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1年进大学之前，我绝不知道有“改革”这个词，压根儿也不会有靠“改革”来改变自己和一家人命运的意识。
1976年9月的那个特殊日子，我带着弟弟在离家20多里远的河垸捕鱼，突然听到大队广播站播放一段带着哭泣的声音：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听到这一噩耗，当时只有12岁的我心猛地下沉，完全没了捕鱼的心情，收拾好鱼具，含着泪水，步履沉重地回到了家里，一种天要塌下来的感觉。接下来的一些天，我是在小队长家门坎上度过的，那时全队就他家有广播，我便每天晚饭后七点坐在他家门口听中央新闻广播。
毛主席去世时，我们家的贫穷是实实在在的，两间四面漏风的瓦房，家里的家当比如今西北、西南很多贫困地区的极贫户还要破落，父母加上早早上工的姐姐三个整劳力所挣取的工分还换不来一家五口人的温饱，我和弟弟有时还得挖野菜掺着大米煮了充饥，父亲抽的几分钱一包的“大红花”也是靠我们弟兄拾破烂换来的，春节时一些必备的年货主要靠隔壁队家境稍好些的舅舅送。尽管那么穷，我们也从没有怪过谁，队里也没有人想过像安徽小岗村那18个农民一样按了手印，以“改革”的方式求生。
20世纪80年代的那场改革在我们村并没有“改天换地”。说实话，我对头两年发生的事情印象并不深，能回忆起来的片段也很难与后来那种波澜壮阔的描述划等号。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队里的“改革”最初是按上面的要求进行的，生产队将原来集体一起干的活儿分成一段段，农民按农活分成一个个作业队承包。
有意思的是，政策一开闸，老乡们就开始选择适宜自己的方式，后续发生的变化只能说形势比人强。不到一年时间，上面定的小段包工方式先是被小组包产所取代，小组承包才一年，就被包产到户取代。在作业队和小组责任制时，村里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诸如，原来生产队里的干部开始不那么“厉害”了，一些偷奸耍滑的人在分组时没有人要了。
我们家的人因为在集体化时期属于那种老实不惜力的，且各有一门农活手艺，大家都抢着要。我们队的包产到户我没有赶上，我是上大学后第一年寒假回家时得知的。记得回家当天，父亲就欣喜万分地告诉我，家里分到几块地了！他那种兴奋劲我就见过两次，一次是我拿到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次是这次从集体分包到土地。父亲还没等我安顿好，就带着我去看分到的地，一边看一边“表扬”自己的地种得如何如何好！包产到户第一年收成就上来了，家里一间屋子堆满了谷子，养的十几只鸡给父亲换烟酒也已绰绰有余，养的两头猪已卖了一头换了些钱给我这个名牌大学生回来过年接风。晚上全队的乡亲们纷纷送来鸡蛋（这是我们那一带的习俗，哪家有喜事或客人来，其他家就会送鸡蛋），那几天来我们家的人络绎不绝，每个乡亲的脸上就写着一个词：喜悦！记得他们和我说的最多的就是，自己家的地种得如何好，队里原来那几个“头头”的地种得如何不如他们……
自打研究中国农村始，家乡就成了我观察农民和评判农村政策最靠得住的窗口。尤其是我到了国务院农研中心和国务院发展中心工作以后，在老乡们心目中，我就是“上面制定政策的人”，从他们对待我的态度，我基本能判断出政策的好坏。政策是否对头，我从一进村口就能感受得到。政策对胃口，他们会很远就以真诚的笑容迎过来，还端着鸡蛋来看你；政策出偏差，他们就离你远远的，当然没有人给送鸡蛋了。
我记得包产到户以后的头几年回家，老百姓还劲头不减，使满马力向前奔，他们每晚到了深夜都不愿离开，和我讨论除了种地还能干点啥。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发现他们当初那种充满希望的笑脸很少见到了，他们晚上过来聊天时常带着叹息。尤其是那一阶段连续几年的卖粮难，打白条，拉到粮站的稻谷被验水分过高后又不得不拉回来晒，排队一排就是几天几夜不挪窝，化肥、农药价格翻番上涨，就不见粮价升，老百姓开始发牢骚。在我印象中，老百姓有不满情绪是从这一段开始的。
到了20世纪90年代前后，老百姓种地负担沉重，一亩地收成只有400多元，但各种提留摊派加起来居然高达500多元，有些农民甚至靠贷款完成上交，这一时期农村的干群矛盾激化。我回家时，农民的脸色变得既难看又无望，当我进到村里时，原来远远就迎过来的老乡，看见我扭头就进到自己的屋子，当然也没有人来家里送鸡蛋和聊天了。晚上舅舅来坐，我问老家发生了什么情况，舅舅带着很大的情绪质问：你还好意思问，你们搞的是啥政策？那么重的负担，我们农民怎么活？
