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幅员辽阔、地理与文化环境多样，村庄在差异化的地理环境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础上慢慢形成，各个村庄之间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特征而显示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很难笼统地、不加区分地分析村庄振兴与发展的适应性策略。基于此，文本首先根据各类村庄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有利依托将我国现存的村庄大致划分为ABCD四类，并明确各类村庄未来发展可能的方向；然后详细阐述了B、C两类村庄在发展振兴过程中对精英人物、城乡要素流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需求及可能存在的不同；乡村振兴战略具体实施时，研究者与制度设计者应在深刻理解村庄异质性特征的基础上分类制定差异化的乡村振兴策略；乡村振兴应立足乡村自有的能够为城市系统提供支持与补充的资源要素，充分发挥优势、挖掘潜力并提升价值；乡村振兴必须在区域资源禀赋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布局，保障我们既有“大粮仓”“小菜篮”，又有“后花园”。
【关键词】乡村振兴；村庄异质性；精英人物；城乡要素流动；一二三产业融合
一、引言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度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新时期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遵循。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表示，解决好“三农”问题一直以来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此基础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政策意图明确、清晰。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三农”工作做出的全新战略部署与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虽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达到57%，有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区域发展协调性更强，城乡差距继续缩小。但是，无论城镇化如何发展，据大致估算，2030-2035年我国仍将有4亿左右的人口留在农村，新时期广大农民对缩小城乡差距、共享发展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会越来越迫切。此时，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其历史必然性，乡村振兴战略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全面激活农村发展新活力的重大战略部署。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判断，如果唤醒农村的沉睡资源，打开巨大的农村市场，至少可以支持我国经济在2030年之前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必要性及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努力做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后，需进一步明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措施。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就如何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五个振兴”，指出要从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方面系统推进；另外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推动乡村振兴健康有序进行，科学把握各地差异和特点，不搞一刀切，不搞统一模式，不搞层层加码，杜绝‘形象工程’”。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三不一杜”要求是与我国乡村社会实际情况高度契合的，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理与文化环境多样，作为构成乡村社会的基本单元——村庄，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特征而显示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所以这种情况下很难笼统地、不加区分地分析我国现存的大约60万个村庄振兴与发展的适应性策略，而应该尽量将现有村庄归类之后提出适合其发展的策略。
