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乡贤文化”？
小时候最爱看的电影叫做《七品芝麻官》，知道里面的七品官是县官，只是很奇怪为什么被称为“芝麻官”，因为在现实中的“县长”在我心中已经是很大的官了，记得那时我们村里有一个从部队退伍的军人，是我小学同学的亲戚，在县里给“县官”（还不一定是县长呢）开车，每一次他开着小车来到我们小山村，都会引起一阵沸腾，那种羡慕自不必说了。后来读书才知道，中国古代有“皇权止于县政”的说法，县已经是中国行政中的最低一级，“知县”也就是最小的行政长官，因此被称为“芝麻大的官”。正因为是最小的官，要管的事情也最多，县里的财政、治安、审判、教育、福利等诸多事物，都要这个知县负责，县衙里面也仅仅设有县丞、主簿、典吏、书吏、公差、师爷等少数几个职位，所以才能看到古代升堂判案都是“县老爷”亲自登堂的。那个时代分工水平低，一个人要干这么多事情，不像现在分工那么细，专业化水平高了，但也就多出不少的公职人员。
这就有一个疑问：县就是最低一级的行政机构了，那今天的乡、村一级都由谁来管理呢？原来，古代中国由于是传统的农业文明占据主导地位，国家政权对乡村实行间接管理，乡村治理基本上是依靠士绅、宗族等乡村社会政治优势集团的自组织力量来维持乡村的有序性的。这些士绅、宗族等被称为“乡贤”，那时候的所谓乡贤，主要有两类人：一是通过读书，获得功名、学品和官位，在退休之后衣锦还乡的人；二是通过商场鏖战累积了巨额财富之后退居还乡的人。总之，乡贤是在产、学、官等各条战线中经过努力奋斗，取得丰硕成就的能人志士，他们最后回到自己的故乡，凭借自己的才华、品行和能力为家乡做出巨大贡献，获得乡民的崇尚与尊敬，成为乡村的建设、风习教化和乡村治理的权威力量。由此观之，所谓乡贤文化，首先得有乡贤阶层的存在：古时候要成为乡贤的人，需要有成就，需要有品德，需要返回家乡做出大的贡献并得到乡民的认可。与此同时，乡贤也因为掌握着丰富的人脉，厚实的资产，过人的智慧，在乡村社会里有着至高的权威，从而能够维持乡村治理的有序协调。
不过话说回来，仅仅有乡贤阶层这些能人志士的存在，还不能顺利实现乡村的有序治理，这种治理的基础，是这些能够成为乡贤的能人志士在百姓心中有足够的权威，能够形成百姓崇尚的精神领袖，否则，你能你的，我干我的，为啥要听你的安排？在汉语里，“崇尚”的意思是尊崇，提倡，意即推崇某种观念。在一个社会中大家形成一种共识，齐心推崇一种观念，把这种观念嵌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那就是文化的内涵了。看过李顺德博士的一篇题为《什么是文化》的文章，里面说“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和化人”，所谓人化，就是按照人的方式改变世界，改造世界，使任何事物都带有人文的性质。在乡贤文化中，就是按照乡贤的品行去规范人的行为，大家认同乡贤高尚行为的垂范作用，并把它运用到生活当中，而不是把这种精神当做一种宗教一种神教供奉起来；而所谓化人，就是把改造世界的成果用来培养人，提高人，让人更全面更自由发展。在乡贤文化中，每个乡民都以乡贤的行为为典范，学习他们的勤劳、智慧、热心、贤德，并不断把这种教义传给下一代，让乡贤的品德精神在乡民中得到认可，并代代相传，乡村由此变得和谐有序。
由此看来，乡贤文化对村庄的治理，得有两个条件：一是村子里出了能人，他们不仅事业辉煌，更有高尚的品德，有热心为村落作出杰出贡献；二是乡民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崇尚乡贤这种热心为民的品德，并以此为自己的行为典范，崇尚这种精神。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一个村子里如果有乡贤这样的人，当然是村庄的大幸，他可能给村庄带来智慧，财富和精神力量，但如果这种贤德不能成为乡民共同崇尚的价值观，这种榜样的力量就会小很多，久而久之，乡贤的贤德得不到崇尚，这种贤德行为也就会慢慢弱化，乡贤文化也就难以起到治理乡村的作用。这就像当下，大街上看到老人摔倒，帮人救人者被讹诈，见义勇为得不到大家的崇尚，反被认为是极具风险的傻子行为，久而久之，就会形成遇人困难而没人施手相救的情形了。所以，乡贤文化，要觅得乡贤，更要塑造崇尚乡贤德行的文化！
学习乡贤赵亚夫精神
二、古时“乡贤”今安在？
