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当前正处于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融合期。就现实而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我省当前必须深入推进的两大战略。四川丘区县（市、区）农村人口和耕地面积均超过全省总量的一半，全省乡村振兴的重点在丘陵地区、难点在深度贫困地区。自贡市荣县属于川南典型的丘陵地区，近年来不断探索实践，有效地破解了丘陵地区普遍面临的发展资源约束、人地矛盾突出、乡村衰退严重等共同性挑战，尤其是探索形成的乡村振兴“五型”实践对于广大丘陵地区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丘区乡村发展呈现的普遍性特征
虽然四川拥有平原、丘陵、山区、高原等多种类型，但丘陵地区在全省区域发展中居于关键性地位，是全省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具有独特的区域特征。
（一）农业地位重要
按照四川主体功能分区和行政区划，全省35个农产品主产区县中丘陵地区有22个，占比高达63%；比丘陵地区在重点开发区中市辖区和重点开发区县的占比分别高7个百分点和14个百分点，而且丘陵地区中没有一个是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因此，丘陵地区的农产品供给保障功能尤其重要。
（二）人口负荷沉重
在丘陵地区，由于人口多、人均资源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缺地、缺水等资源不足是丘区的突出现象。其中人均耕地占有量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是全省粮油安全的重心区域，人地矛盾较为尖锐。虽然近年来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地矛盾有所缓解，但丘陵地区总体而言资源较为匮乏，人口负荷依然较重。
（三）基础设施滞后
虽然丘陵地区自然条件优于山区和高原地区，但近年来基础设施尤其是生产性基础设施改善滞后，中低产田占比高、灌溉条件差，基础设施对农业提升的保障能力弱。当前丘陵地区的发展差距不仅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与平原地区的差距，甚至还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善滞缓与贫困地区大幅改进的差距，可以说，丘区处于全省发展的“洼地”。
（四）乡村衰退突出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持续转移，2018年全省乡村常住人口为3979.5万人，比5850.3万的乡村户籍人口少1870.8万人。其中，丘区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现象十分明显，农村空心化和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且比其他区域更为突出。比如，在本县从事农业的15.32万人中，56岁以上人口占18岁以上总人口的比例高达75%。而且，丘陵地区的乡村衰落不单是耕地撂荒、村庄地理空间形态缩小和“空心化”问题相对更加严重，同时还有其承载的农业生产功能、居住功能和生活服务功能的退化或丧失，情况更加复杂，问题更加多元。
二、丘区乡村振兴面临的共同性挑战
虽然推进乡村振兴的需求是共同性的，但不同区域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因此，无论是国家还是省级层面的乡村振兴规划均明确提出要“分类推进乡村振兴”“不搞一刀切”。就丘区而言，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着以下五大共同性的挑战。
（一）资源约束严峻与供给保障压力并存
丘陵地区自然资源匮乏，缺乏具有明显差异性的资源禀赋，产业振兴面临很大的产业选择困难，而且由于生态本底差、自然消解能力弱，是四川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和人居环境改善任务最为艰巨的区域，加上人地矛盾更为突出、坡耕地面积比重高、土地细碎化严重，机械化和规模化生产程度低于平原地区，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环境约束。但从发展功能定位而言，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供给功能要求高，这对丘陵地区产业发展转型尤其是在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的基础上提高土地产出效益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二）人地矛盾尖锐与耕地低效利用并存
丘陵地区人地矛盾较为突出，长期以来农民群众对土地的依存度较高，但随着劳动力大量外出，以荣县为例，农村常年外出务工劳动力达到20万人以上，占农村劳动力总人数的60%左右，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矛盾凸显，农村人口众多与高质量劳动力严重不足并存。加上农业比较效益低，在一些区域粮食等传统农业生产从商品经济向自给经济倒退，“为自食而种”成为许多留守老人的个体“理性”选择，而且耕地季节性、常年性抛荒的显性抛荒与粗放式经营、广种薄收的隐性抛荒并存。
（三）劳务经济发达与农业投入不够并存
