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余姚农业文明为核心的研究
北京大学农业文化遗产考察组于2017年6月底抵达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正是杨梅丰收的季节，暑热过后，傍晚时分围坐一桌品味杨梅，体会古人“闲销暑，露井水亭清坐，不须料理茶磨。夜深一口红霞嚼，凉心华池香唾”的情思，亦在雨中参观访问了古代农业文明的重大发现——河姆渡远古农业遗址，并考察了余姚临海现代农业示范区，对余姚的古代农业文明与现代农业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与思考。
让余姚闻名于世的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当属哲学家王阳明，其“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理念影响深远。在余姚，发现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发扬农业文化遗产的特色，发展农业文化遗产与当代农业的联动机制，发掘农业文化遗产背后的哲学文化思想，是考察组一行关注的重点。
一、余姚河姆渡远古农业文明及其启示
1973年夏，余姚市河姆渡镇芦山寺村的姚江北岸,一处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被考古队员发现。在前后三次的系列考古中， 4个叠压地层与干栏式建筑遗迹被发掘，大量夹炭黑陶等遗物和动植物遗存和栽培稻谷得以出土。1982年，河姆渡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考古》杂志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一）发展阶段与文明成就
河姆渡遗址因在第一次发掘中的第一期和第二期中呈现的考古文化从未在之前的考古发掘中发现而引起学术界的特别关注，被定名为“河姆渡文化”。而其第三期被认定为属于马家浜文化，第四期被认定为属于崧泽文化。在第二次正式发掘后，在出土更多出土器物的基础上，考古学家们发现：四期器物虽然存在差异，但都具备了统一的风格，随后，第三、四期文化也被纳入到河姆渡文化的范畴中。
1979年前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在宁绍地区及舟山群岛发现了鲞架山遗址、下庄遗址、鲻山遗址、童家岙遗址、八字桥遗址、名山后遗址、塔山遗址、白泉遗址等同时期遗址，并认定这些遗址与河姆渡遗址拥有相同文化内涵的文化层类似，证明了河姆渡遗址并不孤立。
（二）历史影响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纠正了学术界长期持有江南史前文化发展较晚的观点，因而也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70年代新石器时代研究的重要成果。在考古中发现的大量动物遗骨、植物标本和孢子对公元前5000年前后宁绍地区的古气候和生态环境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而遗址中发现的遗存数量丰富的栽培稻谷，且与相关农具以及野生稻的一同发现，也为稻作农业起源提供了重要证据；其中，栽培稻谷的出现将中国水稻栽培的历史从公元前3000年前推到公元前5000年，向当时被世人公认的栽培稻印度起源说提出了挑战。
河姆渡遗址发掘发现的文物遗存具有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的特点，也为研究距今七八千年前氏族公社繁荣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材料。例如，两次发掘出土的陶片达40万片之多，若用同样的发掘面积作比较，是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所不及的。又如出土的纺织工具有纺轮、绕纱棒、分径木、经轴、机刀、梭形器、骨针近10种，根据这些部件，可以复原当时的织机，而其它的遗址就没有这么具体。
（三）对当代农业的启示
河姆渡遗址发掘发现的文物遗存具有数量巨大、种类丰富，展现了河姆渡文化在稻作农业、干栏式建筑和水上交通方面的特点。
农业方面，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的大多数探坑中都发现了20－50厘米厚的稻谷、谷壳、稻叶、茎杆和木屑、苇编交互混杂的堆积层，最厚处达80厘米。稻谷出土时色泽金黄、颖脉清晰、芒刺挺直，经专家鉴定属栽培水稻的原始粳、籼混合种，以籼稻为主。伴随稻谷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农具、主要是功能类似后世的铲的翻土农具骨耜，这说明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建筑方面，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是以大小木桩为基础，其上架设大小梁，铺上地板，做成高于地面的基座，然后立柱架梁、构建人字坡屋顶，完成屋架部分的建筑，最后用苇席或树皮做成围护设施。这种底下架空，带长廊的长屋建筑古人称为干栏式建筑，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气候环境，因此被后世所继承，演变形成了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国家农村的一些建筑。交通方面，河姆渡遗址出土了8支原木制作的木桨，可见当时的独木舟可能已经是氏族间的主要交通工具。
