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修复（Spatial Fix）”是美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用以描述资本主义用地理扩张和地理重构来解决内部危机趋势的一种驱动模式。资本主义需要不断进行地理扩张，并为自身问题寻求“空间修复”才能存活，这其中交通运输技术升级是扩张的必要条件，由此带来商品、人、信息以及观念流动空间障碍的消解，用以谋求市场、新鲜劳动力、资源（原材料）及生产设施的新机会。如果以“空间修复”的视角去思考当前如火如荼的乡建大潮和城乡关系，会发现多数乡村建设其实是资本以乡村作为空间再生产对象的行为。乡村的产业，尤其是前两年的旅游业，现在可能再加上绿色农业、物流和消费，都面临着太多的热钱，希望把资本以超额、超限度的方式变现，其结果却很可能是迅速把一件事情做过量，最终导致市场失灵。资本的移动和随之而来的“空间修复”，成为我们解释资本主义前提下区域空间再生产的途径。当全球的“游戏规则”都趋于统一时，知识精英更要正视市场这一客观存在，把乡村看做资本的空间再生产的产品来思考。
2005年以来，乡村建设的表述逐步由“社会主义新农村”转向“美丽乡村”。2012年又由建 设部分四批公布了传统村落名录。此后农业部又提出“最美休闲乡村”和“最有魅力休闲乡村”等名目。“美丽”正成为当前乡村建设的新语境。其实无论“美丽乡村”、“最美休闲乡村”还是“最有魅力休闲乡村”核心都是对产业升级的期待，要么表现为“退二进一”（高附加值农业）要么表现为“退二进三”（休闲旅游）。当然，二产和一产的升级都意味着更少的劳动力需求。这对于逐步被大城市有序驱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显然不算有利。假设大城市的定居壁垒迫使他们回乡，他们需要除了开淘宝店、当网红之外更现实的就业渠道。于是最适合转移剩余劳动力第三产业成为乡村的最优选择。而对“美丽”的追求则是在乡村安置第三产业的资源布局，他们正张开怀抱以消费型服务业拥抱大城市溢流出来的资本。在后现代时期，新的生产关系被建立，工作岗位增速放缓，产业进行区域转移，工人中产阶级瓦解，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分化兴起，但资本原始积累并没有停止。按照大卫·哈维的理论，当下是“剥夺式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的时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随着经济空间向大型城市和城市群收缩，越来越多的农村和十八线城市被甩出了以金融化为入门门槛的市场，而后则是城市资本向乡村（以及向自身旧城区）的扩张，金融业向原本非金融化的传统产业扩张。原本空间是资本生产的载体，现在则变成了资本生产的结果。各种过去在经济学上“无用”的有形或无形的历史文化与风景资源，摇身一变成为了“可利用资产”，成为了为城市中产量身打造的“乡愁经济”所觊觎和改造的对象，并被寄托以“美丽”的生产标准。就如同19世纪末“工艺美术运动”中那些焦虑的绅士一样，很多人凭借对资本的先天恶感，尝试着阻止或者拒绝承认这种过程。他们期待现代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他们依然觉得乡村的问题是孤立的贫困、知识不足和价值判断误差。他们希望通过乡村重建乡村组织，形成可以与城市经济模式分庭抗礼的乡村经济单元，甚至期待金融业的引入会带来乡村经济更大的自主性。许多规划师和建筑师也盘踞在这个立场上，他们通过一次次实践，希望把常识推导出的“美丽”的模型在现代乡村环境重塑，并利用他们的形式感经验为这种生产关系，描摹一个对应的物质环境。但更加可能的是，每个人都成了资本扩张的工具，无论是帮助农村以自己的方式发展，还是帮助农村建设得更像城里人需要的样子。所以问题又回到了原点——谁的美丽，谁的乡村？
不被承认的城市化