丘区是全省劳务输出的重点区域，劳务经济发达，在近年来国际国内整体经济形势下滑尤其是实体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和乡村振兴需要大量资源要素投入的双重背景下，一方面由于创新创业扶持不足、教育医疗卫生配套服务跟不上等因素导致外出农民工回流有限；另一方面，虽然劳务输出带来大量的现金收入，农民工也呈现出一定的回流规模，形成了劳动力和人才以及附带的资金、技术、理念等共同回流的趋势，但遗憾的是，这些回流的资源大多并未进入农业农村领域而是沉淀于城镇尤其是房产，农业发展资源要素投入不足的格局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
（四）振兴需求增大与政策供给不足并存
由于丘陵地区人口占比高、农业基础支撑作用异常重要，推进丘区乡村振兴对于构建全省乡村振兴的大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对于四川而言，虽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最难的不是丘陵地区，但最重要的则非丘陵地区莫属。但是，丘陵地区贫困县仅占全省88个贫困县的26%，多数县不是贫困地区、革命老区，更不是少数民族地区，力度大的政策基本鲜有覆盖，政策供给严重不足，难以为乡村振兴提供相应的支撑。
三、荣县破解丘区乡村振兴难题的主要进展和成效
荣县地处长江上游、沱江、岷江水系之间的低山丘陵区，幅员面积1609平方公里，辖27个乡镇，总人口67.6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2.78万人，占比高达78%，是川南典型的丘陵地区。
四川丘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是产业振兴。荣县以产业振兴为重点，瞄准丘陵地区的共同性挑战发力，进行多元化、全方位的产业振兴实践，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丘区乡村振兴实践路径：一是把传统产业升级作为产业振兴的支撑点，坚持高水平的精耕细作、大幅度的品质提升、全方位的品牌塑造，推动传统农业全面持续转型升级，破解丘区缺乏天赋资源、产品同质化的天然制约。二是把小农融入作为产业振兴的关键点，在“大县小农”现实背景下，在小农稳定性的基础上进行提升，促进小农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三是把循环农业作为产业振兴的突破点，多元化的构建循环农业体，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和人居环境改善的双向推进。四是把创新发展作为产业振兴的切入点，通过制度改革和模式创新破解瓶颈制约因素，形成有利于乡村振兴的路径指引，提高乡村振兴的加速度。
通过富有区域特色的探索实践，荣县乡村振兴近年来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和成效。一是新型经营主体快速发育，2018年拥有国家级龙头企业1户、省级龙头企业10户，持续稳定处于全市领先水平；农民专合组织近500户，比五年前增加200户；自2014年注册第1户家庭农场以来，全县家庭农场已突破1000户。二是农业产出水平大幅增加，2018年农业总产值和农业增加值分别为81亿元和51亿元，分别比2013年的59亿元和32亿元增长37%和59%。三是产业融合发展成效显著，2018年全县乡村旅游接待游客330万人次，实现乡村旅游收入26亿元，分别是2013年85万人次和11亿元的4倍和2.4倍。四是农村居民持续稳定增收，荣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5625元提高到2018年的15560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2229元，平均增速达到9.42%，被评为全省农民增收工作先进县。可以说，荣县已经成为丘陵地区快速崛起和影响力不断提高的典型代表，不仅是全国产粮大县、生猪调出大县、蔬菜产业重点县、油茶百强县，生猪、蔬菜标准化示范县，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县；也是省现代农业、林业、畜牧业重点县，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县，菜稻轮作现代农业示范区；还是全省唯一的全国首批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四川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范县、文化先进县和旅游大县。
四、荣县推进乡村振兴的创新性探索
近年来，荣县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线，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创新形成了以本土型优势产业、友好型循环农业、合作型经营模式、融合型功能拓展、实用型人才挖掘和综合型改革创新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振兴“五型”模式。
（一）以本土型特色产业为基础推动转型升级