余姚河姆渡远古农业文明是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稻作文化与丰富的农耕器具的使用、干栏式建筑的发明、交通工具方面的革新，这些成就都表明，人类在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方面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河姆渡农业文明的每一个成就，既是对自然的一种主动的改造，既是农耕技术和狩猎技术以及交通技术的革新，同时又是与自然和谐统一基础上的对自然的合理利用，从而使人和自然处于一种可持续的共生共荣的状态中。
二、余姚古代农业文明的传承与开拓：以余姚茶文化为例
（一）余姚茶产业的地理分布及其与气候、生态关系
余姚地处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南翼，位于浙东宁绍平原中部，东接宁波，西临杭州，南靠四明山，北濒杭州湾，与上海隔海相望，自然环境优越，区位优势明显。余姚种茶自然条件优越，四明山地处浙东沿海，海拔在500米左右，拥有茶树生长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
2004年至2009年，农业部、中国农业科学院与日本东北大学专家教授对余姚田螺山遗址考古发现的一系列研究证实在6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已经拥有人工栽培的茶树。古籍记载，汉代一位名叫虞洪的余姚人入四明山采茗（茶），途遇仙人丹丘子，赠以瀑布岭上大茗，即为现在的名茶瀑布仙茗前身。另据唐朝茶圣陆羽著的《茶经》所载，“浙东茶叶以越州为上，余姚瀑布仙茗尤佳“。
（二）余姚茶文化沿革
作为中国最早的产茶地之一，余姚隶属的四明山腹地，汉代就有茶事，唐朝以前已是名茶之乡。余姚产茶种类众多，包括瀑布仙茗、四明龙尖、四明十二雷、河姆渡野茶、化安双瀑茶、童家岱茶、南黄茶等。其中产茶最早且有时可证最富盛名的当数源于梁弄镇瀑布岭上的瀑布仙茗。瀑布仙茗为录入唐代陆羽《茶经》中的唯一具体茶名，当代茶圣吴觉农晚年所著《茶经述评》中对其也予以高度评价。
瀑布仙茗曾被湮没在史书中，至20世纪80年代，瀑布仙茗重新恢复生产。1999年，余姚组建瀑布仙茗协会，推行实施余姚瀑布仙茗品牌战略。2001年，余姚建立瀑布仙茗茶叶专业合作社，注重联户规模经营，形成“协会+合作社+企业（承包大户）+农户”经营模式。发展至今，协会成员近46家，山区半山区茶农上万户，茶叶基地面积2万余亩，辐射面积将近3.5万亩，生产量达130吨，年销售额为2810万元。瀑布仙茗在2007年被认定为国家驰名商标，2010年被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命名为“中华文化名茶”。同时余姚被第一个授予“中国茶文化之乡”称号。
（三）余姚茶产业发展现状与启示
当前余姚茶叶产业主要分布在四明山及其周边的山区、半山区，涉及18个乡镇（街道），10万左右茶农，茶园面积达6.5万亩，其中：无性系良种茶园1.71万亩，无公害茶、绿色食品、有机茶生产基地1.8万亩。全市现有各类茶厂200余家，其中：精制茶厂42家，已完成改造并达到QS标准的企业42家。余姚年产量达6000吨左右，茶叶生产已经成为余姚农业八大产业之一。
余姚茶产业今年发展首先基于政府的产业规划。当地政府先后制定了《余姚茶产业提升规划》与《关于进一步加快茶叶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在规划实施的前三年，市财政每年安排1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重点支持茶园建设、良种推广、主体培育、品牌打造、市场开拓、文化挖掘，以发展余姚瀑布仙茗茶产业。
其次，余姚在发展自身茶产业过程中，善于整合所拥有的茶叶品种，并适宜地选择了“瀑布仙茗”这一特色品牌进行重点打造。从2010年开始，凡余姚瀑布仙茗协会所属名茶生产企业加工的特级名茶，都需要经过余姚瀑布仙茗包装质量管理中心的统一包装，才可以上市销售。余姚采用统一标准的质量管理模式统一打造品牌。
与此同时，产茶乡镇与企业也配合扩大名茶产出，提高名茶质量：四明山、河姆渡等一些重点产茶乡镇准备通过土地流转等措施扩大名优茶种植面积；沁绿、四明十二雷、四明龙尖等名茶生产企业通过技术改造等途径，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名茶产量。
三、余姚现代生态农业发展与农业的产业化
（一）余姚农业总体状况、发展规模、特点
1、 余姚农业概况
余姚地势南高北低，南部为低山丘陵，中部为平原水网，北部滨海平原，具备发展山区农业、平原农业和滨海农业的天然条件，是一个农林牧副渔各业齐全的综合性农业生产区域。目前，全市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分别达到473家、172家和111家，形成了加工型蔬菜、茭白、水产、畜禽、红枫、竹笋、茶叶、杨梅、蜜梨、葡萄等十大特色产业。余姚市先后荣获“全国蔬菜生产重点县市”、“全国农业机械化示范区”等称号，滨海现代农业先导区被农业部授予“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先后被农业部命名为全国“杨梅之乡”、“榨菜之乡”、“蜜梨之乡”、“茭白之乡”、“红枫之乡”和“茶文化之乡”等。
余姚市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为目标，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投入，促进农村稳定、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余姚市积累至今远近闻名的特产有:
杨梅：为余姚传统名产，历史悠久。现有荸荠种、荔枝种、凤欢种、粉红种、水晶种等品种。产地在三七市、丈亭、汇头、梅溪、双河、湖山等地。
桃子：品种有一点红、早红桃、玉露、黄露等。
柑桔：1970年梁弄、丈亭、陆埠等区引进温州蜜柑，逐步推广。主要产品有大叶尾张、宫川、兴津，主要产地为双河、横岙、大隐、车厩、临山、三七市。
葡萄：1979年临山、泗门集中引种金皇后、红香蕉等品种。品种有金皇后、巨峰、红富士、国宝、龙宅、高墨、伊定豆锦、黑奥林等。