基于此，本文首先根据不同类型的村庄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有利依托将我国现存的村庄大致划分为ABCD四类；然后分析各类村庄在振兴过程中对精英人物、城乡要素流动、一二三产业融合方面的要求存在的显著差异；最后指出，除了向城市输出传统生产要素，村庄应立足自身特色，在城乡差异化的框架中寻求新的立足点，通过有别于城市的魅力而获得应有的尊重与收益。
二、异质性与村庄类型
相比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多样、文化博大精深。从地形特征来看，陆地上所有的5种基本地形类型在中国均有分布，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有雄伟的高原，起伏的山岭、广阔的平原、低缓的丘陵，还有四周群山环抱、中间地平的大小盆地。从气候特征来看，因我国所跨纬度较广、各地距离海洋远近各异、地势高低不同、地形类型及山脉走向多样，所以气温降水组合多样，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气候特征。从气候类型上看，我国东部属于季风气候（又可细分为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带季风气候和热带季风气候），西北部属温带大陆性气候，青藏高原属高寒气候；从温度带划分看，分布有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和青藏高原区；从干湿地区划分看，有湿润地区、半湿润地区、半干旱地区、干旱地区，且同一个温度带内，可含有不同的干湿区；同一个干湿地区中又含有不同的温度带，地形的复杂多样，使气候更具多样性；而从历史视角来看，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沉淀了中国社会博大精深、绚烂多彩的文化。乡村社会是在中国广阔的大地上缓慢形成的一种重要的社会形态，作为构成乡村社会的基本单元——村庄，正是在这种差异化的地理环境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础上慢慢形成的。201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在其研究中指出，目前我国共有行政村58.8万个，自然村267万个。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特征决定了目前我国现存的大约60万个村庄在禀赋特征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得我们既不能笼统地、不加区分地探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适应性策略，也不能简单粗暴地按照区位将乡村振兴战略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乡村振兴战略。
考虑村庄异质性后，本文根据我国村庄的资源禀赋特征及其在乡村振兴中的有利依托，将我国现有的村庄大致划分为四类（见图1）：种养与自然/人文景观资源均丰富型（A类）；种养资源丰富，但自然/人文景观资源稀缺型（B类）；种养资源稀缺、但自然/人文景观资源丰富型（C类）；种养与自然/人文景观资源均稀缺型（D类）。其中种养资源指适宜耕种的土地、适宜养殖放牧的草/牧场、适宜养殖水生产品的水域等资源；自然景观指大自然自身形成的自然风景，例如银光闪闪的河川、千姿百态的地貌、晶莹潋滟的湖泉、波涛万顷的海洋、光怪陆离的洞穴、幽雅静谧的森林、珍奇逗人的动物和温暖宜人的气候等；人文景观（文化景观）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了满足物质与精神等方面的需求，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叠加了文化特质而构成的景观。其类型多样，涉及范围较广，主要包括历史古迹、古典园林（建筑）、宗教文化、民俗风情、文学与艺术等类型。
由图1展示的村庄分类矩阵可以清晰地看出ABCD四类村庄所对应的特征。需要强调：首先，本文对村庄类型的划分主要基于各类村庄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有利依托，除此之外尚存在其他可能的村庄类型划分标准和方式；其次，在本文划分的四类村庄类型基础上仍存在各种对村庄细分的可能，例如对于种养资源丰富，但自然/人文景观资源稀缺型（B类）的村庄可以根据其距离中心城市的远近而被划分为近郊型和远郊型两类；最后，本文所讨论的村庄并不包括已不具备村庄特质，异化之后的村庄。明确本文对村庄类型的划分标准与条件后，进一步讨论各类村庄发展与振兴的适应性策略。
A类村庄是四类村庄中禀赋条件最好的一类，由图1可以看出，该类村庄种养资源和自然/人文景观资源均较为丰富。根据笔者多年在农村的调研经历发现，这种类型的村庄在我国现存大约60万个村庄中占有的比重非常小、几乎不存在，所以本文不做重点分析。对于A类村庄振兴的适应性策略，可以在考虑其比较优势后，同步参考B、C两类村庄的做法。
B类村庄主要特征为种养资源丰富，但是自然与人文景观资源稀缺。该类村庄在我国四类村庄中属于较为常见的类型，其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平原；新疆、青海、西藏、内蒙古牧区；沿海（海水渔业）及多湖泊、内陆水面多、可养面积多（淡水渔业）的区域。这部分村庄种养自然条件优越，种养历史悠久，生产的农产品占全国农产品总产量的比重较高，几乎承担了保障全国农牧渔产品安全供给的全部职能。未来这一类型的村庄应主要立足其优越的种养资源条件，通过投入良种、技术、机械等要素；改善农田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流转土地进行规模化生产等方式来保障全国农产品的充足、有效供给。未来其主要发展方向应是为我国建成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或特色种养殖产品优势区而贡献力量。
