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精神：“要敢字当头”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是从1978年底拉开序幕的。但就邓小平来说，改革其实早在1974年到1975年就已经试验过一段了。1975年初，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面对“文革”后期的混乱局面，他强调全党要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提出全面整顿的任务。整顿其实就是改革。针对当时派性斗争愈演愈烈，一些领导班子软弱涣散，只抓革命、不抓生产的状况，邓小平在领导全面整顿时多次强调要“敢字当头”。1975年5月21日，他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 说：“现在，干部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字当头，不敢摸老虎屁股。”九、十月间，他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这半年来，我讲了多次话，中心是讲敢字当头。”
虽然邓小平的整顿举措和改革精神为“四人帮”所不容，他主持的全面整顿也因此中断，但正是这句“敢字当头”，使人们对邓小平的政治品性和行事风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中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敢字当头”既是一种勇气和决心，也是一种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如果每个人都从个人得失考虑问题，怕担责任，怕担风险，那么改革就很难取得进展，我们的事业就不会有希望。从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领导拨乱反正和1978年后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敢字当头”的精神和勇气。1977年复出后，邓小平自告奋勇抓科教，领导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当时教育战线存在的问题很多，亟待解决。可一些同志思想中仍有很多顾虑，怕跟着犯“错误”。对此，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鼓励他们要敢字当头，敢于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改革开放后，他始终强调要解放思想，提倡要有敢想敢说敢干敢闯的精神状态，提倡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提倡要用“明白人”。“明白人”有很多标准，首要的一条就是要有改革的胆识；有胆才有识，因此关键还是要有“敢字当头”的精神。
作为改革的领导者，没有“敢字当头”的担当和勇气，没有“敢字当头”的精神状态，对重大问题犹豫不决，没有准主意，就没有政治号召力，人民群众就不会跟着你走，改革也不会走出新路。
改革作风：雷厉风行，果断决策
如果改革无法取得进展，一般会有两种原因：一是人们思想僵化或者头脑中还有顾虑，怕犯错误，缺乏改革的胆识，这时候就需要“敢字当头”的勇气和精神；二是思想上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但遇事还是拖延不决。主要表现为是对于与人民群众切身相关的、该解决而且能够很快解决的事务性问题，不及时去解决，以及对于一些重大的战略决策拖延不决。
能解决的问题不解决，这属于工作作风问题，拖拉懒散的作风与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是极不相适应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一直反对这种作风，认为解决问题不能拖，拖是没有希望的。在军队整顿中，他强调要“紧张快干”，“不能慢慢吞吞，拖拖拉拉，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在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中，他强调要“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在抓精神文明建设中，他强调要“一抓到底”。
与拖拉懒散的作风相比，对于重大战略决策问题的拖延不决，其后果更严重，会贻误改革时机，延缓发展进程，这也是邓小平坚决不能容许的。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谈到经济不能滑坡问题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应该解决的问题要加快解决，要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解决，不能拖。当断不断，要误事。看准了的，积极方面的，有利于发展事业的，抓着就可以干。”这句话鲜明地反映出邓小平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的风格，同时也反映出他以时不我待的状态抓改革的迫切心情和实干精神。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多次强调不能一味求稳，最根本的还是要实现一定的发展速度，使经济隔一段时间上个新台阶。他提出“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指出“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这些都体现了他善抓大事、果断决策的风格。为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当时邓小平谋划的一个大战略就是开发上海浦东。他认为，上海是一张王牌，抓上海是一个关系全国的大战略。他反思说，上海开发晚了是一个大的失误。他多次叮嘱中央负责同志要抓好浦东的开发开放，目的就在于强调不能再次犯战略失误，丧失发展机遇。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改研究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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