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安顺的塘约，塘约的左文学，写塘约报告的宏甲老师，再一次让人们把视线拉回到了农业集体化道路上来，功不可没，意义非凡。王宏甲对塘约村的基本经验概括为：党建引领、深化改革，组织起来，共同致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集体化道路绝不是洪水猛兽，集体化道路恰恰是农民最好的发展途径。散，小，弱的家庭农业，是不会有出路的。只有农业资本家才希望不走集体化，这样他们才能有更大的舞台。塘约，把集体主义经济活力的一面展现给了中国。宏甲老师全国巡回演讲也是将集体主义的种子在中华大地四处撒播，希望能生根发芽，结出硕果。集体化是强农富农的必然途径，但我个人觉得，塘约道路问题也是很大的，不能解决的话，那终究是一枝独秀。
一、塘约道路的产生，倒底是内生动力还是外力推动？
周书记说：“你这个村子有前途！”
左文学愣着，心想什么都没了，前途在哪儿？
周书记说：“我看你这个班子很强。这么大的水，人住得这么散，没死一个人。你们干部了不起！”——摘录
如果不是市委书记的指引，塘约能走上今天发展的道路吗？如果不是左文学能立马深刻领会领导的意思，塘约是不是在原地踏步？假设总是不能成立的，但通过上面几句摘录，说塘约是内生动力是不对的。更何况，周建琨书记前后十一次到塘约，难道每次去都是喝喝茶聊聊天？我想周书记是没有这么闲的。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一笔带过之处往往是平地惊雷。
二、塘约，到底是形象工程还是实在成果？
2016年与2013年相比,经过3年的努力,全村经济社会、村容村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创造了贫困地区追赶跨越、全面小康的奇迹。一是实现了从贫困村到小康村的转变。农民收入10030元,增加了6000多元,80%的农户户均年收入3万元以上,50%的农户建起了新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建成了村文化广场、林荫小道、健康步道、自行车车道等基础设施,被评为贵州首届“十佳美丽乡村”。——摘自搜狐网
塘约，几年之内，从昔日的国家二级贫困村，化身一个小康村。到底是其经济积累的成果，还是政府在刻意美化？2016年12月16日，《党建》杂志社主办的“党建网”刊发了一篇题为《贵州安顺塘约村：探索新模式，破解四大难题》的文章，有这样一段文字：“按照农旅一体化发展思路，整合农业、扶贫、水利、发改、交通、财政等部门资金6400余万元，贷款资金1420万元，规划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产业扶贫项目、美丽乡村建设项目23个。短短28天时间，完成171户房屋景观整治、乐平镇至塘约村直线大道建设、小屯田至塘约平桥河道治理等项目。投资1170万元，与青岛共建380亩的蔬菜产业示范园，力争形成育苗、示范种植、果蔬观光和冷链物流为一体的种、赏、藏、销体系，走出具有平坝特色的现代山地农业发展新路子。2016年，争取到国开行5000万元的产业扶贫资金注入塘约，为全村农业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保障。同时，与北京专业公司合作，制定塘约村20年总体发展规划，聚力打造水上乐园、山体公园、农家旅社、示范农田等。”
这很有一种熟悉的味道。那一次大水，平坝受灾的村不止有塘约，我能不能问一句，其他受灾村得到了同等对待吗？
三、塘约，政府投入资金量到底是多少？
李昌金老师在文章中谈到，“有一组由塘约村合作社理事长丁振桐给我们提供的数据：1、由政府提供5400万元用于修建全村房屋和村内道路资金,即全村所有的房屋和道路修建100%是政府出资的（这个可能与事实有出入，农户自己也要出钱----李昌金注）；2、由政府出资101万元购买各种蔬菜种子，扶持塘约农业生产起步；3、塘约有150亩闲置水塘，政府出资30万元购买莲藕种苗。仅以上三项合计，由政府出资扶植资金共5531万元。丁理事长说，这些款项全部到位，没有被挪用或贪污。”
如果再加上前面提到的金额，那么一个小村得到如此巨量的资金，能不富吗？帮扶塘约的资金到底是多少？这个数字能公示吗？如果对此隐而不谈，塘约再先进，只怕也不具有任何学习的意义。相反，哪怕花钱再多，把政府扶持的款项明示出来，那么其他地方在了解塘约实情后，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去弊存优。
四、塘约道路的推广，要如何保证领头人的先进性？