C类村庄主要特征为种养资源稀缺，但是自然与人文景观资源丰富。这类村庄优质耕地资源稀少、农作物单产较低，同时养殖资源稀缺，但是除“混不饱肚子”外，其山地、林地、湖泊等自然景观资源丰富，或者拥有独具一格的历史古迹、古典园林（建筑）、宗教文化、民俗风情、文学与艺术等人文景观。该类村庄在我国村庄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因无法将庞大的山地、林地等自然或民族风情等人文景观资源转化为能够带来收益的资产，所以常常以“沉睡”的状态存在。C类村庄的发展振兴应注重探索如何改变其“好山好水好凄凉”的状态，将“青山绿水变成金山银山”，未来主要发展方向是开发生态、旅游产品以挖掘其休闲观光功能和文化体验功能。
D类村庄是四类村庄中禀赋条件最差的一类，这类村庄既没有丰富的种养资源，其自然/人文景观资源也较为稀缺。该类村庄的形成具有特殊的历史渊源，人们或因避难求生等需求而聚居在该类地区，并在艰难的环境中辛苦谋求生存。但随着社会发展，这类村庄因没有可依凭的发展资源，发展与振兴均异常困难。未来D类村庄发展路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可以抓住精准扶贫过程中异地搬迁的机遇整村搬迁。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64号）》要求，“十三五”时期要帮助981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扶贫搬迁。另一方面则是顺应经济发展潮流，随着一代代人的离开而没落、消亡。D类村庄的发展方向是符合乡村振兴战略的，乡村振兴不是村村振兴，而应是有选择、有规划的振兴。有学者指出，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一些自然条件恶劣，生存资源和环境资源稀缺的村庄“空心化”是不可避免的，是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此时，不应该罔顾社会发展规律而一味村村振兴，一方面国家的财力、物力和资源不能支撑村村振兴，另一方面村村振兴可能造成大量公共资源的分散甚至浪费。
三、差异化的乡村振兴需求
根据不同类型村庄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有利依托，将我国现存的村庄大致划分为ABCD四类并明确各类村庄未来发展方向后，笔者分析发现各类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对精英人物、城乡要素流动、一二三产业融合方面的要求也存在显著差异。
（一）精英人物需求（见表1）
村庄的发展振兴与精英人物带动之间存在强相关关系。因村庄内部个体素质之间的差异，很难期待通过同一时点的集体觉悟促进个体共同发展，所以村庄内部新品种投入、新技术采纳、新设备引进等过程均是渐进式的，必然要依靠一些精英式的人物充当“领头羊”角色，这些精英人物往往乐于尝试新生事物、富有冒险精神，善于发现机会，相比普通村民眼界更加开阔，他们不断地搜寻有利的条件和机会以寻求收益最大化。
虽然B、C两类村庄的发展振兴均离不开精英人物的带动，但是抛开两类村庄所需精英人物具有的共性特征，笔者注意到，两类村庄对精英人物的需求还存在个性化差异。由于种养资源丰富的B类村庄在发展中主要可依托的资源一般为肥沃的土壤、茂盛的草场、广阔的水域等，这类资源更容易具有收益的排他性与独占性特征。精英人物在捕捉到发展机会之后将有动力扩大生产。无论是积极发展家庭农场，还是成立合作社与小农联合互助发展，B类村庄要求的精英人物更倾向于善于从事农业经营、懂农业又具有一定经济头脑。一般而言，一个村庄可能仅有一个这样的精英人物，也可能同时有多个精英人物共存；精英人物对村庄发展的带动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通过技术、信息等的溢出而间接带动。该类精英人物的雏形为种养大户。
表1 B、C两类村庄差异化的精英人物需求
相比而言，C类村庄发展可依托的主要为山地、林地等自然景观资源或历史古迹、古典园林（建筑）等人文景观资源。该类资源体量宏大且很难做到收益独占，这些特征决定了C类村庄很难依靠单个家庭的觉悟实现发展，单个农户家庭没有能力也没有想法组织、治理村庄内部庞大、无序的资源。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一个能够整合村庄内部分散资源、带动村民共同参与村庄建设与发展的精英人物。C类村庄发展所需的精英人物应该是一个提纲挈领式的人物，他们或产生于多年管理村庄事务的权威人物，或者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迅速适应形势而取得成功的村庄精英。除了拥有精英人物共性特征之外，为处理更加复杂的关系，统筹各类分散的资源，C类村庄所需的精英人物还需具备良好的信任基础、突出的组织协调能力、卓越的资源识别与经营能力、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雄厚的经济实力等特征。相比对各种经济激励作出反应，带动C类村庄发展的精英人物更重视精神上的鼓励与自我价值的实现。一个村庄一般有且仅有一个这样的精英人物，精英人物对村庄发展的带动是通过对村庄内部资源的优化重组而实现，最后由村庄成员共享发展成果。从实际案例来看，无论早期发展振兴的江苏华西村、辽宁丹东大梨树村、陕西礼泉袁家村，还是现在新兴发展起来的贵州六盘水舍烹村等一系列村庄的振兴经验，均有力地证明了本文的观点。