荣县根据自然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基础，将推动本土型特色产业转型升级作为促进产业振兴的抓手，在增强产业发展生命力的同时增强增收带动力。一是把本土化优势产业作为产业振兴的重点依托。围绕“粮菜果茶”四大优势特色，在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全力培育高产粮仓、新型粮农、放心粮食“三驾马车”的基础上大力优化提升水果、蔬菜和茶叶产业。其中，在粮食产业升级上，通过选用再生力强的高产优质水稻品种，推广旱育秧苗、双膜保温旱育秧早播早栽、配方施肥、病虫综合防治技术，为全县水稻种植户节约育秧成本1500万元以上，而且在头季稻平均亩产600公斤以上的基础上，再生稻平均亩产达到了150公斤以上。二是把标准化基地建设作为规模发展的重要支撑。组建荣州9s智慧农业服务中心，将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农业产业社会化服务与农业生产相结合，采用“党总支+协会+联合体+种养基地+金融+物流+互联网”模式，统一技术和投入品、统一包装和品牌、统一销售和物流，强化农业标准化生产，已建成80万亩优质粮油和28万亩蔬菜、24万亩水果、15万亩茶、16万亩油茶、7万亩蚕桑、5万亩健康水产养殖基地，基本形成了“三荣山的茶（油茶）、两河流域的稻、旭水河的菜、越溪河的果”产业布局。三是把公共化品牌打造作为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着力打造“荣州”品牌，培育巴尔生猪、绿源乐鸡蛋、龙都茶叶、乐德红辣椒、鼎新蔬菜、荣州椪柑等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21个，拥有“荣县油茶”和“新桥枇杷”两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三品一标”年均增长率在7.5%左右。其中，四川大农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充分发挥荣县作为全国500个优质粮产粮大县之一的优势，经过三年扎根原料端的历练，打破了“四川无好米”的传统认知，在自贡地区普通精白米“阿姆阿木”售价已达8.6元/公斤，普通去壳糙米为5.6/公斤，萌芽糙米售价为40-50元/公斤,创造了自贡地区甚至全省川米售价历史新高。
（二）以友好型循环农业为路径提高发展质量
作为地处长江上游沱江、岷江水系的低山丘陵腹心地带，属于限制开发区中农产品主产区的荣县是全国首批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荣县定位于打造长江上游丘区生态循环农业绿色发展样板区，通过发展友好型循环农业，以绿色发展提高农业质量，在提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同时，推动农产品品质和产值同步提升。一是推进“两循”。从就地循环和异地循环两条路径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减少环境污染。首先是推进秸秆粉碎直接还田，并探索建设“小微综合体”，将畜禽存栏量与周边土地承载能力有机结合，通过配套2.4万个农用沼气池配套实现就地循环利用，消纳畜禽废弃物50%（50万吨）左右。其次是异地循环，通过建设佳禾生物天然气工程、有机肥厂和45个大中型沼气工程，将秸秆、畜禽废弃物能源化和生产成有机肥还田。全县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75%，农膜回收率达77.1%，秸杆综合利用率达到84%，农药、化肥使用量分别减少30%、60%。二是做强“三合”。大力发展以 “菜-稻-菜”“玉米+辣椒（大豆）-蔬菜”等为主的粮经复合模式，促进水土资源高效节约利用；大力发展以畜-沼-菜（果茶粮）、稻田综合种养等为主的种养结合模式，促进面源污染治理；大力推动“农业+旅游”为主的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业生态绿色产品供给，实现土地有机质含量逐年提升，土地综合利用率提高20%以上，农业综合效益提高30%以上。其中，鼎新镇蔬菜主要实施水旱轮作“菜—稻—菜”粮经复合型生产模式，一亩地达到粮食收获1000斤，蔬菜收获超10000元钱，“千斤粮万元钱”粮经复合模式在全省推广。三是夯实“五保”。保障绿色发展规划、绿色生产技术、绿色基础设施、绿色环保项目、绿色智慧服务共建共享，促进园区可持续、基地产业强、农村风光美、农户能致富。
（三）以合作型经营模式为载体促进多元增收
针对农村人口尤其是劳动力减少的现实挑战，荣县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摆脱了以流转为主的土地规模发展路径，通过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以低成本的合作规模扩张机制、紧密型的抱团发展机制、系统化的对接合作机制促进群众多元增收。全县农村土地流转面积为175640亩，占承包地总面积的29.4％，其中出租面积42658亩，仅占24.3%。一是加强“主体培育”。荣县2014年荣县被列为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县，到2018年累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317人，其中生产经营型1369人、占59.1%，专业技能型60人、占2.6%，社会服务型876人、占37.8%，农业职业经理人12人、占0.5%。同时，大力推动产业主体平稳转化，促进本土主体将前期积累投资到农业农村领域并带动周边农户发展；充分发挥归雁积极作用，利用荣县籍人才和外出农民工回流的机遇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二是推进“合作经营”。推动企业、专合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领办、创办、联办特色产业基地和农业产业园区，“公司+基地+农户”“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土地股份合作社”等经营模式不断涌现，成为“大县小农”县情下小农融入现代农业的重要纽带和支撑。其中，保华镇旭湾村农户以土地入股，村集体以集体资产参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2017年底实现入股分红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1.8万元。