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土地改革法的制定，我是亲自参加的，一次是起草，一次是七届三中全会通过此法。这两次活动，一次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召集，一次是刘少奇召集。这一次的土地改革法是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我国是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比较彻底的，也富有经验。不但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经验。不过那时的经验，今天接受的还不够充分。比如，如何对待农民？如何对待农民的利益？在今天还是有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过去有成绩，现在不能因此而骄傲。
所谓总结过去经验，从什么时候算起呢？可从1929年大革命开始。记载这个大革命的是毛主席亲自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当时在中央负责这方面的工作，这是一次。1929年以后革命就转折了。
第二次或者说第二个时期是苏区土改。当时党领导红军实现了红色割据，有了根据地政权才能搞土改，没有政权不能土改，农民自发夺取政权是很困难的。在过去，战争、土改、夺取政权这三件事情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中国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所以苏区土改是中国共产党有计划、有法令的一次土地改革。但是，这个时候出现的大问题是所谓“从肉体上消灭地主”，要把地主扫地出门，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这是个反面经验。
第三个时期是抗战前期，在陕北提出的，停止土改，实行减租减息，二五减租。从1937年到1940年，主要是开辟根据地，这个时期强调“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忽视了群众运动。根据地开辟多了，华北、华中、华南都有，但都没有实行土改。刘少奇去了华中后，强调发动群众，巩固统一战线，稳定中间势力。此时，我在太行根据地。
1942年至1945年，又在减租减息口号下发动群众，可以说这是第四个时期，即发动群众，减租减息。
第五个时期是“五四指示”时期，当时最重要的口号是：一条批准，九条照顾。这时是在对过去经验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批准开始土地改革，放手发动群众。九条照顾，包括中立富农，地主留土地、保生活，保护中农，保护工商业，保护小土地出租者等。这个时期，群众发动起来了，尽管有的地方彻底，有的地方不彻底，总归整个解放区都行动起来了。
第六个时期是1947年，在刘少奇同志主持的土地会议上推出《土地法大纲》。这一次强调打乱平分，强调贫雇农路线。毛主席说刘少奇一贯右倾，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也“左”过，当时把基层干部当作土地改革不彻底的障碍，整干部，叫“搬石头”。发现了“左”的错误后，毛主席、任弼时进行纠正，毛主席发表了晋绥讲话。“搬石头”变成乱打乱杀，杀了一些地主，但主要是搬干部，是很危险的事情。晋绥地区发生牛荫冠事件，让他用绳子牵着他爸爸游街，要他和家庭决裂。后来毛主席在晋绥讲话中，说明我们党有个总路线：抗日统一战线，这个总政策统管个别政策、个别路线。要正确对待地主，中立富农，保护中农，依靠贫雇农。
到1950年是第七个时期了，主要搞新区土改。这一次中央总结过去经验，针对新时期情况，政策定得好多了。刘少奇定稿后，在中央开了个小会，华东来了刘瑞龙，中南来的人最多，有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湖北省委书记刘建勋，中南局有我，我那时是中南局秘书长。这是我第一次见毛主席。毛主席说：我们推翻蒋介石，推翻买办阶级，取得伟大胜利。但是反封建，有个尾子，这个尾子很大，是个大尾巴。现在要把大尾巴割掉，请你们来出出主意，请你们讲一讲。首先由华东局的刘瑞龙讲，他说党需要一个稳定的政策。
我讲了中南局的两条意见，一条是邓子恢主张的，一条是我极力主张的。邓子恢赞成保存富农，但要没收其封建部分（出租的土地或多余土地），“多余”两字邓老是极力坚持的。他认为，中国土地太少，新区人口太多，中南地区地主、富农的土地加起来没有达到70%，只占40%左右。赞成保存富农，但要动一下富农。华东局说保存富农就不动富农，黄克诚和饶漱石还吵了一架，饶漱石是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中央的意见，保留富农。最后，毛主席说赞成保存富农，富农放哨、中农睡觉，发展生产，大有好处。第二条意见是我坚持土改要分步骤，先搞减租反霸，后搞土地改革；土改又分两步，分配土地、土改复查，叫“二步三段法”（中央接受了我这个意见）。反霸减租退押，这一段要“一切权力归农会”，搞思想发动，诉苦会，发现积极分子，还要求知识分子下乡搞“三同”。“两步三段法”最后一段不能免，就是建立组织，用革命组织将土改成果巩固下来。毛主席让我写个报告，我写了及给中央，中央转发全国，后来土改复查又强调了一下。