茶叶：姚南山区盛产茶叶，汉时开始制茶，唐宋时负有盛名。唐《陆羽茶经》记载，姚南瀑布岭出“仙茗”。茶的品种有珠茶、烘青(条干)花茶。余姚历史名茶有“四明十二雷”产于陆埠化安山，宋、元、明时作为贡茶。1987年获省上等名茶奖。“瀑布仙茗”又名“瀑布茶”，产于梁弄让贤乡道士山，为省内最早名茶之一。
榨菜：60年代引进，产于泗门、临山棉区，菜棉套种，经济效益高，发展快，为“浙式榨菜主要产区”。产品行销全国，外销日本、东南亚及香港等地。
2、 余姚农业发展规模
余姚市国家农业产业示范基地面积约10千公顷，以加工型蔬菜（榨菜）、葡萄、蜜梨、水产、畜禽等五大特色产业为依托，以企业、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为龙头，以多种利益联结机制为纽带，形成了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格局。
截止2015年，余姚市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拥有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91个，其中农业从头企业4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43家，专业市场6家，带动农户54942户。全面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以参股合作、价格保护、利益返还等方式，逐步建立和完善农业产业化利益联结机制。
2015年5月，余姚市被农业部授予“全国农业机械化示范区”称号。余姚市自2007年被国家农业部确定为全国首批农业机械化示范区创建单位以来，八年累计发放农机购置补贴资金11 697.8万元，作业补贴资金6 056.14万元,农机项目资金4886.97万元,受惠农户10万余。
3、 余姚农业特点
余姚农业发展如此成功， 其经验可总结为三：申品牌、拿项目、搭市场。（1） 申品牌
余姚市精心培育名牌，是宁波最早实施品牌农业的地区之一，也是宁波地区目前拥有品牌农产品数量最多的一个地区。“早在1999年，该市就邀请宁波市商标事务所的专家，设计了18件商标，无偿提供给规模较大、声誉较好、产品质量上乘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和贩销大户使用。2001年开始，余姚市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先后投入巨资，对获得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以及省市名牌的农产品给予重奖。”
依托榨菜、茶叶、水果、畜禽、特色水产等物产优势，切实开展农业品牌建设，“十二五”期间，余姚新增宁波市级以上名牌产品（农产品），知名商标等各类品牌39件，其中中国驰名商标1件，地理标志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的农产品3件、省名牌产品2个，省著名商标9件，省集体商标1件，余姚瀑布仙茗、余姚杨梅、余姚茭白3个农产品入围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014年，余姚榨菜以64.79亿元品牌价值位列中国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百强第四位，位列浙江省入围农产品品牌价值首位。至“十二五”末，全市已累计获得宁波市级以上名牌产品、知名商标等各类品牌198件。
（2）拿项目
余姚市抓项目建设促产业发展。“十二五”的五年来，余姚全面推进粮食功能区建设和农田综合开发，建设粮食功能区16.8万亩，建成宁波市级标准化粮食功能区10.5万亩，资金投入超过1亿元，粮食稳产高产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着力抓好“茭白-中华鳖”、“草莓-早稻”等多个宁波级“万元地”示范点建设，扎实推进“高效瓜果蔬菜示范基地、“水果精品园”等30个“315”生态高效农业项目，先后开展测土配方和科学施肥技术推广、“榨菜-辣椒高产高效技术示范与推广”等多个国家级农业综合开发和土地集中使用项目及中央财政农业技术推广示范项目，土地出产能力不断提升，生态高效农业逐步成为产业发展的新方向、新亮点。
（3）搭市场
余姚为了开拓更大市场，着力做好“引进来与走出去”文章，截止2017年，已经连续八年举办余姚农业博览会，并从2012年开始，冠名国字号中国余姚河姆渡农业博览会，农博会的规模及销售额不断扩大，每年超过600余家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的3000多种产品参展（其中境外企业每年保持在30家以上）、超过20万人次前往农博会消费参观，年均销售额超过6500万元，产品订单超过5000万元。同时，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外各类重大农业（食品）博览会，“十二五”期间全市有20多家农业龙头企业参加了15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大型农业（食品）博览会94家次，30多家农业龙头企业参加国内13个大型农业博览会460家次，余姚市优质农产品国内外市场得到了有效拓展。
余姚市在2012年第三届中国余姚·河姆渡农业博览会名优农产品推及会暨产销对接签约仪式上被授予“中国生态甲鱼之乡”的称号。此后，余姚在每年举办“中国余姚·河姆渡农业博览会”的同时还举办“中国甲鱼节”，截止2017年，“中国甲鱼节”已走过第四个年头，余姚市根据独特的地理位置、养殖习惯和品种特色，确立其渔业产业发展思路为“生态、高效、精品”。“余姚在传统养殖的基础上发展生态中华鳖套养，总结创新出一套从山区溪流到中部稻田、茭白 田，直至沿杭州湾海涂水库，基本覆盖余姚全景的系列养殖技术和经营模式，通过合理利用生态系统生物种间关系，提高土地使用效率，降低养殖主导品种病害发展，减少药物使用。”
