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伊始，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称，由农经司副司长陈学斌、副巡视员关锡璠分别带队，一路向南奔赴江西、湖南，一路往北进入吉林、辽宁，就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编制问题进行专题调研。
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一个新战略。表面上看，其主要解决的是“三农”问题，但实际上又超越“三农”问题，还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以及城乡关系的重塑。归根到底，乡村振兴，也是城镇化的另一面。
乡村振兴的日本经验
从新型城镇化到乡村振兴，其实是城镇化的一体两面。城镇化过程中，与不断涌入大量农村转移人口的城市相对应的，是一个人口渐稀的、似乎处在衰败通道中的乡村。
衰落的乡村如何重振？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院长刘鸿雁提出，在这方面，国际上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
以日本为例，以1973年为界，当年日本农村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城镇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这成为日本农村发展的一个标志性节点。究其原因，日本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一直大力发展、保护农业，从政策导向、经济保障等方面近乎全方位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以自治村形态存在的村落也获得长足发展。
但值得注意的是，刘鸿雁提到，“1973年之后，日本农村人口伴随着农村发展不断进行转移”，尽管日本政府出台了大量政策鼓励城镇人口到农村居住、生产、生活，但仍然没有打破这一趋势——年轻、有创造力、有生产力的年轻人仍然在大量向城镇迁徙，农村人口不断流失。
因此，2000年之后，日本政府对这种情况做了认真分析，并给出了多种解决机制：提高农村村落聚集，以便于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行投资，以及提高农村人口生活便利化程度和消费丰富程度（本质就是村落从单个自治村，向多个村聚集后的乡、镇发展）；发展和提振农村特色经济；加大对本国产的高品质农产品质量认证和保护，以促进农业收入；对本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宣传不遗余力；发展村落休闲旅游，等等。
一方面，上述这些针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政策渐渐发挥了作用；另一方面，在城镇，年轻人生活方式的变化、对乡村生活体验的需求增加、社会通讯方式的互联网化等因素，也在改变着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大趋势。
多重作用力之下，日本农村逐渐呈现出新的发展形态：
——过去只有很少企业进入农村经营耕地，而如今因为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消亡和迁移合并，土地整体经营有了更大的可能性，一批批企业不断向农耕领域前进，到农村发展。到2009年，日本农村经营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1.3万余个，是1973年的近17倍。
——带去了更现代化的土地经营管理模式，更大规模也更有竞争力的农作物加工产业，更多就业机会。
——农村企业数量扩大带来的就业人口，为农村注入了大量新生活力，也大幅度改善了农村衰落的问题。
——相对聚集的村落，为基础设施、商业设施建设提供了便利，提高了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
上述变化，又为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提供了必要条件，如今，日本农村的IP导入和打造，从世界范围看也处于先列。
农村“空心化”并非失去动力，更可能是机遇
与日本相类似，中国经济在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过程中，随着人口迁徙、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也逐渐出现了农村“空心化”现象。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7）》指出，乡村人口从2005年的近7.5亿减少为2014年的约6.2亿，农村“空心化”趋势日益明显。不仅如此，村里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等“三留守”群体参与村级公共事务乏力，部分乡村班子成员老龄化日益严重。
表面上看，农村“空心化”似乎成为了经济持续增长的痛点，但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看，农村人口大量转向城镇，反而为农村提供了发展进入和发展机遇。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就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镇，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要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加快培育产业带头人，不断提升科技支撑产业水平。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中获悉，农村“空心化”的机遇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农村土地的平均耕种人数在缩减，为土地利用集约化提供了基本要素——人少地多，便于土地耕种机械化、提高单位耕地综合利用率。二是乡村人口外迁，在原宅居住的人数减少，仅剩余老幼人口，为乡村原貌维持、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契机。
据我驻日使馆明晓东公参介绍，我国目前的农村发展情况、土地流转情况都正处于日本2000年前后农村经济结构转型相似的时间窗口。同时，我国也已经推出了很多相应的扶持政策、转型政策。
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指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这些都意味着乡村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由此看来，中国农村“空心化”，未必意味着农村发展失去了动力，反而有可能是乡村振兴和农村转型发展的空前机遇。
城镇与乡村，均有机遇
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距离饱和点尚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球主要国家城市化水平，日本在90%以上，美国在80%以上，而中国目前仍不到60%，距美国水平有近3亿人的潜力，距日本水平有4亿余人的潜力。
不仅如此，中国城市间的城市化率也不均衡：北上广深四城，深圳城镇化率近100%，上海逾89%，北京逾86%，广州逾86%，这些城市的城镇化率提升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但另一些国内知名城市，如合肥城镇化率为72%，郑州城镇化率约71%，成都刚过70%，重庆刚过62%，这些城市仍有提升空间；至于三线以下城市，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率还较低，如遵义城镇化率约45%，南充城镇化率为45%，洛阳城镇化率为52%，这些城市仍存巨大潜力。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指出，2017年，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城市化率已基本到顶，值得重点关注的其实是二三四线城市的城市化。与之相关有几大问题：制造业迁移、房地产开发、人口城市化、装修家居、汽车消费、商业零售布局等。
这是城镇化为城镇带来的机遇，但另一方面，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也在给乡村带去更多机遇。毕竟，中国农村人口还有近6亿，这些农村人口也在呈现出全新的变化。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中农村网民占比26.7%，规模为2.01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上升至34.0%，尤其在即时通信使用率方面城乡差异仅在2个百分点左右。根据CNNIC去年年中发布的报告，一方面，农村互联网日益普及，但另一方面，城乡互联网在商务交易类、支付、新闻资讯等应用使用率方面差异较大，说明农村互联网市场的发展潜力依然较大。
城市与乡村均有机遇，那么究竟该如何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认为，“城乡融合”或许是一种可借鉴的路径，即由过去的“城乡统筹”向“城乡融合”发展，由过去资源的单向流动，向二者互动、互通有无发展。
这一过程中，郑风田认为应该注意三方面问题：一是城市与乡村不再有明显的界限，城中有乡，乡中有村，二者的界限随着发展会越来越模糊。二是城乡融合将有更深的含义，二者将更深入吸收对方的优点，并避免不足。三是“城乡等值”，无论在城市或乡村，人们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应该差不多。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经济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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