（二）城乡要素流动需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乡村振兴战略部分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18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包括“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在内的“七条道路”，由此可见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由之路。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首先要考虑城乡要素流动。需要肯定，无论依靠政府行政的扶持还是市场力量的驱动，如果乡村缺乏面向城市的出口，要素转移单向地有去无回或有进无出，那么最终都将造成市场的萎缩与政府支持的疲乏。在要素输出方面，除了传统经济生产要素外，乡村需要在城乡差异化的框架中寻求新的立足点，以期在市场体系中扮演适宜的角色，提升话语权，通过形成乡村有别于城市的价值魅力来弥合因城乡产业差异而造成的发展差距
图2展示了传统的城乡关系与要素流动情况，由图2可知农村的各类资源面对城市的虹吸效应而日渐式微，而城市反哺给农村的资本与物质回报微乎其微。村庄与外部系统之间传统的近似单向的“抽水机式”交流模式助推村庄深陷“没钱、没人、没思想、没积累”的发展窘境。这种情况下提出乡村振兴，主张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具有必要性。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的前提是需要充分认识乡村社会存在的异质性，然后在差异化的框架中寻求新的立足点。前述分析指出，B类村庄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为我国建成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或特色种养殖产品优势区而贡献力量。所以其发展支点应该是规模化、科技化、现代化的种养殖产业。C类村庄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探索如何将“青山绿水变成金山银山”，其发展支点是开发生态、旅游产品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资源禀赋的不同决定了发展路径的差异，而发展路径的差异进一步决定了城乡融合过程中要素流动需求的差异。
图3、图4分别展示了B、C两类村庄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的需求与要素流动情况。对比图2展示的传统城乡关系与要素流动情况发现：1.B、C两类村庄在城乡融合发展需求中均增加了资源与要素重组部分；2.城市对农村的要素输入由传统的资本、物质输入进一步丰富为资本、物质、技术、信息与劳动力要素的输入；3.农村向城市的要素输出由传统地输出初级农产品、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转变为主动地输出能够为城市系统提供支持与补充的要素。
除共性特征外，B、C两类村庄在城乡要素流动需求方面还存在个性化的差异。
从城市向农村的要素流动路径来看，B、C两类村庄城乡要素流动过程均包含了城市劳动力向农村转移。对比发现，B类村庄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吸引的城市劳动力主要为劳动力A，而C类村庄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吸引的城市劳动力不仅包括劳动力A还包括劳动力B和劳动力C（见表2）。
表2 城乡融合——劳动力要素的类型与特征分析
注：劳动力主要为广义的劳动力概念，代指全部人口；表格由作者总结自绘。
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异，是因为B类村庄发展振兴过程中需要吸引一批乐于尝试新生事物、富有冒险精神，善于发现机会，相比普通村民眼界更加开阔的精英劳动力来带领其发展，这一点是比较好理解的；相比而言，C类村庄在发展振兴过程中不但需要吸引劳动力A带动发展，而且需要劳动力B从城市向农村流动，这个过程是劳动力回流的过程，C类村庄以开发生态、旅游产品为发展支点，则需要劳动力回流以积聚人气；另外C类村庄提供给城市的生态、文化体验、特色优势产品等稀缺产品需要有人来消费、买单，劳动力C中包含的①②类主体均具有这样的诉求与经济能力，所以C类村庄在发展振兴过程中还需要吸引劳动力C来消费其发展果实与服务。对于C类村庄来讲，吸引劳动力A是其发展的开端；吸引劳动力B是其发展的过程；吸引劳动力C则是其发展的目标。
从农村向城市的要素流动路径来看，B、C两类村庄通过对自有资源与要素的重组，开始输出能够为城市系统提供支持与补充的要素，其中B类村庄向城市输出的主要为优质农产品，而C类村庄向城市输出的主要为自然风景、文化体验、特色优势产品（包括传统服饰，剪纸、刺绣、泥人等手工艺品或地方特色林产品等）。另外除向城市提供主要的优势产品外，B、C两类村庄还可能向城市系统提供一些附属产品，例如B类村庄还可能向城市转移部分劳动力B（鼓励农村内部自有的、不擅长从事农业经营的普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以寻求适宜的劳动机会，这一点说明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发展并不冲突）、向城市系统提供生态要素（由农业生产的特性决定）。
最后图3、图4中都包含了资本要素，两幅流程图中资本要素呈现出环流的特征，这种特征是乡村发展振兴后城市与农村之间理想的交流模式，但是在发展初期，不同流动路径中资本的含义是存在差异的，需注意区分。