（二）余姚现代农业的挑战与出路
1、 余姚现代农业的挑战
(1) 农业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农产品保供给保安全任务加重。
随着经济发展，余姚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和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新消费、新需求不断涌现，但农产品供给结构缺乏适应性和灵活性，品种和品质结构优化相对滞后，新供给、新动力明显不足；主要农产品供求关系偏紧、对外依存度高，特别是粮食供需长期存在缺口，“政府要粮、农民要钱”的矛盾仍然突出；农产品安全隐患仍然较多，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使得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进一步加重，保障农产品供给和质量安全任道重远。
（2） 农业要素制约日益加大，市场竞争力面临下降压力。
近年来，余姚市农民老龄化、农业兼业化日益突出，农业劳动力呈现整体性紧缺、结构性失衡特征，“谁来种地”成为困扰农业发展难题；加上农业投入品价格继续走高，土地租金和各种生产性服务费用大福增加，农业开始进入高成本时代。同时，政府对农业补贴已接近WTO“黄箱”政策上限，主要农产品价格出现国内外倒挂，价格上涨空间受到挤压。在农产品成本“地板”抬升和价格“天花板”封顶的双重作用下，主要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产业效益下降压力增大。
（3） 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加，农业发展空间进一步压缩。
随着农业资源开发力度加大，资源与环境容量逐步收紧，“五水共治”等重点工作的推进，农业特别是畜牧业结构调整和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倒逼压力，农业产业改造升级和转型发展的空间进一步压缩，农业发展的刚性约束不断增强，对于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形成严峻挑战。
（4） 体制机制改革有待破题，农业内生发展动力不足。
农业农村改革已全面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浙江省农业农村发展正面临一系列复杂难题和挑战，特别是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城乡二元体制根深蒂固、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农业产业经营水平不高等深层次矛盾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导致农业内生发展动力严重不足。由此可见，全面深化农业农村各项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培育农业内生发展动力，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力争在改革的重点领域和环节取得突破，显得尤为重要与关键。
2、 余姚现代农业的出路
余姚农业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是其品牌特色与高品质的优点亦十分突出，因此做优做精主导产品，发展特色精品农业是余姚现代农业的出路。
（1） 重点发展滨海蓝色农业。
依托余姚市23公里海岸线的资源优势，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采取种养结合的模式，加快围涂土地的改良，在姚北滨海地区立体发展集淡水养殖、滨海休闲渔业等为一体的“蓝色农业”。以标准化鱼塘建设为抓手，建设一批标准化、规模化、设施化的养殖基地，重点发展甲鱼、淡水鱼等优势特色水产品，大力支持渔业加工产业发展。积极发展融体验、娱乐、美食于一体的休闲农业，重点发展休闲垂钓、滨海特色果蔬采摘、渔事体验等多功能休闲游，扩大农业经济发展空间。
（2） 稳步发展种植业。
发展以优质稻为主的粮食产业。发挥余姚市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市的优势，以粮食功能区建设为抓手，继续实施标准农田质量提升工程，全面落实粮食生产目标责任制，稳定发展优质高产水稻。发展以榨菜为主的加工型蔬菜产业。以体现特色、彰显水平、打造品牌为目标，重点发展以榨菜、茭白等适合速冻加工和冷藏保鲜的加工型蔬菜，以品种改良、技术改造为抓手，促进加工型蔬菜产业一、二产协调发展，增强产业综合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余姚市加工型蔬菜产业公共品牌形象。
（3） 积极发展林特业。
发展以茶叶为主的林特产业。立足余姚市南部丘陵山区水质、土壤等资源禀赋和气候特点，按照推进规模化、优质化、产业化、品牌化建设的要求，建设生态化、庄园化、人文融合的新型茶园，通过品种改良、技术改造等举措，着力构建以绿茶主导转向红茶、绿茶、黑茶多元化发展的产业格局。重点培育“瀑布仙茗”“四明龙尖”等知名品牌。发展以杨梅、蓝莓等为主的林果产业。坚持林果产业一二三产联动发展，延长产业链，丰富经营业态，提升附加值；通过品种改良、主体培育、标准化种植与加工、规范化经营、品牌化营销等举措，进一步做大做强余姚市杨梅、蜜梨、葡萄、樱桃等林果产业；着力扶持经济效益好、销售前景好的蓝莓、核桃、猕猴桃等特色林果产业，引导农户连片规模经营，壮大高效林果产业。加快四明山花木产业转型提升。通过引进适合山区载种的优质林果逐步替代四明山区花木产业，结合乡村休闲度假旅游、农家乐等农业旅游形式，积极引导四明山花木产业向花木观赏旅游基地转型，提升区域生态农业旅游体验品质。
（4） 提升发展旅游农业。
