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假期，我回到了家乡——安徽省黄山市黟县渔亭镇桃源村。桃源村素有“桃花源十里长廊”之称，群山环抱，溪水潺潺，古迹散落，村中仍保存“桃源洞”“红庙”“浔阳台”“文峰塔”等古迹，是通往西递宏村的必经之路，沿线被评为最美风景道。自小我便对这里的青山绿水怀有天然的亲近感，但多年在外求学，再回首凝望故土时，却惊讶地发现，这个曾经因空心化而冷清的山村，正悄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图1桃源村地理位置图
一、生态环境的改善
走进村口，最直观的感受便是村庄环境焕然一新。昔日堆满的杂物垃圾已逐渐被收整归类，过去那种“乱堆乱放、披红戴绿”的凌乱景象，如今已鲜少可见。迎面而来的，是平整干净的道路两旁新修的绿化带，溪水在石岸间清澈流淌，几处经过修缮的古民居在阳光下显得古朴而宁静，似乎让人一脚踏入了画境。这样显著的变化，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村庄近年来持续推进环境整治的具体成果。
桃源村近些年开始推行“党员+责任包保”模式，将村域道路划分为若干片区，由党员干部带头负责，形成“4名党员+2名村民代表+N户群众”的责任网格。这种治理方式，不仅在责任落实上实现了全覆盖，还在精神上带动了村民积极性。过去，环境整治往往是一阵风，村民大多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等检查一过又恢复原样。而如今，每季度一次的“最美责任路段”评比，让环境治理变成了一件有荣誉感的事情。谁的片区更干净、谁的道路更整洁，直接关系到党员的年终评议，也关系到村民的集体形象。在荣誉驱动与制度约束的并驾齐驱下，帮助村民逐渐养成了自觉维护公共环境的习惯。更值得关注的是，桃源村在环境治理中引入了“信用积分”机制。通过“信用+劳务派遣”“信用+环境整治”的模式，村民的日常表现被量化为积分，积分高的农户不仅能在集体事务中获得优先权，还能在劳务派遣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势。比如，有几户高分农户被推荐参与优质岗位派遣，不仅实现了家庭增收，还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村内声望。对普通村民来说，打扫自家门口、清理公共场地，已不再是无偿劳动，而是与收入挂钩的“有价行为”。制度的巧妙设计，使环境治理从“要我做”转变为“我要做”，悄然改变了乡村的日常秩序。
在与村民的交谈中，我深切感受到这种变化带来的心理认同。一位上了年纪的爷爷与我说：“以前干部让我们打扫卫生，总觉得是给别人看。现在积分一算，不仅自己门口干净了，家里还多了点收入，心里也舒坦。”这种看似朴素的话语，实际上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逻辑：制度如果能够与农民的切身利益相结合，便能真正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相比过去单一的行政命令，如今的制度设计更注重调动村民积极性，把治理嵌入到日常生活之中。
与此同时，环境整治也带来了空间感知的转变。走在村庄的主干道上，眼前不再是凌乱的废旧砖瓦，而是经过改造的景观节点，错落有致的休闲小景点与传统民居相映成趣。村里的年轻人跟我说，如今的村庄不仅让外地游客觉得宜人，自己在外打工回来时也觉得“有面子”。这种空间感的重塑，让乡村不再只是“生存之地”，而逐渐成为“生活之美”的承载体。从乱堆乱放到全市最美路段，从要我整治到我要整治，桃源村的环境嬗变，实质上是一场治理理念的转型。它告诉我们：乡村基层治理并非高深理论，而是能否在最日常的空间里，建立起一套共同认同且激发群众参与的制度规则。小到一块砖瓦的归置，大到一条道路的清洁，其背后都映射着乡村治理的智慧。
二、产业发展的活力
更令我感触深刻的是，家乡的产业结构正在经历一场悄然却深刻的转型。过去，桃源村的经济支柱完全依赖农业。茶园面积虽达百余亩，村里也有一家小型茶叶加工作坊，年年春茶上市时，茶香氤氲，满村皆是炒茶、制茶的身影。但是这样的传统农业存在着明显局限。此外，一方面，随着年轻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导致茶园无人采摘、田地撂荒的现象时有发生。另一方面，茶叶加工附加值低，销售渠道有限，农民辛苦一年，所得却难以支撑家庭开支。农业“弱根基”的问题，使村庄一度陷入“有资源却无活力”的困境。
真正让桃源村重获生机的，是2014年引入的“未晞园”精品民宿项目。这个项目借助桃源村独特的山水格局，将闲置土地、老屋古宅整合起来，打造生态型度假酒店。对我而言，最直观的震撼，是那些曾经杂草丛生、墙体斑驳的老房子，如今在修旧如旧的设计理念下，摇身一变成为风格独特的咖啡馆、民宿和度假地。游客推开厚重的木门，映入眼帘的是古朴的梁柱与新颖的软装，既保留了徽派建筑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生活的舒适感。建筑与自然景观相互映衬，村落的肌理在保护与再造之间焕发了新的生命。与此同时，大片撂荒的土地也通过流转被纳入项目开发，形成了以农业观光和农事体验为核心的综合体。茶园里有采茶体验的活动，甚至还设有农产品文创展厅，把茶叶、竹木和土特产包装成伴手礼，赋予了农产品新的附加值。土地不再只是“产粮的田”，而是成为连接农业与旅游、生态与经济的桥梁。
对于村民而言，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增收途径的多元化。过去他们的收入几乎只依靠种地，如今则可以通过土地租赁、劳务输出和民宿经营等多种方式增加收入。我印象最深的是自家亲戚在未晞园做服务员，每月有几千元的固定工资。她笑着对我说：“没想到在家门口也能找到稳定工作，既能照顾老人，又能不愁收入。”在她的脸上，我读到的不仅是满足，更是一种获得归属的安稳感。