（三）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需求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过程与目标。由于B、C两类村庄未来发展振兴的方向存在巨大差异，所以这两类村庄对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需求也存在差异。前述分析中已指明B类村庄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为我国尽快建成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或特色种养殖产品优势区而贡献力量。所以对于B类村庄来讲，其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支点为第一产业的发展。但是对于C类村庄来讲，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开发生态、旅游产品以挖掘其休闲观光功能和文化体验功能，其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支点为第三产业。找准两类村庄的发展支点之后，另外两个产业的布局应紧紧围绕支点产业展开。
B类村庄承担的主要功能是保障国家农牧渔产品安全、有效供给。这类村庄所在区域应更注重优化农业种养殖结构，培育优良的种养殖品种、引进先进的种养殖技术、投入省力化种养机械等，另外还需进一步完善农地产权、价格形成、价格支持、风险防控、耕地保护、环境安全等一系列制度，通过大量资金投入来加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鼓励流转土地经营权以达到生产的规模化，支持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的主要方向。对于B类村庄来讲，其第二产业发展应是在种养殖产品的基础上延伸农产品深加工链条，例如在小麦种植区域布局面粉加工、面点制作、制种等产业；在各种农产品种养殖中心区域布局深加工企业等。第三产业的布局则应主要立足于对种养产品及衍生产品提供产品销售、品牌推广等方面的服务，可以通过建立完备的物流体系，运用互联网+等模式建立产地、加工地与需求市场的直接对接。需要指出，伴随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当B类村庄有能力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时，劳动力B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程度将可能大幅降低。当这类劳动力有更多就业机会和选择时，他们可以在对比各项条件之后自由地决定留在乡村还是去往城市。
C类村庄以旅游产业为主的服务业为发展支点和起点。这类村庄发展过程是乡村价值被重新审视的过程，乡村可能不再只是单一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它们还可能兼具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令人向往的休闲观光功能和独具魅力的文化体验功能。虽然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等改革对这类村庄的发展同样重要，但是对于这类村庄而言更重要的是思考怎样将田园变成公园，农房变成客房，劳作变体验，最终将乡村优美的环境、青山绿水、良好的生态等城市稀缺资源开发转换为能够为农民带来收益的资产。为使支点产业更具特色和吸引力，对于C类村庄而言，其第一产业发展的重点应是在因地制宜布局特色林果等产业的基础上栽植奇花异草以满足人们对美的向往；第二产业发展的重点应是布局一些地方特色产品（包括传统服饰，剪纸、刺绣、泥人等手工艺品或特色林果产品等）的开放式加工基地（兼具生产与观赏的功能）。
在详细阐述了B、C两类村庄在发展振兴过程中对精英人物、城乡要素流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需求及可能存在的差异之后。笔者认为除了重视两类村庄发展方面的需求差异之外，两类村庄对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需求是同样迫切的。资源要素半径得以延伸的前提是建设与之匹配的基础设施，通达的道路、畅通的网络、卫生的厕所等基础设施对村庄发展振兴的意义并不亚于一个布局良好的产业体系。
四、政策建议
基于本文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首先，在进一步探讨乡村振兴的具体实施办法时，研究者与制度设计者应在深刻理解村庄异质性特征的基础上分类制定差异化的乡村振兴策略。例如在B类村庄需要晾晒场时，C类村庄可能需要停车场；而当B类村庄需要加工厂时，C类村庄可能更需要“游乐场”。其次，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视角来看，乡村因可以为城市系统提供支持与补充的要素而改变了其被动的要素输出地位，获得与城市平等对话与交流的机会，所以乡村的振兴与发展的基础应该为，立足乡村自有的能够为城市系统提供支持与补充的资源要素，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挖掘资源潜力、提升资源价值；最后，在具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应该达成一种共识，乡村振兴必须要在区域资源禀赋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布局。需明确并不是所有村庄都肩负着保障粮食安全的功能，也不必把所有村庄都保留成寄托乡愁的模样，乡村振兴应该保障我们既有“大粮仓”“小菜篮”，又有“后花园”。
作者简介：郑风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慧莲，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