依托余姚市林业生态、景观、人文等独特资源优势，在余姚北部平原、中部姚江两岸和南部山区开发三条特色休闲农业旅游带。北部地区形成以果蔬采摘、休闲垂钓、渔文化传承为主导的生态农业旅游带；中部地区形成以姚江两岸区域的采摘游为主的休闲农业旅游带；南部地区形成依托四明山、大岚、梁弄、鹿亭、陆埠等自然条件，结合浙东抗日红色文化、河姆渡文化，发展以茶文化体验、四季花果采摘观赏和红色革命旅游为主导的生态文化度假旅游带。
（5） 适度发展配置型畜牧业。
立足余姚市区位和养殖资源禀赋，重点发展优质生猪、黄花鸡、番鸭、白羽王鸽、獭兔等畜禽养殖。发展农牧结合生态循环养殖模式，重点推进养殖场标准化改造、棚架生态养殖场建设，建立集畜禽繁育、标准化养殖、规模化经营、禽畜深加工于一体的现代畜牧养殖产业链。建立健全畜禽疫病防控体系，提高养殖防疫水平；在姚北、姚中地区连片种植区适度合理配置养殖场，进一步加强对养殖废弃物达标处理，排泄物综合循环利用，提高余姚市循环农业发展水平。
因此，在农业供给侧改革、需求结构升级的趋势下，发挥余姚农业的品牌特色、加强余姚农业产业园区建设，有助于余姚走出一条高品质特色农业的道路。
四、余姚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园区发展模式分析：临海农业示范区的启示
余姚市坚持市场导向与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相结合、产业调整与发展特色主导产业相结合的原则，因地制宜，形成“一环两翼两区”的空间发展格局。“一环”以保证城市“菜篮子”工程和推进都市休闲农业为重点，大力发展设施蔬菜、时鲜蔬菜以及水果采摘、休闲垂钓等都市观光体验农业。“两翼”是以姚西种养结合水作翼，主要发展以甲鱼为主的特种水产、优质水稻、西山白杨梅、番鸭和水稻、杨梅、茭白、生猪等产业。“两区”是生态高效果蔬区和四季花果体验区。依托该区域建设滨海现代农业先导区的基础和优势，突出发展加工型蔬菜、蜜梨、葡萄等农业产业。同时发展四季种植，以樱桃等为代表的春季花果，以杨梅、蓝莓等为代表的夏季花果，以葡萄、蜜梨等为代表的秋季花果，以草莓等为代表的冬季花果。这个规划是符合余姚农业产业优势的。但是在如何发展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如何将文化要素和农业产业结合起来，还需要进一步梳理思路，找到正确的途径和模式。本部分拟就中国产业园区的发展模式与现状、临海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发展模式等进行探讨，以期思考和寻找余姚发展现代生态农业应采取的模式。
（一）中国农业产业园区模式的总体状况、挑战、利弊与出路
1、 中国农业产业园区模式的总体状况
随着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农业产业园区建设在全国各地全面展开，成为我国农业发展新时期特有的现象。建设现代农业园区，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产业集聚发展，是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方式。当前，上至国家下至市县，各个层面都在推动现代农业园区发展，努力探索契合中国农业特点、符合各地实际情况的现代农业园区发展模式。在经历了起步阶段、规范阶段与大力发展阶段之后，农业产业园区取得进一步发展。
2、 中国农业产业园区模式的利弊与挑战
中国农业产业园区模式带来的利处很显著：
（1）转变了传统农业的“低产”属性
传统乡土中国的农业生产，是以“低效、粗放、低价”为主，不仅农业生产的单位产值低，而且农业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表征。
创意农业的提出，催生了大量的特色农业、景观农业、科技农业、都市农业等新型产业形态，农业产业园因其优良的社会效益，吸引了大批企业和投资商。传统农业的“低劣形象”逐步转变，“创意、时尚、休闲、生态”成为新时代农业的特色标签。
（2）提升了农业生产的产品附加值
正因农业产业园融入了文化艺术、科技元素，把传统开发与文化开发结合起来，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与附加值。将传统的农业产品透过“创意”工具，转化为更具审美价值形态、健康生态理念、文化创造内涵的全新农产品，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有了显著的提升，这是传统农业生产所无法比拟的。
当前，我国高端农产品稀缺，市场亟待开发。可以预测，不久的将来，创意农产品将是中国高端农产品市场的主力军。
（3）拓展了农业的产业链条
农业产业园的发展模式，最核心的观念在于透过创意打造“农业产业园区全景产业链”，这个全景产业链又被日本的学者成为“第六产业”。
农业产业园的产业链是包括核心产业、支持产业、配套产业和延伸产业相关关联的一系列产业，它构筑了融合三产的全景产业链条。这极大转变了传统农业单一产业结构的限制，突破第一、二、三产的限制，实现传统产业与现代技术的有效嫁接，文化与科技紧密融合，带来产业融合的经济乘数效益。
（4）推动新村建设与城乡统筹
农业产业园通过特色农业开发、农业景观设计、农业休闲旅游、农村基础设施跟进建设等一些列创新，提高了农业的效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升了农民的文化水平、改善了农村环境、创造了农民“居家就业”的新型就业形式，并最终实现农村地区的经济形态、生活形态的结构变迁，改变农村的生产力布局和城乡生活格局，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保障了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可持续性与落地性。
但中国的农业产业园区量多面广、鱼龙混杂、广而不精，在发展上缺乏技术引领和人才研发，需要摸索出一条出路。
3、 中国农业产业园区模式的出路