一部分农民开始出村谋生，出不去的农民留在土地上挣扎，乡村不再是希望的田野，农民不再相信在农业上能寻到出路，尽管后来陆续取消粮食统购订购，再后来取消沿袭了两千年的皇粮国税，但村里乡亲脸上从此没有再现20世纪80年代那样的灿烂。近几年我也偶尔回到家乡，但是，村里乡亲过去的那种亲近减低了，村里的年轻人除了几位出不去的绝大多数都在外打工，村里的小孩都到了镇上和县城读书，整个村庄处于无生气的静之中。
二
我们家与村庄的疏离是从父亲去世开始的。1988年我在复旦完成七年的学业后，进到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所工作。
进到所里一年时间，家里传来不好的消息，父亲得了脑血栓。我放下手头的研究，径直回到家乡，直奔乡医院。幸运的是，治疗非常顺利，半个月时间，父亲就治愈出院了。我离开时安慰他，很快接他到北京住，不要再这么起早贪黑、脸朝黄土背朝天地拼命了，尽管我们都知道当时的条件不可能实现这一愿望。
我回到北京不久，父亲又开始下地，还是一如从前地玩命干活。第一次治愈后不到半年时间，他就在一人拉板车去镇上卖粮途中，因爬坡时使不上力，连人带车往下退时被重重的一车谷子压倒，患了第二次脑栓。在当时乡村的医疗条件下，第二次脑栓后治愈率是很低的，父亲居然靠着顽强的生命力又活了过来，但手和身体已吃不上劲，他倔强、不服输的性格难以接受不能干活的现实，不久离开了我们。父亲是累死的，一辈子一天也没歇息过，由于条件所限，他没有进过城，更无从谈享过什么清福。我回家体面地送走了劳累一辈子的父亲，带着母亲和妹妹到了北京，开启了农村一家子在北京的闯荡与谋生。
自母亲和妹妹到北京后，我们家就开始学习在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里游泳。家里一下子增加了两口人，我们当时的工资是支撑不住的，日常生活开支和住都成了问题。我们那间地下室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一下住了四个人，中间只好用一块布帘隔开。人是暂时安顿下来了，工作呢？对我这样一个在北京工作不到一年的学生兵来讲，尽管单位牌上有“国务院”三个大字，但找工作时还真派不上用处。
一天，我带母亲到六里桥附近的菜场买菜，途经一个长途汽车站，看到那么多人进进出出，母亲大脑里的“商业潜能”（母亲在乡下倒腾小买卖是方圆几公里出了名的）一下被激发出来！我现在还记得母亲当时的激动，她大声对我说：明天开始到长途车站卖茶叶蛋和凉白开！她说干就干，第二天就要我去商场给她买好鸡蛋、水壶、茶叶等，早起煮好茶叶蛋，她和妹妹一人背着一筐茶叶蛋、一人背着烧好的开水开始了在六里桥车站卖茶叶蛋和茶水的生计。一开张生意还不错，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出100多只茶叶蛋和几百杯茶水。一家人的吃饭问题基本不愁了。
“生意”刚刚红火起来，我又遭遇到工作单位变故，我们所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并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建农村经济研究部，我们只好离开这个神奇的地方。新单位给我提供了坐落于菜市口附近一个大杂院里的一间18平方米的周转房。安顿下来后，我们急需找生活。先是买了一辆三轮车到大钟寺批发市场进菜串胡同卖。不久，一次去白沟调查，我发现那里的小商品比北京便宜很多，就开始卖各种小商品。
成为市场中人并不那么容易，你必须手快、眼快、脑子不糊涂。比如，我们第一次到大钟寺市场进货，一眨眼功夫就被其他商贩把车上的东西顺走了；更重要的是要对消费者需求敏锐，我们那时变着花样卖东西，卖过袜子、鞋垫、彩带、各种塑料玩具……还要和城管捉迷藏，有时城管来抄，你不仅要眼尖，还要腿快，心理素质还要好。经过菜市口近两年的市场游击生活，一家人练就了较好的市场嗅觉和与消费者打交道的本事。