乡村建设是在城市与乡村二元化趋于严重的背景下提出的，它的初衷是希望解决“三农问题。” ——农村、农业、农民。在之前的乡村建设目标中，乡村一直被当作一种明确的生产单元来对待，它们被视作可进行自给自足自我复制的独立个体。1980~1990年代有一个热词“乡镇企业”，几乎是当时中国初级制造业的代称。乡镇作为运营主体，以集体经济形式组织起一大批乡镇人力和土地资源，完成了它们的原始积累和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型，最典型的就是“苏南模式”。另一面，一些地区利用自己独特的产业和人才优势，快速形成大量根植于乡镇的私营企业，他们以市场为导向，完成了所在地区的工业化，最典型的为“温台模式”、“苏南模式”。这是早期乡村建设的重要成就。在当时的产业架构中，乡镇与城市是几乎平等的，都是较为独立的生产单元，可以与古代府、县、镇都是等级不同的贸易和物流单元并论，尤其是第二产业的产出-购买系统。但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一方面，以计划经济为土壤的“乡镇企业”，面临着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一切问题，比如平均主义、管理机制低效、市场开拓不利和所有主体危机。而“温台模式”下的乡镇私营企业，又陷入协作低效、融资危机和家族传承断档的困境。另一方面，各种外来资本迅速抢滩这些已完成工业化深耕，但本土企业逐步式微的“工业化乡镇”。一系列大型企业的空降，迅速改变着乡镇经济的格局。广大工业化乡镇逐步成为大资本的附庸。交通体系的完备和运输成本的下降，使农村再难也没必要形成一个包括县城和镇的，完整的生产-交换-消费模式和社会形态，转而投奔到更大规模的生产循环中。
发展了30年的城市资本开始转移战场，把乡村改造为它们下一个用于积累的空间。落位于乡村的生产单元，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越来越远。乡村的问题已经无法在乡村体系内部得到解决。从某种程度上讲，多数近郊乡村要么直接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要么消失为城市腾退出土地，还有一些逐步变成城市的器官，完成某些特殊的功能，并以具有城市属性的组织结构取代原有社会组织。但另一部分乡村却陷入尴尬，它们区位偏远，产业结构落后，原有经济基础薄弱。在传统产业体系里，它们已无法以自身资源形成能达到出产一般市场利润率的生产能力。其中一些村落开始转变生产方式，比如想尽办法把青壮年劳力送进城市，形成类似“侨汇”的收入机制。另一些则通过周边景区或其他引力中心，与城市消费群体弥合距离障碍。他们把自家的土鸡蛋打包快递，加价卖到大城市的餐桌，同时借钱盖起楼房，期待着每晚100块，包吃住的农家乐消费。这一过程迅速迭代，并依托各自乡村的优势资源不断升级。其中一些特色明显的村落甚至快速超越了那些看上去更容易发展的近郊乡镇。
这些村庄貌似跟城市没什么关系，乡土的风景、原生的农产，以及看上去带有乡土气息的建筑空间，但一切资本来源和消费驱动似乎都指向了城市群体，因为实际上是他们间接为农民的生产改进提供了资金，创造商业机会，甚至指导了娱乐和生活方式。它们变成了类似“香蕉共和国”的小微经济体。虽然它们产业类型单一，好在它们原来的产业类型也不丰富，无非是从传统农业到旅游服务业或是以城市市场为对象的改进型农业。这是一种明显的依赖型经济，已与传统乡村的自给自足完全不同。它的出现是乡村居民的自觉。因为只有这种针对性产业创造的超额利润才能说服他们自己安顿在乡村空间中，不向大城市流动。从产业革命之后，城市转变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而现在这一引擎与乡村生产方式的链接更为直接。它的意义已远超过乡村建设本身。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城市化过程。
这一结果并不意外，因为在多数乡建的过程中，乡村社会瓦解的路径非常清晰：我们需要重新调整乡村的土地配置方式（如村落规划、建设项目落位），因此触动传统乡村的地权结构；我们需要引入新的资本（外来投资、政府划拨资金）和企业，因此改变了乡村资本与生产结构；我们需要在乡村建设施工、需要乡民中培育可与外部对接的人员（工程组织、管理、积极分子团队的建立），因此我们打碎原有乡民的组织和阶层，期待塑造高效、期待公平、低人情社会影响的组织。表面上看我们在建设乡村，其实我们在以城市的秩序重新组织乡村的资源，这本身就是促进乡村的城市化进程。而有意思的是，这种鲜明的城市化模式却很少被承认。在乡建过程中，一些显而易见的城市化问题甚至无法被拿上台面来讨论。这加重了乡建过程中各种对形势的误判，导致一些在城市化领域已经被讨论明晰的问题，因为包裹在“情怀”或“乡愁”的外衣中，很难让人辨别其本质。当然，也许是“城市化”这个词本身令乡建参与者不快，只不过我们除了“城市化”之外，并没有一个合适的词汇来描述在物流和信息流高效沟通的情况下，不同地理空间出现的外在形式各异、但内在机制近似的空间生产。
乡村风景的消失和资源化