产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支撑，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以农业的机械化、规模化为基础，以农业的产业化经营管理为发展途径，实现农业质的飞跃，这需要社会资本的进入和支持。
资金支持之外，还要关注人才团队，近年来，国家相继启动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等项目，以此加快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打造出一批“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也通过政策扶持等手段吸引年轻人回去建设农村。
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应该齐头并进、相辅相成，特别是利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这样才能因地制宜，找到进一步发展产业园区模式的出路
（二）临海循环农业的模式
临海市现代生态循环农业样板示范区位于临海市东部省级现代农业综合区内，总面积为2.9万亩。该样板示范区地处临海市东部滨海平原，涉及上盘、杜桥两个镇，区内实行粮经轮作、水旱结合、种养配套、农牧循环的条件较为成熟。水稻综合机械化率达98%，耕作和收获环节机械化程度较高，农业主导产业关键环节和机械化水平达到87%。区内建设了完善的农田排灌体系，有效灌溉面积占示范区耕地面积的100%旱涝保收率90%以上，防洪能力达到50年一遇的标准。
经营企业与农户建立了灵活多样的联结关系，并在市场交易中起着核心作用，形成了成熟的“农户+企业（合作社）+收购商”或“农户+企业（合作社）+代理商”的经营模式。
临海循环农业的模式主要特点为：
（1） 构建切实有效的畜牧养殖污染治理体系，确立“猪—沼—蔬”循环模式，实现畜禽养殖排泄物零污染和资源化综合利用。
（2） 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建立“西兰花废弃茎叶→烘干饲料→畜禽喂养→有机肥”和“西兰花废弃茎叶→微生物发酵饲料→畜禽喂养→有机肥”循环模式，构建清洁生态的产业发展体系。
（3） 采用“西兰花—早稻粮经水旱轮作” 主要模式，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提高。
（4） 推行绿色防控及肥药双控综合措施，实现“两减”目标。
（5） 全面推进农业清洁化生产，建立“集中回收、生态利用、环保处置”的废弃农药包装物利用模式。
（三）临海农业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余姚的启示
临海正在大力发展“农旅文”三业融合发展和“农旅双链” 。“农旅双链模式”的独特之处，以旅游开发吸引人气为起点，借助于每年上百万游客量的无形品牌宣传效应，倾力打造成功的果蔬品牌。使得旅游地变成了果品产地，农民跳出农家乐的局限，走入车间、工厂，成为品牌果蔬加工业的生力军。 从而实现了旅游、现代农业两种产业互相促进和共同发展的联动效应。
对于余姚亦是如此，坐拥河姆渡遗址、四明山杨梅、王阳明哲学等农业、文化资源，发展农业文化遗产深度游，“以文促旅，以旅兴农，农旅文互惠”。农业、旅游产业、文化产业的相互融合使三者构成了浑为一体的产业体系、相互促进的功能体系、相互渗透的产品体系。“农、旅、文”融合发展有利于促进旅游业的优化和升级，有利于提升城市与乡村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缓解“三农”问题，促进土地增值、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目前来看，余姚在发展现代农业产业方面，还存在着对本地区文化要素利用不足的问题，河姆渡农业文明和王阳明文化的内在文化价值还没有被充分开发。
五、知行合一与致良知：阳明哲学对我们研究和继承中国古代农业文明遗产的启示
王守仁（阳明）是余姚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代表着余姚文化和思想的最高峰。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他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因平定宸濠之乱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据很高的地位。王守仁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人称“三不朽”。我们研究和继承古代农业文明遗产，应该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学说中汲取理论滋养，获得宝贵的启示。
（一）知行合一的内涵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王守仁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这是阳明最重要的核心学说之一，但是对这个学说，历代思想家的理解并不一致。尤其是在现代的语境下，知和行的关系问题与王阳明的学说又有很大的不可忽视的差异。2012年6月19日我在读王阳明《传习录》后曾经写过两段话，其中一段话是：“行中求知，知后善行。以行验知，以知导行。知行合一，终以成行。知行并进，期臻于圣”。另一段话是：“徒知有知，而无笃行，则为空知，非是真知。徒知有行，而未成知，则是盲行，非是悟行。纵使行过一世，亦是浑然不觉，不可谓得道。”。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是针对朱熹提出来的，与同样主张心学的陆九渊的思想也不相同。朱陆都主张知先行后。王守仁反对将知行分作两截，他认为这两件事实际上是一回事。