在古时候，乡贤是指那些在外打拼（或做官、或读书、或经商）事业成功然后退居家乡为家乡做出杰出贡献，得到当地乡民所推崇的人。然而，由于时代的变革，现在的乡村已经很难找到这种乡贤了，因为满足上述条件的贤者已经不太可能返回农村居住了。城乡二元体制下的中国，形成了城乡隔离的制度藩篱，城乡之间的人员流动是单向的，不管以哪种方式走进城市的人，只要进城了就不太可能再有返乡的机会。在改革之前，从农村进入城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能够进入城市的人，在农村没有户口，也就没有的生存的基本依托，所以进了城就出不来了！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户口制度有所放松，但是几十年城乡隔离政策造成的城乡差别，表现在教育、医疗、交通、生活环境等方方面面，在人往高处走的动机驱动下，人们更多的是想尽千方百计在城市呆下来，能呆下来的都是有能力的，有能力呆下来的都不想回去。我就清楚地记得，我们考研究生的时候，很多人的动机就是为了获得一张城市通行证，至于学什么专业，是不是自己的兴趣爱好，其实都不是太重要。即便是那些在城市打工的乡民，有朝一日赚得一桶金，也会想尽千方百计在城市买上住房，办好户口，留在城市！因此我们看到，如今的农村，流失最为严重的就是人才，而且这些农村精英流向城市几乎都是一去不复返的，因为正如王君柏在他的文章写到的，“乡下，确实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
所以，如果我们以过去的框框去套现在的乡贤条件，能够找到乡贤的乡村就太少了。然而，随着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庄集体经济不断式微，村两委作为外生的制度权威出现不同程度的弱化，农村社会精英的不断流向城市又导致乡村的内生权威不断丧失，两股力量的叠加导致的村庄文化空心化，使得许多村庄出现“混混治村”的治理困境，村庄不断走向无序化。要把村庄从这种无序化治理中摆脱出来，重塑乡贤文化又显得十分必要。那么，我们该从何处去寻找乡贤呢？
从上面所说的情况看，困境主要在于现在的农村精英离开农村后基本没有回流，从而造成乡贤缺失。不过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因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乡村产生能人志士的路径更为广阔了，时代应该赋予“乡贤”更为宽广的内涵，而不能仅仅局限在“从农村走出去，事业有成之后退居返乡者”的简单范围之内。我认为，现在能够成为乡贤的，也至少应该有两种类型：一是村庄里土生土长的“乡贤”。改革开放推进的社会转型，各行各业都经历着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创造的种种机会，使一些乡村精英脱颖而出。比如种田能手，创业精英，道德楷模，致富标兵。他们没有离开自己的故乡，不是古代衣锦还乡的乡绅，但一样具有成功的事业，一样具有高尚的品德，完全具备“乡贤”资质；二是从村庄走出去如今远离故土的“乡贤”。如上所述在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与转变过程中，大量农村精英通过各种途径流向城市，并在城市落脚扎根，如今远离故土。比如读书出去的知识分子，创业出去的企业家，离退休的社会公职人员等等。他们与古代的乡贤相比，只缺一个条件，就是没有返回家乡居住，其他条件具备乡贤资质者甚众。
时代不同了，我们应该把上述两种人才都称为“乡贤”，在家的称为“内贤”，在外的称为“外贤”，不管是内贤还是外贤，都能在很大程度上发挥其“乡贤”功能。这是因为，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所谓“乡贤”，也就可以理解为“具有乡土性的贤人”。在乡土社会中，人际的交往基本社群具有“家”的性质，只不过是一种扩大了的“家”而已。其中，以村落为边界的地缘关系网络逐步推开，走到镇里认同村，走到县里认同乡，走到省里认同县，如此形成一个“差序格局”。所以，不管是在本乡本土还是远离他乡的这些能人志士，尽管生活在剧烈变动的社会转型时期，但乡土社会这种旧的社会构架尚没有完全崩溃，为了“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也好，为了“光宗耀祖”也好，乡土情结仍然成为一种维系，将他们与村庄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些“贤人”应该都具有某种“乡土性”。所以，如今的乡贤，不必再拘泥于是否在村外成就了事业，是否衣锦还了乡，只要有辉煌的成就，有高尚的品德，就能成为乡贤，造福乡村，恩泽后人。
三、如何让崇尚“乡贤”的文化回到乡村？