传统认为，乡村“城市化”必然会带来乡村物理空间的改变，比如村庄容积率的提升、道路拓宽、建筑类型多样化和传统风貌的削弱。对于近郊村落来说，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但对于远郊村落来说，“城市化”带来的乡村风景消失，会被当做一种负面的、需要被遏制的现象。许多乡建实践也会打着“让乡村更像乡村”之类的旗号与之对抗。但实际上，无论哪种类型的乡村，传统乡村风景的消失几乎是不可逆的过程，它是乡村生产方式变化、建筑技术改进和信息传递的高效化的伴生结果。比如，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化过程中，原本多样化的地貌在机械化耕作需求被整理垫平，纵横的灌溉设施覆盖了大地。建筑技术和交通的改进，让人们能以低廉的价格轻易获得水泥、瓷砖、铝合金和彩钢板等现代建材，多层建筑的建造也不再困难。信息的高速流动，让各种外来建筑样式裹挟着价值隐喻，进入乡村居民的视野。
很明显上述过程有着清晰的理性逻辑。乡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导致土地要么撂荒，要么被集中机械化耕作，复杂多样的地貌自然会受到影响。而村民翻盖房屋，是乡村居民千百年来传递财产的模式，只不过他们原先手里只有土砖、木材和小青瓦，现在却能轻易得到各种花花绿绿又更为耐久的新材料，于是他们就比照着画片上的洋楼，挥洒着自己对未来生活的畅想了。因此村民拆掉老屋盖起贴满白瓷砖的丑陋水泥房，远非不可理解的“犯傻”，其中每一个行为，都有经济理性的驱使。
但个体经济理性铸就的结果未必与区域整体的经济理性诉求吻合。如前文所述，许多乡村已经被全新的资本运行体系编入城市生产的序列，作为所谓安全农产品、乡村风情和乡村景观的输出地。这样一来，这些乡村原有的，带有前工业时代特征的景观成为乡村作为城市链条重要环节的核心禀赋。尤其是那些由传统材料构成的、高密度、低容积率，与自然风貌相协调的明显与城市景观相异的物理空间，成为一种资源化的存在。因此，即使我们抛开基于文化和生态安全的传统村落和自然风貌保护。仅仅按照“空间修复”理论推演，处于这类生产环节的乡村，也需要生产这种异质于城市面貌的空间和对应的生产关系。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没有很清晰地了解这点。那些打着旅游旗号发展的村庄似乎更关注可以直接变现的空间的生产，比如不断加高的民宿和鳞次栉比的商铺，反而把外部空间这种核心资源的品质削弱。
当然，有时我们也会无意间创造出新的机会。比如社会学者、慈善基金和建筑师本着重建乡村社会，振兴乡村活力的目的，会置入村庄一些公共服务设施，例如清华大学李晓东教授在丽江雪嵩村建造的玉湖完小和在北京怀柔交界河村建造的篱苑书屋。前者本身是编入当地教育体系的完小，后因学生不足关闭了。但因建筑设计出色，完小成为当地知名景点，由此还推动了雪嵩村客栈行业的发展。后者本来是为村里建的图书馆，但极少有村民过来读书，反倒是大量北京市民，被该建筑独特的形式和材料吸引慕名前来，很快便造就了附近村落吃、住、玩、停车等一套辅助产业。这些项目没有实现期待中的价值，如小学或图书馆，却以外的成就了其他价值——一个异质化的风景，进而成为了更有效的空间生产。可以说玉湖完小和篱苑书屋的审美意趣是脱离乡村现状的，它们的针对受众还是都市人群，甚至是精英阶层。而这些人恰是会为对应服务业付出超额费用的。因此它们看似有违初衷，缺乏和村民的联系，实际切中要害，最大化成就了村民的利益。所以当我们为两个公建在功能设置上的偏差有所惋惜时，这些项目的参与方可能早已谙熟这些机制背后的要点和运行方式，只不过在乡建这种情怀爆棚的话语体系中，无法明示而已。
被抛弃的原真性
但正如篱苑书屋和玉湖完小对当地产业的偶然刺激，所谓的乡村风景其实并没有量化标准。有人认为需要保持乡村空间的原真状态，包括自然和乡村建筑遗产。有人认为乡村风景需要重新打造，除了通过个别话题建筑引动流量，更多乡镇觉得可以按照自身意志重塑“乡村景观”，譬如某省的“xx民居”计划，将所有建筑都“穿靴戴帽”，贴覆各种符号花纹。当然它们针对的可能是不同类型的乡村，但却反应了人们对于乡村风景资源的不同态度。
主流学界还是倾向于对乡村空间的原真状态进行保护，但却难以解释下面的现象：一方面，各方奔走终于保护下来的原真传统村落门可罗雀，盈收有限；另一面，完全凭空建设的北京古北水镇和无锡拈花湾却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有人进而提出，所谓物质空间的历史原真性其实不具备市场中的优势，假古董完全能卖出更好的价钱。的确，作为北京周边商业运营最成功的人造景观，古北水镇虽然抛出的是毫无历史依据的北方水乡概念，又把拜占庭式小教堂、明清风格与现代酒店杂糅到一起，可以说都是“天外飞仙”，但却在平日和节假日都展现出高企的入住率和客消费单价。在此之前，文保专家可以说“这是失去了原真性的‘伪古董’”，建筑专家可以说“我们宁可要真实的虚假，也不要虚假的真实”。但一个用旧砖瓦认真捏造的“北方的江南”显然令消费者十分满意。