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这个认识将人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融合起来，把知行看做是一个功夫的两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离，也没有先后。知后就要行，如果知后不行，那么这个知就不是真的知，而是空知；同样的，只知道行，而不去知，那么这个“行”盲目的行，而不是有着自觉意识的行，就是与知相分离的行，这不是笃行，而是盲行。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在行动，然而却没有在行动的同时升华为自觉的“知”，那么这个“行”距离“得道”还差得很远，纵然行过一世，也不过是浑然不觉、没有觉悟而已。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一方面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只有建立在这种自觉的基础上的行动才是真的行动，从而要求人在内在精神上下功夫，强调人的精神和心灵力量的重要性和决定性；另一方面也重视道德的实践性，强调在知的指导下要切实践履，不要空谈，要在事上磨练，不要流于空疏。我所理解的“行中求知，知后善行。以行验知，以知导行。知行合一，终以成行。知行并进，期臻于圣”，就是在行中去不断求知，然后在知之后切实践履，即所谓善行；不断地以行动去检验自己的知，修正自己的知，使自己的知不断接近于真正的觉悟，同时不断地以自己的觉悟去指导真正的行动；如此将知和行融合在一起，不要须臾分离，而最终是要成就自己的行，即阳明所说的“行是知之成”；在一生的实践中需要知行并进，不断互相促进，最终实现成圣的内心功业和成王的外在功业的统一，即儒家所谓内圣外王。
王阳明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这就不要不断的自我省察、自我检讨的“一日三省”的功夫，即所谓“省察克治”。事上磨练、省察克治，这是知行合一学说的功夫论。
（二）致良知的内涵
王守仁另外一个核心学说是“致良知”。什么是“良知”？所谓的良知，就是你本来就有的东西，是人的内心深处固有的东西。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 ，其良能也 ， 所不虑而知者 ，其良知也。”这个“良”字，不宜理解为“善”，而应该理解为“固有的、非假借的”，也就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这才是良知。这个良知，是本性使然，人人本来拥有的东西。孟子认为，人人皆有羞恶之心、恻隐之心，这个东西不用学就具备，此所谓本性固有，此所谓“良”也。王阳明从孟子这里把“良知”二字借来，用以表达那个带有本体性质的、人性固有的道德意识。
“致”这个字值得好好推敲，深入研读。《大学》讲“格物致知”。但是“格物致知”的“致知”，与“致良知”，不是同一概念。“致”，本来的意义是“达到”，因此“格物致知”指通过对客观事物（这里的客观事物可不仅仅是自然界，也包括道德本体）的探究达到对客观事物的“知”。然而，“致良知”不是这个意义上的“达到”，不是经过努力的“达到”，而是有一种“恢复”的意义。王守仁说：“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人的良知如何才能“达到”呢？就是要去掉所有的世俗的遮蔽，返本复初，回到你的出发之点，回到你的本心，恢复你的本性。回到你的本来就有的固有的初心，就是找到了你的“良知”。因此，王阳明讲“致良知”，实际上“致”这个字不是一个简单的“努力”的范畴，“致”其实是不需要努力的，“致”就是恢复你的良知，只需要你把世俗沾染的不好的东西去掉，就是“去遮蔽”，就是把丢失的东西找回来，即孟子说的“求放心”。“放心”就是被放逐的心，就是丢失了的本心，就是那个本来人人自己具足、但是却被后天的各种世俗所沾染和丢弃的那个本心。禅家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最高的境界，但是那个“本来无一物”的本初的东西，那个本心和良知，却大多被人抛弃了，如弃敝屣，而所谓致良知，不过是把这个被抛弃和沾染的本心找回来，把这个已经被后天的因素放逐的良知寻回来，这就是“求放心”。所以我认为，王守仁的“致良知”和孟子的“求放心”，是一个哲学范畴。
然而要“致良知”，需要很高的功夫，这个功夫说到底还是“知行合一”。王守仁晚年有四句话用来表述自己思想之精华，即所谓“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那个道德意识的本体，是湛然自在的，它无善无恶，此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的境界；而一念之动，一意之发，就别有善恶之分；人的良知，本自具足，人人皆知善恶，人人皆有别善恶之能力，此所谓人人内心之良知，不学而知之良知；然而人的良知往往泯灭，往往被抛弃，因此要重新恢复良知，要“致良知”，就要有一番“格物”功夫，这个格物功夫，不是仅仅去探究事物的本质，而是要时时省察自己的起心动念，克制内心的欲望，去掉世俗的沾染遮蔽，恢复内心的光明澄澈。
王守仁对于自己的致良知学说，看得很重：“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而这致良知，看起来极为简易，实际上却要经历精神上的极为严峻和惨痛的磨砺与锻打才能达到，要经历心灵上的生死考验才能获得，正像王守仁所说的，“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生中得来。”
（三）“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在研究和继承古代农业文明中的价值和启示
