。现在的村庄不是“双水村”，青年人不会农活、不识庄稼，已经是普遍现象。不少人说，我们回来干什么？我们什么都不会？现实是外出的大量返乡，乡村里还真寻不到适宜青年农民的路子。现在农村青年的出路分为三个层次，成绩好的上了高中再上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在大中城市实现稳定就业；其次是成绩稍差一点，初中毕业后上了职高，现在职高实行“订单式”、“定向型”培训教育，一毕业就直接被学校送到沿海企业；最后一批，就是初中毕业跟随打工大军到大城市务工。上了大学的青年，他好不容易跳出农门，在城市安了家，有的自身发展也好，再好的政策，也不会回来。再就是上了职高，在外发展一般的，愿意扎根农村的，如果有更大创业平台，有发展“跳板”, 能在政策、资金、技术给予扶持，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表示愿意回来当 “少安”。最后是初中毕业外出打工的，他们步入父母的后尘，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就是回来了，也找不到路子，正在成为打工路上的代际传递。
无论是少平还是少安都是努力为生活奋斗的农村青年形象，都被他们身上的活力和坚持所打动，希望现在的农村青年也能找到自己的路。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生）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新乡土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