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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仁德:对我国农村后扶贫时代济困问题的初探

[ 作者:曾仁德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1-04-19 录入:王惠敏 ]

内容摘要:2020年以后的后扶贫时代,我国农村贫困问题仍将在一定范围与程度内继续发生和存在,政府应从集中养老、分段确定养老金标准及提高高龄人口养老金数额、恢复农村合作医疗、改革新农合报账制度,取消低保,建立针对老、病、残、孤群体的常态化农村救助体系、落实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等方面进行济困工作。

2020年实现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按现行标准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顺应历史潮流和民众期盼所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向全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经过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已经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决定性胜利。然而,整体脱贫并不等于,也不可能就一定能够做到百分之百地全部、彻底、干净消灭和铲除贫困。毋容置疑,一些特殊人口和群体的贫困问题仍将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继续发生和存在。我国现行的贫困村整体退出(脱贫)标准之一是贫困发生率控制在2%以内,亦即允许有2%以下的贫困人口存在。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但它仍有43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3.44%),靠领取政府食物劵补贴生活(特朗普2017年3月1日国会演讲语,当然,其贫困标准与我们有较大差别)。2020年,因新冠肺炎的影响,其贫困人口又有大幅度增加: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调查报告显示是5月以来新增贫困人口800万(中央电视台13频道10月21日报道);另据芝加哥大学、圣母大学发布的联合调查报告为新增贫困人口600万。所以,我们必须实事求是,认真分析研究2020年后的农村贫困状态及其成因与分布,积极面对,提早进行顶层设计,制定我国农村社会后扶贫时代(即2020年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的济困政策措施。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进行粗浅的探讨,期做引玉之砖。

一、后扶贫时代的主要贫困成因及状况。

社会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和连续性、趋向性,根据目前我国农村实际情况(以我们单位所帮扶的村为例),我们可以预计和推断,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导致我国农村社会贫困的主要成因仍将有以下几个方面:

1、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且无人赡养。目前我国已经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农村老龄人口逐步增加,比例不断提高,一些特殊事故和情况造成的家庭(包括一些计划生育的独女户),老人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且无人赡养,或虽名义上有人赡养,但实际赡养人没有赡养能力,不足以保障其基本生活,无法使其真正摆脱贫困的。据本人对我们帮扶村的贫困户调查,此类情况有19户,占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总数(102户)的18.63%。最为典型的如:

伍X初,男,1924年7月出生(96岁),早年丧偶,家庭人口2人,他本人与儿子。儿子53岁,至今未婚,智残二级,无劳动能力。房屋破旧,主要经济来源是他本人103元/月的养老金、儿子65元/月的残疾人生活补贴,所以,他现在还要自己种菜、卖菜,才能勉强维持其基本生活。

欧X云,女,1939年4月出生(81岁),双目失明,早年丧偶,独自一人生活,房屋是借居别人的。女儿出嫁外乡镇,家庭也十分困难,基本无赡养能力,主要收入来源是103元/月养老金和低保收入(2020年评定,190元/月)。

曾X伍,男,1954年8月出生(66岁),早年丧偶,独自一人生活。有一女,出嫁外乡镇,女婿患有心脏病,家庭经济条件也很差,无赡养能力。之前他还可以就近打点零工,赚饭吃,赚点零钱,现在年纪大了,身体状况差,没人请了,主要也是靠养老金生活,2020年解决了住房和低保问题。

曾X桃,女,1949年2月出生(71岁),丧偶,两个儿子亡故,儿媳改嫁,独自一人生活。她本人双目失明,行动不便,房屋陈旧破烂,主要靠103元/月养老金生活,村、镇多次帮她申报低保,但民政部门核查通不过,理由是她有孙儿、孙女可以赡养,但实际无人赡养。

刘X学,男,1951年3月出生(69岁),家庭人口2人,他本人和儿子。儿子1986年9月出生,至今未婚。本人中风,长年瘫痪在床,儿子患有癌症,日常生活要靠弟弟照顾。

曾X堂,1938年12月生(82岁),配偶罗小云1944年1月生(77岁),有两个儿子均成家,但大儿媳患癌症;小儿子也是贫困户,实际无力赡养老人。

以上贫困户,表面上有儿女或儿媳、孙子,不符合农村“五保户”条件,但实际状况与“五保户”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处于贫困状态,生存状况堪忧。