鼎新镇坚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重视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目前已形成了1500户20亩左右的家庭小规模种植大户和200人的专业经纪人营销队伍。而且通常是1个种植大户带动50—200户种植无公害蔬菜300亩到1000亩不等，全年种植和带动种植蔬菜4万亩以上，占鼎新蔬菜面积的80%以上。三是促进“六农对接”。农科对接，通过与四川省高粱水稻所、浙江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成功实施四川省“千人计划”创新团队等项目。农网对接，利用自主开发的“农业信息化管理平台”系统——“大农和云”和“农产品产地直供平台”系统——“大农汇”拓展了“农村社员电商+城市社群电商”路径，累积实现农产品网上销售额1300余万元。农校对接，与重庆阳乐餐饮集团共同成立“四川大农阳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实施“从农田到餐桌”为特点的“农校对接”。农餐对接，与成都一鼎餐饮公司合作组建“四川大农一鼎农业有限公司”，大力发展稻虾共作模式，打造四川省内规模最大的澳洲龙虾养殖基地。农超对接，与自贡、荣县大小六十多家超市开展合作，将生态大米、蔬菜、水果等入驻超市销售。农旅对接，结合现有产业基地，推动农业、旅游业深度融合，发展集观光、休闲、体验、科普等于一体的农旅体验产业。
（四）以融合型功能拓展为重点增强综合效益
在大力推进绿色发展，提高农产品品质的基础上，荣县通过融合型功能拓展发挥农业农村的多功能性，通过功能拓展破解单一的农业生产功能发挥路径，提高综合发展效益。一是产村相融。推广“小组微生”建设模式，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促进传统村落向美丽乡村转变，在村民生产生活功能的基础上将乡村打造成为宜居宜业宜游之地，凸显乡村的生态价值和休闲旅游价值。通过打造“田园荣州·美丽乡约”乡村旅游综合品牌，推出观山镇吴家湾村红高粱、度佳镇胡家巷村春见等12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促进“农产品变纪念品”。二是文化融入。挖掘发扬本土佛文化、盐文化、陶文化、茶文化等民俗文化和荣州农耕特色文化，收集民间故事，开展集成展示活动，如农民漫画、麒麟灯舞、特色小吃等，将文化融入产业发展各个领域，增强特色产业吸引力、竞争力。其中，开发出的亲子文化主题大米和粥米——“阿木阿姆”、孝亲文化主题大米——“食奉”、禅修文化主题再生稻大米——“空袋子”等食品系列，以其充满人性关怀的品牌属性，深受消费者喜爱；中国·荣县大佛文化灯会等特色文旅品牌声名远扬，农民漫画、荣州蝶画等文旅产品深受游客青睐。三是农旅融合。树立“全域旅游”的思路，践行“旅游农业与农业旅游互换”的规划理念，充分利用乡村自然风光、农产品资源、历史遗迹等资源优势，发展观光旅游、民宿经济等乡村旅游业态，重点打造形成了“大佛文化产业园”“玉章故里·花漫金台”“石笋沟森林茶谷”“乐德红土地”等乡村旅游景区6个，中国·荣县大佛文化灯会等特色文旅品牌声名远扬。2018年全县乡村旅游接待游客330万人次、实现乡村旅游收入26亿元。
（五）以综合型改革创新为抓手破解瓶颈制约
荣县瞄准乡村振兴的关键影响因素，紧抓各项试点和创新政策契机，结合自身实际加强改革创新，并将多项改革举措进行统筹谋划、综合推进，增强瓶颈制约因素的破除能力。一是深化组织机制改革。成立县委书记、县长为组长的荣县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一办六组”，统筹协调全县乡村振兴工作；组建县乡村振兴促进中心，抽调11名干部，负责乡村振兴日常工作；在重点区域、重大项目设立一线指挥部，加速推动园区、示范村项目实施；成立金色荣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展项目投（融）资，成立园区管理委员会，专项推进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建立重点工作台账（清单）、目标考核、督查通报等制度，有效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二是改革财政投入机制。2018年全县投入“三农”发展资金32亿元，其中县财政投入3.8亿元。制定《荣县涉农项目整合管理办法》，整合13个重点部门7大类项目资金，集中安排到特色产业园区、脱贫攻坚重点区域及市县领导抓点示范村。同时，通过优化财政投入方式，提高财政支农效率和效益。设立“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贷款风险补偿金”，风险分担比例为县财政30％、合作银行30%、担保机构40%，资金放大比例为10倍。设立风险准备金，县财政为政府主导的惠农贷、农村产权抵押贷、信用保证保险、扶贫小额信贷等地方金融产品注入风险金3945万元，累计撬动金融资本44127万元。县政府与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合作，由县财政注入950万元“风险补偿准备金”，省农担公司为荣县授信10000万元，资金放大比例为10倍，目前已办理担保贷款3768万元。注资3000万元入股市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累计为荣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担保贷款92919万元。三是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集体资产股份量化等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深化产改成果运用，促进财产权利有效实现。制定《生物资产预期收益目录》和《农业生产设施信息目录》，实现土地预期收益、农业生产设施、林权等资产抵押贷款，累计融资近2亿元。荣县度佳镇灯坡村与四川元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合作造林，共造林3260亩。公司负责育林、造林、砍伐，产权归公司和村民小组共有，其中村民小组占22%的股份并每给予相应村、组各5元/吨的管理费，既增加了林农的财产性收入，又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白岩石油茶种植专业合作社在白坡村、高湾村片区的荒山和林地种植油茶、茶叶。目前已发展油茶1.6万亩、茶叶0.6万亩，带动30余个村民小组约600户群众发展油茶、茶叶产业，实现年产值2400万元以上，带动当地群众年人均增收500元以上。