上述表明，我们这个时代的农村并不缺乏具有乡贤担当能力的能人志士，缺失的是一种崇尚乡贤的文化。如果我们把乡村文化看作是乡村族群内在精神的传承、创造与发展。那么，乡贤文化就是乡村族群把对乡贤精神的崇尚，尊敬作为一种内心的精神和修养。然而，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如今的乡村在市场经济的冲刷下，不断受到“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冲击，“个人奋斗”、“及时行乐”替代了“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的生活信条，贺雪峰教授在他主编的《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总序中，把农村这种价值观失序状况称为“终极价值缺位”，并由此造成人们价值追求失去方向与底线，许多农村出现不再崇尚赡养老人、抚养小孩、行善积德的好品质，虐待父母，抛弃儿女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如果善行不再，吃苦耐劳精神不再，良风美俗不再，孝道不再，伦理不再，那么，也会不再有崇尚乡贤的文化！这才是农村目前所真正缺失的东西。
想要找回乡村崇尚乡贤的“文化”，现在看来得有一个过程。人们常说，许多触动产生一个想法，许多想法产生一个行动，许多行动形成一个习惯，许多习惯攒出一个传统，许多传统才能沉淀一点文化！所以破坏文化是很容易的，要形成却会变得十分艰难，小时候妈妈就告诫我，“学坏三朝，学好三年”，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现在要想重拾乡贤文化，有许多事情要做：
一是要重塑乡民对“乡贤”群体的认知。崇尚乡贤的善举，是一种价值观，要重塑乡贤文化，就要重塑乡民的价值观，让他们重新树立起对“乡贤”群体的认知，对乡贤善举的认可。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要积极主动保护乡村的乡贤资源，不断进行宣传引导，培养村民对乡贤文化的认同，对乡贤行为的崇尚，让正气压倒邪气！
二是要加大乡贤与乡民互动的频率。任何说教也没有实际行动的教育来得真实有效。人们常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一定要让村民眼见乡贤的善举善德，时间久了，自然也就相信了。如前所述，新时代的乡贤可能大多不在乡村居住，尤其那些“外贤”，如何才能让他们与村民发生互动？首先需要地方政府先把他们找回来，要掌握一个村落走出去的能人志士现在都在哪里？在干什么？有什么成就？能够为家乡做些什么？地方政府不积极主动沟通，乡贤就成为过客，村落见不到乡贤的踪迹，何能让村民相信乡贤？更不用说崇尚乡贤了。所以，眼下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地方政府积极主动寻找乡贤，搭建平台让他们返乡贡献他们的才智，回来次数多了，为乡里贡献多了，频率提高才能获得乡民的认可，业绩贡献大才能真正得到乡民的推崇。
三是要建立系统高效的乡贤组织机构。乡贤与村民的互动要高频率地展开，并有条不紊地做对村民有利的事情，这就需要组织。在农村可以建立乡贤理事会，建立乡贤信息库，收集乡贤信息，引领乡贤返乡服务。如今乡贤作用发挥不够，主要在于没有渠道，没有平台。有了渠道与平台，让乡贤在这些渠道与平台上为家乡贡献力量，这会有一种很好的示范效应。中国文化是乡土文化，乡土文化是情感性的，情感的表达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正是这种排他性，会让乡贤们形成一种竞争，争先为家乡做贡献。记得家乡村里修路的情景，村长请在外工作和创业的村民一起吃饭，也想让这些乡民为修路捐点钱，在饭桌上大家就纷纷感谢村长的挂念，捐钱更是一个比一个舍得，这种示范效应就是严密组织的结果。
“新乡贤”回归农村，是农村发展的一种期待，乡贤治理是一种软约束，需要乡贤们积善成德，形成乡民的垂范，成为乡村的引领。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乡贤能够参加到家乡的建设当中，也期待家乡能够为这些从村落走出的精英们搭建更多回报家乡的舞台！
作者系江苏大学教授、博导，广西特聘专家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三农庄园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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