缺失标准的阶段，恰恰是新标准产生的时机，有关资源化乡村景观开发方向的争论恰逢其时。如果我们冷静地分析，就会发现问题的核心与传统村落空间的“原真性”没什么关系。对于中端旅游客户而言，原真性既不能分辨，又没有意义，对他们有意义的只有旅游目的地的游览项目组织、硬件环境和服务水平。
古北水镇虽为虚构，但基础设施完善，主题明确（水景），建筑施工精致，景区内容和服务由成熟的乌镇集团运营并形成品控，这在北京地区是罕见的。北京两千多万的常住人口，节假日近百万的近郊客流，对中高端品质的旅游服务需求十分迫切。但纵观京郊，绝大多数都是传统农家乐和升级版的山庄，偶有品质较高的，也仅能提供酒店功能。乌镇集团携古北水镇这样的度假小镇产品进入北京，连竞争对手都没有。与之类似，山寨江户时期日本小镇的拈花湾，从立意上讲更加离谱，人们甚至一眼就能分辨它与日本样式的联系，即使宣传册上暧昧地以“唐宋风格”遮掩，仍无法摆脱重度形式不自信的影子，但凭借着较高的空间品质、景区管理和配套服务，它依然受到广大游客的好评。
其实古北水镇和拈花湾只是形态上模拟乡村环境的主题公园而已。与古村落保护或者乡建并没有联系。它们的商业成功一方面在奖励它们精心塑造的与城市异质化的物理空间，另一面在提醒坐拥乡村空间的区域需要配以更好的管理和运营才能完成市场溢价过程。但多数乡村的运营者似乎没发现这一点。他们的判断是，传统村落空间的原真性并不能直接带来商业收益，反而加重了维护成本。于是他们倾向推掉旧房子，盖起新的仿古建筑，或对老建筑“描眉画眼”，将其伪装为某种风格。但对于旅游服务的形式和水平却没有提升。这些区域并没有解决当前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综合服务水平），却把自己最终要的资源（原生自然及历史环境）丢掉了，它们的结局是可以预想的。
新生产体系下城市的“外置器官”
资本“扫荡”之后的乡村，如何留在新的生产关系中？哈维指出，资本主义必须“修复空间”实现低成本的自由移动。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它会在一个特定历史节点上运行必要的固定空间，只为稍等另一个节点摧毁那个空间（使投入该空间的资本贬值），这样才能在更后来的节点上进行新的“空间修复”（展开迎接新的空间和土地的新鲜积累）。简单说，就是资本在通过地理扩张和重构解决自身危机的过程中，会促成一批新空间的繁荣，并留下一批老空间的废墟。古北水镇和拈花湾作为资本此时的运行空间，烈火烹油，但它们都存在资本进一步扩张和地理重构的隐忧。一旦中端游客培育成熟，不再满足于虚构的“水”和暧昧的日本唐风；一旦周边同业服务水平达到或超过他们的水准；一旦同质机构掌握了更具不可复制性的自然或历史景观。其中若有一条成立，它们就可能成为资本运行后的废墟，迎来资产的快速贬值或变现能力下降。
当然上述两者并非乡村，当乡村作为空间产品时，其对应变量的复杂度就更高。在资本洪流中，作为此刻的“固定空间”，需要具备可以持续发掘的资源，以及具有独特性的生产资料。对于正全面铺开的乡村建设来说，稀缺的自然景观、完好的历史资源、独特的人文环境就是这种生产资料，区域决策者应当在资本扩张的不同阶段，制定不同发展策略，使之在每次空间修复中都以资源的形式被重新纳入生产体系。资本本身是缺乏理性的。在多头决策过程中，经常会表现为无序。因此在制定所谓发展决策前，先要梳理背后的决策机制，这在当前的中国乡村尤其困难，说到底，就是要瓦解原有的乡村社会，形成类城市或者类企业的决策与执行体系。如前文所述，本轮乡建的本质是城市化，原有的乡村会在“空间修复”的逻辑中被纳入资本运行的大体系内，成为城市的一个外置器官。在这个过程中，单个乡村的自我决策和资源配置尤其重要，它们已经不是单纯的历史保护或乡愁情怀，更不是简单的形式模仿，而是其作为空间产品持续溢价或被抛弃的关键。
作者朱起鹏系建筑师，原本营造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设计总监；中国古迹遗址协会（ICOMOS CHINA）会员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城市中国》第7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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