五、深化荣县实践经验的推广性建议
在丘陵地区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着共同性和特殊性挑战的现实约束下，荣县乡村振兴的“五型”模式构建了以产业振兴为核心，协调联动推进生态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的有效路径，在传统产业升级、小农户融入、有限资源盘活等领域探索了道路、积累了经验，形成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模式，对于全省丘陵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但是，站在实现全面振兴的角度进行审视，荣县实践仍然需要加以完善和提升，借鉴推广荣县经验还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加强和深化。
（一）更加注重增强地方特色化产业的整链发展能力
依托地方特色转型升级促进产业兴旺有利于避免盲目引进外部产业造成的“水土不服”现象，在突出差异性和特色性做大做强产业基地规模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弥补在产后商品化处理、加工、储运和功能拓展、品牌塑造、市场营销等产业链后端的短板，增强地方特色优势产业的整链发展能力，提高市场风险抵御能力和产业链综合效益，从而增强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经济支撑。
（二）更加注重健全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
生态可续持发展是丘陵地区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而且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但在短期内难以完全通过农产品的优质优价实现机制形成自我良性循环发展，还需要常态化、体系化的政策体系给予支持。尤其是要对开展种养循环、实施有机肥替代和秸秆回收利用等，在设施设备、运行经费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加强生态有机农产品公共品牌打造促进优质实现优价，为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市场驱动力。
（三）更加注重构建多元低成本扩展的规模经营模式
依靠传统的一家一户分散小规模经营不可能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必须引导小农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但同时要高度重视单纯依靠土地租赁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带来的成本高、风险大、稳定性差的隐患，注重利用集体经济组织、本土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大户等通过入股、托管、代耕等低成本、紧联结的方式，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从而提高规模经营的参与性、持续性和受益面。
（四）更加注重提高分散闲置性资源的统筹利用程度
由于丘陵地区土地较为分散和细碎，加上大量劳动力外出引致的老龄化和空心化现象更为严重，丘区稀缺的宅基地、耕地资源等闲置、抛荒较多，在农村要素净流出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的情况下，要抓住城乡要素双向性流动的有利发展走势，充分利用宅基地自愿有偿腾退制度、承包权“三权分置”制度等为盘活存量资源提供制度支撑，同时要通过土地综合整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等，统筹利用分散性的闲置资源，让“沉睡”的资源变资产，尤其是要利用外部的和回流的要素激活内部存量资源，形成内外融合、联动互促的发展格局，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要素支撑。
（五）更加注重凸显问题导向型改革的系统推进机制
丘区乡村衰退是由一系列制度因素造成的，要推进乡村振兴就必须改革相应的制度、破解相关的瓶颈，而且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因此，必须更加注重以问题导向为核心的系统性制度变革，在农村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以及支农方式、人才配备、要素流动等方面加强改革创新和政策制定的综合配套，从而增强乡村振兴的制度创新合力。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人民网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