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既具有道德哲学的价值，又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价值。从认识论而言，人类对客观世界以及道德本体世界的任何探究和体悟，都要实现“知”和“行”的统一，这种“知行合一”，从人类的整个历史来说，是一个漫长的、动态的、不断演变的、曲折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过程。这就扩大了王阳明学说的内涵，使其具有更为广阔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意义。
人类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演变中，就是知和行不断相互促进、相互激发的过程，以行促知，以知导行；以行验知，以知成行，最终实现人对“天人关系”的真正的理解和感悟，实现人类与自然的真正的和谐共生。余姚河姆渡遗址所展现出来的中国最早的农业文明之一的成就，无论是最早的稻作文化、最早的干栏式建筑、最早的太阳崇拜石刻、最早的纺织和狩猎工具等，都是在人类对这个世界的逐渐认知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行动”的成就，然而这些充满智慧的“认知”，无一不是长期的“行动”的结果，是人类在长期对自然的斗争和适应的过程中以无数的“行动”积累、沉淀和升华出来的“知”。人类面临着大量的矛盾和挑战，尤其是来自大自然的挑战，当然还有来自人本身的挑战，人的欲望与客观世界约束的挑战，人的认知能力的挑战，人的生产方式的挑战等等，正是在迎接和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人类的农业文明成就在逐步上升，人类驾驭自然和认知自然的能力在逐步增强，从而使人类的农业文明逐渐由被动接受挑战和适应挑战变为主动利用自然和驾驭自然，从而创造出新的农业文明和农业生态，我们前面论述的余姚茶文化的千年发展史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余姚现代农业的创新和变革，也正是当代人类在农业产业和农业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所作出的新的因应，这些新的行动反映了人类对农业的新的“知”，从而引发新的农业模式，即现代农业产业化和循环农业以及生态农业的尝试。
“致良知”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生态农业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从生态学和环境学的意义而言，人类从古至今都在向往一个美好的、适合人类居住的理想家园，这个家园无疑是可持续的，是人和环境友好的，是天人合一的哲学的体现。在这里，人的固有的“良知”体现为每个人对美好环境和生态的向往与追求。然而近代以来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导致人类对自然的过度的掠夺和获取，从而导致人类和自然的矛盾越来越激化。然而人类对美好生态的向往这一内心的“良知”并没有泯灭，近年来，人类对化学农业的危害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对过度掠夺自然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人类对于美好生态的追求这一“良知”正在被越来越强烈地焕发出来。要致良知，就要去除遮蔽。从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角度来说，“去遮蔽”，就是要去除过度工业化的观念，就要彻底反思化学农业的消极影响，就要从长久被灌输的农业工业化的误区中走出来，就要重新回到人类的良知，从而找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回到人类真正的田园，找到可持续的农业发展之路。
六、结束语：古代农业文明、地方人文资源与未来生态农业发展
本文对余姚河姆渡农业文明的成就以及对当代农业的启示进行了梳理，对余姚茶文化的千年发展与传承进行了理论概括，探讨了余姚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同时，本文特别探讨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学说对研究和继承古代农业文明的启示。从河姆渡遗址给我们的启示来看，河姆渡农业文明的每一个成就，既是对自然的一种主动的改造，既是农耕技术和狩猎技术以及交通技术的革新，同时又是与自然和谐统一基础上的对自然的合理利用，从而使人和自然处于一种可持续的共生共荣的状态中。而余姚茶文化和茶产业的发展史也印证了同样的道理。余姚要发展现代生态农业产业，要提高农业产业的附加值，就要不断拓展其文化内涵，从而使本地的循环农业和生态产业具有更高的文化价值。从目前的实践来看，余姚在发展现代农业产业方面，还存在着对本地区文化要素利用不足的问题，河姆渡农业文明遗产和王阳明哲学的内在文化价值还没有被充分汲取、运用和开发。我国很多地方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历史，有着极为灿烂的古代农业文明成就，同时很多地方拥有丰富的人文要素和资源，这些古代农业文明成就和地方性的人文资源，可以为我们探索现代农业产业提供丰富的实践资源和理论灵感，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把文化资源、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农业产业等融合起来，创造综合的价值，将是未来中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可行出路。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农本》第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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