站在今日的桃源村，我切身感受到，产业的振兴远不只是“钱袋子鼓起来”这么简单。它意味着村庄正在从单一的农业经济，迈向生态和农文旅相融合的多元发展格局。产业不再只是谋生的手段，而逐渐成为塑造乡村未来、激发乡土自信的核心支柱。
三、文化传承的活化利用
桃源村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是生态的富矿，更是文化的富藏。徽派文化素有“无处不在”的特质，桃源村正是这种文化肌理的生动缩影。陶渊明的后裔也曾在此聚居，留下了与“桃花源”意象相呼应的村落记忆。村中至今保留着“桃源洞”“浔阳台”“太白钓台”等遗迹，青岭山古祠堂也仍然静默伫立，见证着岁月的更迭。这些文化遗存，如同散落在山水之间的明珠，沉淀着徽州厚重的文脉。然而，长久以来，这些资源更多是束之高阁。古迹虽在，却缺乏系统性的保护与利用。村民们日常忙于生计，对这些资源置之不闻。游客偶尔到访，也往往只作短暂停留，未能深入体验。文化资源与经济发展的脱节，使桃源村的历史价值一度被埋没在荒草与尘土之间。
变化发生在近几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桃源村重新认识到文化资源的独特优势，将文化作为发展突破口。村庄以“世外之桃源”为形象定位，试图将自然景观与人文底蕴交织在一起，塑造出一个既能吸引游客、又能凝聚乡愁的精神家园。在这一过程中，古祠堂、古村落被纳入整体规划，不再是孤立的遗迹，而是通过修缮、活化和功能重置，成为民宿、展馆、文创空间等新的文化载体。游客在此下榻，不仅能体验徽州建筑的精致与厚重，还能在夜晚的青石小巷中，感受到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独特氛围。
从更深的意义上讲，这种文化的活化利用，不仅是为了发展旅游，更是为了延续乡村的精神命脉。对村民而言，祖辈遗留下来的祠堂、古居，不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财富。文化被重新赋值的过程，也强化了村民的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正因如此，文化传承不仅关乎经济效益，更关乎精神共同体的构建。
今日的桃源村，既有山水清丽的生态底色，也有徽州厚重的人文积淀。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流连于十里长廊的景致，还能在古祠堂、老民居之间触摸历史的纹理。正是在这种自然与文化的交织中，桃源村完成了转变，展现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独特路径。
四、思考与启示
短短数日的返乡观察，使我深切体悟到，桃源村的蜕变绝非偶然，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嬗变。它不是单一维度的改造，而是一个多要素、多层次的整体性重构。从生态治理到产业振兴，从文化保护到治理创新，这些环节彼此并非孤立，而是在互动中形成了合力，推动了村庄整体的复兴。正是在这种多维度的交织下，一个曾经空心化严重、人口外流的山村，才得以走上了由“绿水青山”转向“金山银山”的现实路径。
在生态层面，桃源村通过制度创新，让环境保护不再停留在“口号式”的倡导，而是嵌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党员网格化管理、积分制考核、责任包保等机制，使公共环境从“无主之地”转变为“人人有责”。这种生态嬗变，既提升了村容村貌的整洁度，也重塑了村民的公共意识，真正实现了制度设计与生活场景的深度契合。
在产业层面，桃源村突破了传统农业“弱根基”的困境，通过“未晞园”项目，将土地、古居、山水重新整合为兼具生态与经济价值的复合空间。撂荒田不再是负担，而成为农事体验和观光农业的载体；闲置老屋不再是废弃物，而被改造成民宿、咖啡馆，焕发新生。更重要的是，“企业+村集体+村民”的合作机制，保证了产业发展的红利能够层层传导，惠及村民。村民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直接参与者和受益者。这种共富机制，让我深刻意识到，乡村振兴的关键，不在于资本的进入本身，而在于如何把资本转化为公共收益、民生福祉。
在文化层面，桃源村走出了一条“活化”之路。古祠堂、古遗址、徽州民居，不再是荒废的历史遗迹，而成为乡村发展的文化名片。通过修缮与再利用，它们既保留了历史的肌理，又被赋予了新的功能。文化不再只是“看一看”的背景，而成为可体验、可消费的产品。农事节庆、非遗展示、民俗活动，将游客与村民连接在一起，让文化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桃源村用自身实践告诉我：真正的文化保护，不是把遗产封存于玻璃柜中，而是让它重新融入当下的生活。
从治理的角度看，桃源村的嬗变还体现在制度的柔性嵌入。村庄推行“一肩挑”模式，强化了基层组织的协调力；通过民主评比、信用积分等方式，村民逐渐形成了“人人参与”的自治氛围。外部政策与内部制度在这里实现了衔接，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驱动、村民自治”的多元治理格局。这种治理创新，突破了以往乡村发展中“上热下冷”的局面，使振兴战略真正落地生根。
作为返乡青年，我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感受到的不仅是景观的美丽变化，更是社会关系、制度逻辑和价值观念的深层转型。我开始反思：家乡的发展，不能仅依赖外来资本的注入和政府扶持等外部动力，更需本地人的主动参与与情感认同等内生动能。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本文首发《中国乡村发现》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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