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人侵” 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致命打击，本是生态学中的一种现象。其实，现在来看，“ 生物人侵” 并不只有消极意义，如引进生物进行灭虫也是一种积极的“人侵”。可能以往我们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是社会历史中的生物引进也会对当时社会发展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但是有时也会打破原有的农业作物、土地资源与产业选择三者间的关系，使生产结构发生较大变化，进而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我们知道，在近万多年的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有三次农业作物的引进和培育对中国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第一次是汉代大量西域农作物传人中原地区，第二次是宋代早熟稻的传人和推广，第三次是明清之际的大量美洲高产农作物的传人。这些美洲高产农作物引进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极大，故何炳棣认为是中国土地利用、粮食生产的第二次革命。其实，明清时期的美洲高产旱地农作物的引进，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能就更加深远。尤其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往虽然有人注意到了，如注意到从粮食生产角度其作为人口膨胀的条件之一，也有人谈到玉米、马铃薯、红薯很快发展，与人地关系和新作物的生物学特征有密切关系，其对中国社会影响的全面和深刻性还注意不够。本文便是拟分析美洲高产旱地农作物传人和推广对中国亚热带传统社会的负面影响。
1、美洲作物引进与亚热带山区人口的发展
明末清初美洲高产旱地农作物的传人，对中国农业，特别是中国南方亚热带山地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的影响很大, 其中以对人口的影响较明显，以往中外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如何炳棣先生认为玉米、甘薯、马铃薯等美洲高产旱地农作物的传人是继宋代早熟稻后的第二场农业革命，认为对“全国粮食产量的增加及使人口的持续增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高产旱地农作物的引进，极大地提高了粮食总产量。珀金斯认为，仅1914年到1957年玉米的粮食产量便达110万吨左右，1918年至1957年间红薯提高产量达900万吨。这里要说明是的李中清等认为，清代西南地区人口增长主要是经济机会的增加，不是高产旱地农作物的传人。其实一方面李中清的西南主要是指云南、贵州和川西南而言，一方面如果从明末清初战乱后人口大量耗损后形成的人口真空而言，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 可以称为经济机会增多对人口的刺激影响, 但嘉庆以后的人口继续增长却应是与西南高产旱地农作物扩展为背景的山地垦殖高潮相关。据统计到嘉庆17年四川耕地达7783.8万亩, 超过了四川60至80万亩的坡耕地临界线, 开始了大量垦殖坡耕地。这正如何炳棣认为的“（马铃薯）使利用那些对玉米和甘薯来说也过于陡峭、贫瘠的山地成为可能”。
我们知道中国粮食作物从先秦的粟（稷、谷子）、黍、稻、麻、菽五谷向秦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粟、麦、稻发展，到宋元时期，北方地区的粟、麦，南方地区的稻、麦生产成为粮食的主干, 其它南北方还有大麦、荞麦、燕麦等杂粮。由于生物属性的制约，特别是受气候和垂直高度的限制，这些农作物不可能在亚热带山地大量种植并获得较高产量，故元以前中国的农业经营一直主要立足于平坝和浅丘坡地，人口的扩展也因此受到了制约。
在清代人口增长的年均增长率与其它朝代相比并不高, 但清代从明代的2亿人口的基数上发展，人口对于粮食增加压力自然是比以前更大。应该看到清代人地比率已经十分小。清代农业技术比前代并无根本突破，实际上清代末年粮食产量仍在下降，而有的专家认为清代南方农民一般要4亩耕地才能维持最低生活，也有学者认为南方水旱田2亩是才可维持人的基本生活。这样，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和战争动乱，清代南方地区人口会自然减少，在短时间内在如此大的基数上成倍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但这三种高产旱地农作物的种植往往很快使这种因战争、灾荒而来的饥荒的人口自然损害得以缓解，也使饥荒后的人口耗损恢复起来十分快。