不可否认的是，左文学确实是一个优秀的村集体领头人，塘约巨变，他功不可没。但如果要把塘约模式推广到全国，那么就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泥泞不只是乡村有，城市也有。民主选举的乱象也不只是西方有，中国农村也一样有。对于我国乡村的选举，早有许多文章指出问题了。乡贤（恶霸）治村，家族治村，选举走过场，贪庸懒普遍化……说农村基层组织瘫痪了，一点也不为过。我承认在众多的村长与村支书中，绝对存在有一心为民的，但如何去发掘？如何去甄别？这是个问题，更何况不改变现有的乡村政治乱象，塘约道路谁敢走？领头人不先进，老百姓是不会跟着走的，现在的村民并不是傻子。
五、塘约模式，如何确保村民的利益不受损？
塘约合作社11户发起人、村集体、全体村民分别占30%：30%：40%的比例。这个股份构成有其特殊性，不好评价。但如果要推广塘约模式，那这个股份构成问题就将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很有可能集体化的农村成为个别人谋利的手段。集体道路，公正公平是非常重要的。毕竟塘约道路现在宣传的是内生动力，内生动力，就意味着外来监管的缺失。塘约的财务监管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靠村民的监督，时间一长往往是很无力的。有文章直言：塘约的村民代表真的能代表吗？能有效地代表吗？现在能，以后呢？
六、特殊政策能全面允许吗？
红九条与黑名单是一个有争议的事物，塘约村称这部村规为“红九条”，也视其为村内“宪法”，谁踩了这几条红线，就得被“拉黑”——3个月内不享受惠民政策，村委也不为其办理任何手续。我感觉这与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是相冲突的，究竟是法大还是村规大？在塘约，可以是村规大。村里的水利整治工程，按规定应当是招投标的，塘约自己干了。好吧，特事特办。七权同确，塘约村开展的“七权同确”与由农业部主导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土地确权完全不是一回事，塘约村土地确权的方式方法完全由两委和村民说了算——李昌金。那么国家会全面允许村级组织自行其是吗？我持怀疑态度。如果可以的话，那么长此以往，村长也就可以世袭了。
七、塘约道路可持续性发展前景如何？
也许塘约目前还只发展了三年多点，时间不够。就目前来说，塘约还是在低水平的集体化道路上彷徨。但可喜的是左文学说，他希望让他村里在外的大学生兼职村里的工作，为塘约发展出力，这是一个好的方向。毕竟就全中国来说，能发展乡村旅游的村庄可是非常之少，像塘约这样离城市近的乡村毕竟是少数嘛。
八、如何解决农产品销售？
如果只有塘约一个村，那这不是问题。如果按曾永涛市长所说，安顺1007个村，有500个村走上了集体化道路，那么农产品的销售就必然成为一个大问题。不进行产业升级与农产品工业化深加工，那么农村产业集体化道路就必然受阻。
九、刻意避开政府的主导作用，还具有推广的意义吗？
有人说塘约是政府资金堆起来的样板，这样说也许有失偏颇。但塘约之所以成功，与周建堒书记的引领是分不开的。周书记十一次到塘约，绝不只是去喝喝茶，聊聊天。解决问题，指引方向，才是周书记一次次进入塘约的目的。左文学之所以能把村民组织起来，并不是左文学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而是周书记站在背后，周书记代表着安顺市政府，代表着共产党。农民并不傻，有政府出面，有党出面，农民就愿意跟随。现在安顺在发展的八加一模式，那八个村的村民难道不是冲着政府的号召力来的吗？
在宣传塘约道路时，一定不要把内生动力做过份解读。不然很有可能塘约道路的积极意义让错误的解读给摧毁了。马松书记说：“农民是用眼睛选择前途的。”跟塘约相邻的大屯村，历史上自然条件一直比塘约好，解放初大屯有公办小学时，塘约还没有。现在大屯村陆续有几十户、几十户（原文如此）农民自发地把确权的土地流转到塘约……强调内生动力，连塘约的邻村都走不了塘约道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强调外力推动加内生动力呢？也许大屯也走上了塘约模式。
解决三农问题，塘约无疑走出了一条新路。但如何解读是个重大问题。这决定了塘约道路到底能走多远，走多久。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
2017-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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