对土改的意义是有争议的。有一位美籍华人学者，写了几篇文章，认为土改没有必要，中国是自由地主制度，和西欧封建制不同，封建制是国家封给领主一块土地，而中国的土地早就可以自由买卖了，中国地主是自由地主，不是领主、封建地主。
我们反封建的目的是反对土地垄断，中国的土地少，是稀缺资源。土地的功能不只是生产资料，同时也是社会保障，给农民分一块地，是生活资料，也是保障条件。那位美国人和我争论了一下，认为可以接受。
今后，我国土地的稀缺性会越来越严重。不仅土改时期是平分，改革时期实行包产到户，也是平分土地。刘少奇在土改中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农民说来说去是要一个“平”字，为什么要“平”呢？因为如上所述土地不只提供食品，还提供一份社会保障。毛主席和梁漱溟争论。梁漱溟说农民在九天之下，工人在九天之上；毛主席说农民分得土地，免缴地租350亿公斤，而且取得生活保障，我们搞工业化，要向农民收取一点积累。毛主席说梁漱溟实质是反对工业化。
我罗列了几个问题：第一，我们共产党一直坚持的东西，始终没有放弃的，就是通过土地改革解决农民问题。农民取得土地，我们取得农民，对于民主革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是资产阶级不能完成，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完成的任务。这是一项优先的任务，共产党获得政权，一定要做的事情。这个事情洪秀全说了，没有解决；孙中山说了，没有解决；蒋介石说了，在大陆也没有解决。
第二，实现土改的方式，是有偿还是无偿。有偿是向地主赎买，无偿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这在党内是有争论的。1946年，中央曾一度考虑搞有偿，后来大家说多年的土改，都是无偿的，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同志说，东北已经无偿，不能再返回去。后来讨论的时候，中央问我们的意见，我们中南的同志开了个小会，说这个问题太大，我们说不好。有偿在新区不好办，因为老区无偿，已开了先例。中央最后决定回到无偿，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蒋介石在台湾搞土改是有偿的，他们发土地债券，地主可以拿来入股搞工业，把地主变成小企业主。南美国家也是实行有偿的。
第三，如何对待地主，给地主分不分田地，要不要分浮财。战争时期，打土豪、分浮财是土改主要的办法。我随刘邓大军南下，一路打土豪、分浮财，一直到大别山地区。其实这样做没什么好处，军队是流动的，你一走，农民就把分得的东西给人送回去了。邓小平同志主张不再提倡那种做法。
第四，如何对待富农，曾经有一段时间富农分坏田，最后变成没收富农多余部分，因为大家平分土地，富农多余的部分要没收。
第五，如何对待富裕中农，我们是保护中农的，但事实上也侵犯了少量富裕中农。因为划富农有一个指标是剥削量超过25%，由于缺乏严格计算标准，曾经把少量富裕中农划为富农。当时，我们依据的两条标准：一条是雇工8个人，8个人以下不是资本家：一条是中农剥削量超过25%是富农。前一个标准是马克思定的，马克思只是举个例子；后一个标准是毛主席定的。我们在划分阶级时，成了路径依赖，这两个指标不愿意动了。
第六，对中农一直是强调保护的，从苏区到解放区一直是这样。但是1947年打乱平分，改变了原来中间不动两头动的政策，效果不好。农民刚把土地种得像一点样子，就打乱平分。当然，中间不动两头动，也不一定好。
第七，对待贫雇农，还是满足他们的要求。建国后的土改，对保护工商业者，还是很坚决的，对小土地出租者也是保护的。
成绩要肯定，教训要接受。我们一直以为土改结束，反封建的任务就完成了。现在看来，封建传统不会因为土改就被彻底摧毁，西方反封建，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用了很长的时间。
我们要树立民为贵、民为本的思想，保护人权，承认天赋人权。我们的土改只有经济斗争，缺乏一个广泛的反封建传统的阶段性步骤，因为害怕资本主义，就怕个性解放、个人发展。这个课要补，经济改革要加上政治改革，加上民主法制，补上反封建传统这一课。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任务，只有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不够的，政治上的现代化还没实现。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村庄与城市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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