具体讲美洲高产旱地作物表现为承平时，一在于使山区人口自然增长成为可能，一在于遇饥荒使平坝、山区都赖以度荒, 减少灾荒的自然衰减, 一在于饥荒后利用他们的高产使人口的恢复速度提高，使人口可以持续增长。
这三种农作物在南方亚热带山区的推广主要在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正是中国人口在大基数下的绝对数量大增加时期。这里增加较大的南方几省正是玉米、马铃薯、红薯种植较多的亚热带地区，而其增长的时期也是基本上是在乾隆、嘉庆、道光年间，与三种生物推广的时间同步，也与清代亚热带地区移民大流动时间吻合。
近些年笔者一直在亚热带山区考察，山民普遍认为，如果山区没有玉米、马铃薯、红薯的种植，加上没有良种水稻和化肥投人，山区农业居民的基本生存条件是不具备的。实际上清代中期以前良种水稻和化肥投人是不存在的，如果没有玉米、马铃薯、红薯种植，农民的基本生存条件更不具备，亚热带山区的人口飞速发展和旱地种植业的主导地位便无从谈起。
2、亚热带山区结构性贫困的形成
由美洲高产农作物等主要因素造成的亚热带山地人口持续增长和人口膨胀是造成山地开发的条件。但是, 如果我们对于明清之际玉米、马铃薯、红薯的传入的影响, 仅仅停留在对人口增长这个层面, 可能还十分不够。因为从生物引进这个角度讲，它的传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应是更深刻的。对此葛剑雄教授已经从人口增长角度对社会的影响有认识。
直到今天中国西部及南部亚热带山区还十分落后，但在不同的地区，落后的原因却不完全相同。一种可能是人类基本生存的资源都缺乏的生态性贫困，即资源性贫困，如中国西北许多地区缺乏基本的水资源和生物资源，是形成贫困的重要原因；又如西南地区许多喀斯特地貌，缺乏基本的土壤资源，也是构成贫困的重要原因。另一种是结构性贫困，即区域内各种资源十分丰富, 但历史时期形成的产业结构与之相悖，资源的丰富度并没有体现出来, 从而形成结构性贫困。
明代前期以前，中国农业开发主要是在平坝、台地、丘陵地区, 广大山地还多是森林和草地覆盖。在平坝、丘陵、台地地区以种植水稻、粟、黍、小麦等传统粮食作物为主，而广大山地并不适宜种植这些作物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海外高产旱地农作物传人，农业的发展一是只能在平坝、台地、丘陵地区作内延式发展，一是外延式发展林牧副业。前面谈到, 由于各种原因, 内延式的发展受到制约，最优的发展是外延式的林牧副业发展方式。
这里要说明的是，实际上在清代生产技术条件下，山地种植玉米、马铃薯、红薯，其产量并不比平坝地区水稻、小麦等作物高多少，就是同在平坝地区种植其高产优势也并不突出，至少在清代单产不如水稻。山地种植这些作物的高产, 主要是针对山地的传统旱作物，如荞麦、燕麦、大麦、高粱、粟而言。
从生物属性和产量高低来看，番薯、玉米、马铃薯这三种农作物在亚热带山区的社会和环境适应性如下：
番薯，绝对高产童，适于丘陵、低山地区，对温度相对要求较高，为亚热带山区平坝、丘陵最重要的防灾食物。玉米，产量较高，适于不宜稻麦的贫瘠中低山地区，是亚带山区最的基本生存和备荒食物。马铃薯，高产，适于连玉米、红薯都难以很好生存的更高寒中高山地区，是亚热带高寒地区的基本生存的必须之食。
其一，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在初期对于亚热带山区的开发起的作用是积极的，但应该看到，由于山区趋向以种植业为主体，而种植业的单一性又较明显，这些作物在平坝地区也能较好生长，山区经济生物多样性的优势难以体现，产业与资源配置不合理，经济水平滞后，使山区经济形成结构性贫困，直到今天。以前我们对长江三峡经济开发史的个案研究表明, 先秦时期, 三峡地区采取的是采集、渔猎和射猎为主而农业为辅的开发格局，秦汉两晋南北朝时期为沿江水田农业、农副业的开发时期，唐宋时期为沿江水田农业、近山畲田、商业转输、盐业开发、林副业开发并重的时期。应该看到，从资源与产业合理程度来看，唐宋是三峡历史时期人地关系最合理的一个时期，沿江水田农业开发较好，山地开发适度，林牧副业比重相对较大，故当地三峡居民“未尝苦饥” 。明清时期如果沿着这种道路发展是最好的结局，但明清三峡地区的开发并非如此。由于人口压力作用，加上传统重农轻末、重种植轻副业等传统思想影响，清代中叶伴随着玉米、马铃薯、红薯在三峡地区的推广，形成以旱地垦殖为主兼营农副业的时期。这种格局下，由于水土流失等因素农业产出并不会很高，农林牧副业也仅仅是作为垦殖业的副业存在，规模小，产出多样性不能体现，山地不能与平坝地区对等交换，进而使资本原始积累十分有限。