2、因病、因残致贫情况突出。我们所帮扶的村,在现有的10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因病、因残致贫的有41户,占40.20%,将近一半,是该村最为主要的致贫原因。可以说,家里只要有一个大病、重病患者,整个家庭就基本上无法摆脱贫困。如竹家山组曾X贵,男,1974年8月出生,全家4口人,本人、配偶,女儿,儿子。他自己是泥瓦工,年务工收入在10万元以上;配偶之前在家从事种养业,现在县城一家医院做保洁,月工资2000元;女儿高中毕业后从事文印工作,月薪3000元,总的家庭收入不低。但他儿子(20岁)自2006年检查确诊为肾病综合症以后,每年要多次到长沙、上海、北京等地治疗,有时一次的诊疗、交通、食宿等费用就高达7、8万元!虽然新农合医保可以报销一部分,但不能报账的部分和其他的开支如食宿、交通等费用,仍让他们一家人不堪重负。单从其家庭年人均纯收入情况看,确已远超脱贫标准,但其实际经济状况,又远未脱贫。上文院组肖X辉,男,1969年10月出生,全家5口人,母亲、本人、配偶和两个儿子。他母亲70多岁;本人左手手腕以下十多岁时捡煤被绞车碾断,成二级残疾;大儿子14岁时又从自家平顶上摔下,脊椎被摔断,要拄双拐才能行走,也是二级残疾。一个家庭,父子俩都是二级残疾,配偶又患有脑膜炎后遗症、“羊癫疯”等病,小儿子在读某一本大学。此外还有曾X长(肾病,虽在其姐资助下完成换肾手术,但每天要吃护肾药)、袁X芝(瘫痪)、曾X民(尿毒症)、肖X祥(妻子白血病)、袁X耕(肝癌)等等。

3、意外伤亡、安全事故等造成贫困。此类情况据初步统计自2014年以来该村有9起,如大塘边组邹X梅,女,1971年9月出生,家庭原有4人,配偶,本人,儿子、女儿。经济条件较好,前年筹资建了一栋三层楼房屋,有围墙院落。准备入住时,其配偶安装水管从顶楼摔下身亡,安葬不到一个月,20多岁的儿子又骑摩托车被撞身亡,转眼之间全家就从小康而坠入贫困。罗家塘组曾X民,男,1952年9月出生,原有配偶、一子一女,儿女都已成家,分别在云南、宁波开图文店,生意红火,当时应该属于富裕户。但2015年某夜,他儿子在云南从所住的五楼坠楼身亡,他一家人不但断绝了主要经济收入来源,而且为了办理儿子的后事,查找其真实死因,又多次到当地公安部门报案(他们儿媳是云南当地人,怀疑是儿媳所害),后又为与儿媳争夺孙女的抚养权诉讼等,他们自己,并请人多次往返云南,最终一贫如洗。拱桥边组曾X长,前年在长沙务工时遭遇交通事故,被无牌照、无保险汽车撞成重伤,对方赔付能力有限,只能靠自己家人借贷,治疗近一年,落下40余万元债务,最终人也没有救活,人财两空。

该村因煤矿安全事故、交通事故、其他意外事故等造成的伤亡比较集中。

4、单身汉群体。该村现有60岁以上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即五保户26人(户)。另有30-59岁未婚男性57人,占全村总人口2.30%。虽然其中有一部分心态好,勤劳肯干,希望成家立业,经济状况较好,但有相当一部分对成家不抱希望。今朝有酒今朝醉,破罐子破摔,甚至好逸恶劳,打牌赌博,游手好闲,始终处于贫困状态。

5、低文化程度群体。该村102户贫困户户主的文化程度(以户口本所载为准,对其中两户明显有错误的进行了纠正)情况如下:

小学肄业       12人   占比11.76%

小学           38人    占比37.25%

初中           42人   占比41.18%

高中           7人    占比6.86%

大学           1人    占比0.98%(丧父,在校)

无文化程度登记 2人   占比1.96%

由上可知,该村贫困户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了一半,高中及以上只有7.84%。其中有兄弟3人,都是贫困户(一个是边缘户),我们做入户走访时,叫他们在《扶贫手册》上面签名字,竟然3人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最终是肖X华的配偶吴X珍对着他们的身份证代签的。因为文化程度低,很难通过技术培训、发展新产业等脱贫,甚至外出务工也不易。

上述这些贫困户,虽然经过近几年的突击帮扶,其经济状况、生活状况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绝大部分也的确按照现行标准脱了贫,但是其反贫风险依然很大。并且其根本的经济状况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轻而易举地改变的,要“脱真贫,真脱贫”,还需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努力,甚至还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所以,我们还必须认真研究和考虑在2020年以后的农村社会的济困问题。

二、后扶贫时代相关济困政策措施探讨(建议)。

针对上述几个方面的实际情况,到2020年以后,在目前大规模的专业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取消之后。政府和全社会仍应高度重视和关注农村贫困人口、贫困群体的问题,确保其在小康路上不掉队。为此,我们的各级政府在进行顶层设计的时候,应该着眼根本和长远,充分研究和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常态化的济困政策措施:

1、建立面对农村老年贫困人口的集中式、社会化养老制度,切实解决农村贫困人口老有所居、所养的问题。目前我国农村的养老,基本上是实行的一家一户的分散式养老,主要由子女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少数乡镇虽建有“敬老院”,但主要只是为一些无儿无女的“五保户”提供服务,并且其条件,包括硬件设施和服务水平等都比较差。入住的老人很难真正有体面、有尊严地生活。村一级绝大部分基本没有集中养老场所和设施。很多贫困老人(甚至包括一些子女在外地打工的“空巢老人”)只能在自己的旧房,甚至危房内终老,如前述的伍X初、曾X桃、欧X云、曾x民等等。进行旧房翻新和改造,一是没有资金,二是自己觉得年纪大了,过一天算一天,没必要再建新的房屋,那样划不来。易地搬迁也不很乐意,主要是担心后续的生活没有保障,没有了田土,什么东西都要买,哪来的钱?怎么生活?如果以村为单位,采用政府补贴、村自筹(我所居住的村,由原来的三个村合并而成,之前的三个村都各自建有村级活动中心,合并后又新建了一个,如果将三个多余、闲置的活动中心处置,应可解决该村建集中养老中心的主要资金部分)、社会捐赠等相结合解决资金问题。修建统一的村级养老中心,规模适度(本人测算可按总人口1%左右确定),科学规划设计,集中解决本村贫困户养老问题。养老服务同样采用政府补贴、志愿者无偿提供、爱心人士捐赠、老年人相互帮助等相结合解决,同时政府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其房屋产权归乡镇政府或村级集体所有(按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可以持续循环利用(近几年政府补贴新建了一些“五保房”,但都是分散的,产权归五保户,该五保户去世后,归其近亲属占有,很少持续循环利用),既有效解决老有所居、所养的问题,也解决普遍存在的老年孤独问题,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要比分散养老要好得多。

2、按照不同年龄段确定养老金标准,提高高龄老人养老金数额。如前述可知,103元/月的农村养老金,对于有钱人来说,的确不够一包烟钱,但它却是农村贫困老人生活的主要支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实实在在的养命钱。目前,我国现行的农村养老金基本上是一个标准,只要年满60周岁,一律是103元/月。考虑到年龄60多岁的群体,正常情况下尚有部分劳动能力,而70、80以上的老年人劳动能力基本丧失的情况。建议相应实行按照年龄高低分段由低到高确定养老金计发标准的办法。如可分三个年龄段(60~70岁,70~80岁,80岁以上),或两个年龄段(60~75岁,75岁以上;或社会平均年龄以下、以上),低龄老人保持现有养老金标准,较大幅度提高高龄老人的养老金数额,直接达到脱贫标准收入数,直接实现“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

3、进一步完善农村残疾人的认证、保障、救助制度。目前,农村残疾人补贴主要有两项:残疾人护理费65元/月,残疾人生活补贴65元/月(要享受低保的才有)。应该严格规范农村残疾人鉴定认证的程序、等级标准,及相应的纪律、追责、问责制度,确保鉴定认证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权威性,建立与残疾等级直接挂钩的救助、补贴制度。

4、恢复农村合作医疗,改革新农合报账制度。目前农村虽然要求每个村都开设医务室,并且经验收合格达标的,政府有10万元的补贴(奖励),但有相当一部分的村医务室没有实际运作。有的只有一块牌子,没有医疗设施和医生。村民看病只能上乡镇卫生院或县城医院,很不方便,也增加了村民的负担,甚至导致有些村民病情延误。此种状况形成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村医务室的报账与新农合脱节,在村医务室看病的诊疗费用,不能报新农合医保,只有新农合定点的医院才能报账。我们应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从方便村民的角度出发,对此进行改革,理顺相关关系,将村医务室的诊疗费用纳入新农合报账管理体系,确保一般的小病能够在村里治疗。同时,继续保持和完善现行的贫困户大病医疗救助政策,提高救助额度,确保其看得起病,并且不会因病致贫、返贫。

5、取消农村低保。因为没有严格的界定标准、程序,特别在实施初期,低保户的确定,主要由村干部(支书、村长)指定,存在较大的随意性、主观性,有些该评的没有评,不该评的评了,村民意见比较突出,有村民称之为“关系保”。并且没有明确的退出机制,有个别条件很好的村民,也在吃低保,加之低保补贴标准近年增长又快,由最初的几十元/月·人,增加到了现在的每月一类190月/人、二类260元/人、三类335元/人,二类的四口之家,月收入就上千元。建议将低保直接取消,把此项资金用于救助农村老、病、残、孤群体。

6、建立农村常态化救助体系。类似于目前针对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的“特惠险”的办法,采用政府补贴(90%),个人参与(自筹10%)的办法,建立救助基金,制定相应章程及监督、管理、运营办法,对村民中的突发事故、自然灾害等进行及时有效的救助。减少村民因灾、因事故返贫的风险。

7、切实落实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免费教育政策,彻底清查和整治乱收费,乱摊派现象,让党和政府免费义务教育的明媚阳光不被“师腐”的阴霾遮挡,照亮乡村课堂,百姓心房!

 

(作者单位:湖南省新化北控水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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