三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疾风也吹进了我们家，不过我们卷入这场史诗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浪潮是“毫无计划”的，完全是一种掉进汪洋大海里的求生与谋生。印象深刻的是，我们那时上班，除了少数几个当头头的，其他人并没有太多事可干。一次回家乡，县里时任发改委主任介绍一个人打算到北京合伙开旅馆，我回北京后就兴致勃勃地帮他联系了当时的海军招待所，我作为中间人帮助双方成交后，由我们家里人负责经营。我当时想正好可以解决一家人在北京落脚的问题，于是没有退路地卷入进去，在老家镇上工作的弟弟和弟媳将铁饭碗辞掉，带着姐姐一家进京开旅馆。
没想到的是，一个月不到，这位答应一起合作的“资方”就带着全套人马进京接管，我们一家人一下子没了着落。全家人只好先撤到菜市口那间单位给的周转房里安顿。
不过，这一年也有好消息，我所在的单位给我在安外小关分了一套56平方米的两居室房子，最起码让我的小家先安顿了下来。接着我们全家以小关为轴心开始了在北京闯荡。我弟弟一家和姐姐一家分别在当时的熊猫环岛附近租下一间每月100元左右的房子住下。姐夫卖菜，姐姐在安贞附近的公园口卖冰棍，维持他们一家人的开支。弟弟一边在安贞一座桥上卖书，一边准备一所大学的硕考，期待以此改变命运。我手头承担着一项农村土地课题国际合作研究，忙于8个县的调查和数据分析，还于1993年出国到威斯康星大学访问半年。
改变一家人命运的是进入“二渠道”出版。我们进到这个行业纯属偶然。一次经一个朋友介绍认识了京城某出版社社长，在他手上以每本5000元买下4个书号干出版。我们当时选择进这一行当还是有些底气的，主要的本钱是我们会外语，我弟弟是英语师范学院毕业，出来之前就是一个不错的英语教师。我们抓住读者对翻译书的需求，决定找到好的外文书直接翻译出版。
记得我们兄弟俩那些年有时间就泡在北京图书馆，然后就是跑书摊、逛书城，甚至到国外访问时有空就跑他们的书店、出版社、图书馆、旧书店，寻找一切可能的出版源。我们在这一行里出版过许多现象级的作品，表面上是我们有外语这种语言上的比较优势，更本质上是它成为一种打开眼界的工具，提高你的真假甄别力和决策时的理性程度。
四
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可以靠市场经济规则改变命运，但是有些由体制砌成的墙是你无法翻越的。对于我们一家子来讲，四十年的痛就是入城孩子的教育。20世纪90年代初，我姐姐的两个儿子来北京时，两个孩子已在老家读小学，老二的成绩是拔尖的，被认为是一个读书的好苗子。到了北京以后，碰到的最大难处是没有学校接收。最后托人才上了一个当地孩子根本不去的没有什么生源的小学。在这所小学毕业后，两个孩子拿到没有入学证的毕业证。这时候我们在北京的事业已经基本稳定，如果为了孩子读书全家迁回，已经付出的一切努力就付诸东流。怎么办？只能在住处附近找了一家没有多少本地生源的初中继续学业。
老大读完初中，如回老家上高中，根本不可能和湖北的学生竞争，权衡之下，只好在中关村附近找了一家职业中学学点谋生技能，进去以后才知道这类学校除了收钱什么也不会教，与其如此，还不如给他小舅打打帮手，一个初中生就这么走入市场。
老二是个天分很好的孩子，在北京读初中时成绩还不错，尽管属于“矮子里的长子”，但有一线希望还是不想放弃，读完初中后我亲自把他送回老家，到洪湖一中就学。但是，由于两地的学习状况差别太大，孩子回学校第一次摸底考就被老家孩子甩老远，后面的学习就更加吃力，越掉队越远。到高考时，我又回去亲自督战，期待靠“精神胜利法”帮他多考几分。但是，世上哪那么容易创造奇迹！高考落榜后，只得去当时的北大继续教育学院读了三年，一个本来很有学习天赋的孩子就这样一步步褪色，成为我一辈子内心的歉疚。
最近我们家又开始揪心，这次发愁的是两个外甥的孩子，就是我所称的“农三代”。老大的孩子今年要上小学了，比他爸爸那个时代进步一点的是孩子可以就近入小学，但是，到了初中、高中呢？在他们上一辈时，我们就抱着希望等啊等，如果这两个孩子还是只能和他们的爸爸那样无奈地回去学习，那将是一种怎样的景象？怎样的命运？怎样的结果？
当这篇稿子要落笔时，已是深夜十二点三十分。我不能再继续了。感谢我们一家子在北京的打拼减轻了我的重负，让我还有气力去思考一些与个人衣食无关的问题。我们家四十年的历程，也让我坚定了改革的真义：向百姓开放权利，向百姓赋予他们应有的权利。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0年第1期 此为原稿，与书刊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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