其二，结构性贫困还表现为三种旱地农作物, 特别是玉米、马铃薯的大种植, 并向中高山推进后，高于25度的陡坡上垦殖，造成农业生态的破坏，水土流失加大，土坡肥力递减，使种植业的产出越来越少。清代中叶三种农作物的推广往往是以砍伐森林来种植的。
早在清代，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这种种植对农业生态的自身破坏而来的肥力递减，及由此而产生的产出递减。道光《鹤峰县志》卷6《风俗》：“田少山多，坡多晓确之处皆种包谷。初垦时不粪自肥，阅年既久，浮土为雨潦洗尽，佳壤尚可粪种，府处终岁辛苦，所获无几。” 同治《宜昌府志》卷16：“常德、洋州及外府之人，儿由承垦者甚众，老林初开，包谷不粪而获……迨耕种日久，肥土雨潦洗净，粪种亦不能多获者，往时烟揍集之处，今皆荒废。” 道光《武宁县志》卷11：“棚民垦山，深者至五六尺，土疏而种植十倍，然大雨时行，溪流湮淤，十余年后，沃土无存，地力亦竭。”
研究表明，明清三峡地区的山地垦殖过程是在唐宋一茬轮歇制或轮作轮歇制的畲田经过轮作轮歇越来越短暂，刀耕火种游耕向固定的非轮歇制山地陡坡垦殖发展过程。到了明清的休耕不足的游耕火耕，以及随后的固定非轮作陡坡垦殖，往往是最初几年会有较高的产出，所谓“一二年内，杂粮必倍”、“不须加粪，往往种一收百”。但随着农区水土流失的加重，土壤及肥力流失，或无土只存石头，或只存瘠壤，有“山地久耕利薄” 的说法，以后普遍出现“粪种亦不能多获者” 的局面，“民生日繁，地土晓薄，各粮所出渐见减少”。故形成“辛苦开老林，荒垦仍无望” 的局面，种植业并没有改变地区的贫困落后面貌。
其三, 山区的水土流失, 不仅仅在于对本地区农业生态的破坏, 造成本区内部产出的减少, 而且成为下游洪灾的隐患。早在清代便有人指出，长江上游“无业游民到处伐山砍木，种植杂粮，一遇暴雨，土石随流而下，以致停淤接涨”。同时，应该看到一遇暴雨，不仅仅是对下游洪灾隐患，而且也对本地区小江河下游的良田洪水淹没、泥土冲压，对整个地区的农业经济都造成负面影响。
十分有现实意义的是，现在在三峡地区及中国其它山区实行的强制性退耕还林，实际是将玉米、马铃薯请下山来，与其说是从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角度出发，还不如说是彻底改变清中叶以来形成的结构性贫困的重要举措。饶有意味的是，在三峡地区三百多年前这次美洲农作物引进是伴随“湖广填四川” 的大量湖广、两广、江南移民进人三峡地区的山区开发高潮，而现在在三峡地区，退耕还林将美洲农作物请出山地也是伴随着大量三峡移民外迁两湖江浙广东等地。中国经济结构在亚热带山区绕了一个三百多年的圈子，又回到山地开发的起点。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3、结构性贫困所带来的深远的负面影响
如果我们仅仅分析认为清代的这种生物引进造成结构性贫困影响至今这个事实，可能还不够，还需要注意到生物引进对亚热带山区的平坝、山区产出互换机制的丧失的影响。
笔者注意到, 这种生物引进同样也发生在欧洲一些国家，欧洲在16世纪玉米开始从美洲传人, 在18世纪饥荒发生后才开始在欧洲大面积种植玉米的；马铃薯传人相对晚一些，也是16世纪传人欧洲，18世纪中期才成为大田作物大规模栽培的。不过，为何在欧洲没有形成这样的结构性贫困呢？
早在罗马时代，西方与中国西汉在经济结构上形成成了较大的差异。比较表明，我国从商周以来实行“主谷制”，粮食种植业占主导，相对而言，西方罗马的畜牧养殖业和园圃业发展较好。在很长的时期内，西方国家平坝、丘陵、山地普遍种植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而畜牧业饲养业十分发达。在这样背景下，美洲这些旱地农作物传人后，与传人中国后的情形就不一样。
其一，当这些农作物传人欧洲国家时，这些国家人口密度并不大。但我们知道，清代1786年至1791年中国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5.49人，1812年为67.57人。1830年至1839年为75.32人， 其中南方亚热带地区的人口密度，在1830年至1839年间，四川为65.57人，湖南为87.86，湖北为177.68人，江西为134.68人，贵州为30.02人，福建为154.34人。如典型的山地地区三峡地区的人口密度，嘉庆15年为30.65人，1910年达83.65人，20世纪年代80年代达244人之多。由此可见在同时期内中国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欧洲地区。同时期内欧洲国家的农村人口比重也低于中国，如1850年美国农业人口仅占65%，法国占52%，英国则仅占2%。相对而言农业人口压力更小，人地矛盾就更不突出。我们也知道，现在欧洲地区平坝地区占面积的60%左右，而整个欧洲直到现在的垦殖指数仅30%左右，这就是说直到现在大量平坝、丘陵都还没有开垦完毕，许多还是空旷的牧场、园艺场。在这样的空间关系中，这些农作物既使最初也是作为人们的一种粮食作物种植的，如马铃薯是十分重要的辅助食物，但其并不一定象在中国一样，最先是在山区发展，最终许多也主要分布在山区，直到近百年才开始大量分布于华北、东北平原的, 而是广泛分布在平坝、丘陵和山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欧洲的玉米种植主要分布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波河平原地区。以意大利为例，意大利的玉米产区主要在北部的平原地区，而南部山区则是以饲养业和蔬果业为主。如南部的卡拉布里亚大区，平原仅占19%，大量为丘陵和山地，其山地森林面积较大，以饲养业、蔬菜、水果业为主导，其中传统的橄榄、葡萄种植十分发达。其它美国、法国、前苏联等国，马铃薯、玉米仍是重要的农业作物，美国玉米种植在农业作物中居第一位，但其长时期以来主要是作为饲料，主要分布在平原地区，并不主要分布在山地。前苏联由于气候原因，也主要分布在西部森林带的南部和森林草原带，并不主要分布在山地地区。
其二，欧洲传统的畜牧业发展，使这些农作物很快就从人们的粮食作物演变成为动物的饲料。在西方历史上马铃薯曾作为过重要的粮食，但由于人口压力不大的条件下，种植并不分布在山地，故并没有形成结构性不协调的问题。后来西方国家普遍用玉米、红薯、马铃薯为动物的饲料植物。如美国现在几乎所有玉米都是作为畜牧业的饲料种植，特别是作为青饲玉米种植。而我们国家在清代传人后首先便是作物充饥的粮食作物广泛在山地推广, 所谓“山农恃为命” 、“ 岁视此为丰歉” 等记载不绝于书, 是作为缓解人口压力的重要食物仅是从20多年来，玉米才开始经过这种转变，逐渐成为一种饲料作物出现，而在许多落后地区这种转变才刚刚开始。
我们知道如果山区开发以种植业为主，其它林牧畜果等业仅是作为家庭副业，一方面难以形成规模经营而完成原始积累，一方面难以形成大的交流市场，特别是难以形成山区生物多样性而来的产出多样性的优势，与平原地区难以形成对等的交流地位，山区与平坝地区的互换机制难以平等形成，商品大流通不能出现，这就会制约资本的原始积累，影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发展。
总之，明清时期玉米、马铃薯、红薯的传人和推广除了有极积意义的一面外，还存在许多负面影响。其负面影响是为清代“人口奇迹” 创造了基本条件，使南方亚热带山区形成结构性的贫困，制约了亚热带山区产出多样性而来的商品经济发展，从而影响了资本原始积累，制约了资本主义萌芽在这些地区的发展，影响了社会进步。
但是任何事物都是要辩证分析的，其一，生物引进对社会历史的影响是一个客观过程，我们指出其负面影响，主要是立足于对历史进程的宏观走向的理性分析，并不否定这些农作物传人我国在客观上对于山区丘陵开发、平原地区作物多样化、灾民备荒、提供饲料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这就如我们认为三峡移民在近300百年内的开发方式并非最佳选择的同时，并不否定这些移民在这多年中在三峡地区耕耘劳动对山区开发作出的贡献一样。其二，生物引进的影响在人地关系上十分复杂，不同的时期和环境所产生的作用往往差异十分大。如玉米、马铃薯的传人后在19世纪大量在华北、东北平原地区种植，其所起的作用则事是正面的、积极的。有的专家又提出，太平天国后人口大量耗损后再度回升，与平原玉米种植有关。同时, 清末大量花生、烟草、棉花占用耕地后，玉米、马铃薯单产高弥补粮食不足，又对平原经济结构调整起了积极的作用。再者，相对而言, 番薯在三种植物中，是相对而言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而高产的农作物，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还不能与柱米、马铃薯完全等同视之。
作者简介：蓝勇，四川泸州人，西南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著名专家，现为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历史地理学博士点学术带头人，出版各类著作20多部，发表论文180多篇、杂文30多篇。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农史》 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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