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ntry”（乡村）与“city”（城市）是两个很有感染力的词，我们只需想一想它们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多少经验，就会明白这一点。在英语中，“country”可以表示一个国家，也可表示一片“土地”；“the country”可以是整个社会，也可以是该社会中的乡村。在人类漫长的居住史上，我们直接或间接地以之谋生的土地与人类社会成就之间的这一联系，历来为人们所熟知。而人类社会的成就之一就是城市：首都，大城镇，一种特色鲜明的文明形式。
人类历史上的居住形式极为丰富。人们对这些居住形式倾注了强烈的情感，并将这些情感概括化。对于乡村，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认为那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宁静、纯洁、纯真的美德。对于城市，人们认为那是代表成就的中心：智力、交流、知识。强烈的负面联想也产生了：说起城市，则认为那是吵闹、俗气而又充满野心家的地方；说起乡村，就认为那是落后、愚昧且处处受到限制的地方。将乡村和城市作为两种基本的生活方式，并加以对立起来的观念，其源头可追溯至古典时期。
不过真实的历史历来都是多种多样的，多得令人惊异。“乡村生活方式”包括了猎人、牧人、农夫和工厂化农场主的各不相同的生活，其组织包括了从部落、领地到封建庄园等不同形式，既有小农和佃农阶层，也有乡村公社，既有大庄园和种植园，也有大型资本主义企业和国有农场。城市的形式也不少：首都、行政基地、宗教中心、集镇、港口、商品集散地、军营、工业集中区。古代和中世纪的城市在名称和部分功能方面与现代都市或都市群有联系，但二者绝对不是完全相同的。而且，当今世界除了乡村和城市这两种传统形式之外，还有许多种居住形式：郊区、郊外住宅区、棚户区、工业区。“村庄”这一概念似乎很简单，但在历史上也有多种变化：在大小和特性方面各有不同，村庄内部又有聚居和散居之分，英国和其他地方的村庄也有区别。
尽管这些差异大小不一，但贯穿这些差异的，有一些意象和联系始终可见。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描述并分析这些意象和联系，结合历来相互各异的人类经验对其加以考察。出于实际考虑，我的例子大多来自英语文献，尽管我的兴趣要更广泛得多。无论怎样，我们都应该明白，英国经验特别重要，因为乡村与城市关系中的一个决定性变化，在英国很早就发生了。而且在英国这一变化非常彻底，在某种意义上，其他地区的变化至今仍不如其彻底。工业革命不仅改造了城市和乡村，其基础也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农业资本主义，传统的农民阶层很早就消失了。在英国历史上的帝国主义阶段，不列颠和殖民地农村经济的性质都在很早就有了变化：对国内农业的依赖程度降到了很低，经济上活跃的人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四从事农业。在人类漫长的定居史上，英国成为第一个主要在都市居住的民族。因为随后的多数重大发展，包括世界上有关“发展”的一般概念，都是沿着这些具有决定性的方向进行的，所以英国经验至今仍然格外重要：这一经验不仅是症状性的，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有助于进行诊断。无论以后如何发展，英国由乡村向城市转变的过程由于内涵丰富，因而值得铭记。尽管经历了这一转变过程，英国人对乡村的态度，以及对乡村生活的态度，却一直不变，其韧性不同凡响。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正因为如此，直到整个英国社会已经绝对城市化以后，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英国文学主要还是乡村文学。即便是到了20世纪，在这个城市化、工业化的国度里，一些以前的观念和经验仍然有影响。所有这些都使得英国经验以及英国人对于乡村和城市的阐释具有一种永恒的重要性，虽然这种重要性并不是英国经验所独有的。
这种重要性可以作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加以陈述，并不得不对其加以评估。不过，我不妨在书的开头就坦白一下，自我记事起，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就是个人问题。英国已经绝对城市化且又工业化，但我却出生在一个偏远的村子里，位于一片很久远之前就已有人定居的乡村，就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交界地区。距离村子二十英里之内，就在一趟公交线路的尽头，朝一个方向走是一个建有大教堂的古老城市，朝另一个方向走是一个古老的边界集镇，但穿过这个集镇再往前走几英里，就是威尔士南部广大的煤炭和钢铁工业区里最早诞生的几个工业化市镇和村庄。对于人类定居形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有许多描述和阐释。在阅读这些描述和阐释之前，我已经清晰地实地见过这些市镇和村庄，目睹了这些市镇和村庄运转的情况，并一直难以忘怀。在求学的过程中，我到了一座围绕一所大学兴建起来的城市。自那以后，在居住、旅行和工作的过程中，我参观了（有时出于需要）许多不同的大城市。我在时间和空间上展望未来，也回顾过去。在展望与回顾的过程中，一直将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经验，同时也作为问题谨记在心（或是努力去了解）。我曾以其他方式撰文论述过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但我也在缓慢地积累证据，以便将这种关系作为社会、文学和知识史事件加以详尽地阐述。
本书就是这一努力的结果，不过尽管本书的阐述经常也必须沿着非个人化的程序展开，但这种阐述背后却始终蕴藏着我个人感受到的压力和使命感。由于乡村和与城市的关系不仅是一个客观问题和历史事实，也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成千上万人直接关注的问题，而且也是他们的切身经验，因此我觉得我无需对我的个人动机进行辩护，虽然我还是要提到这一动机。
因此，还未开始阐述，我就意识到乡村生活对我而言具有多重意义。这种生活就是我书桌面对的窗外田野里的榆树、山楂花和白马；是11月傍晚时分，修剪完树枝步行回家的男人们，个个都把手插在其布外套的兜里；是戴着围巾站在自家小屋外的女人，等待载着男人们的蓝色公共汽车。孩子们上学的时候，这些女人又到地里收获作物；是路上行驶的拖拉机，在路上留下锯齿状的轮印；是凌晨对面那家养猪场母猪下崽，关键时刻开着的灯光；是急拐弯处遇到的缓慢行驶的黄色货车，车上装满了绵羊，都挤在两边用板条隔开的空间里；是无风的傍晚青草垛传来的夹杂着蜂蜜味的浓浓的清香。乡村生活也是满是黏土和石块的贫瘠的田地，以1.2万英镑一英亩的价格卖给投机的地产商，做住房建设之用。
我刚才说过，我出生在一个村子里，现在依然生活在村子里。不过，我出生的村子就在布莱克山脚下，那里一片红土的农田旁边就是亮绿的草场，最靠近窗外的是橡树和冬青树。我现在生活的村子坐落在平原地区，在一片布满黏土和石块的未耕地上，在东英吉利高高的蓝天之下。村子挨着堤坝和水闸的边缘，远处是费恩湿地的大片黑土。
这种现实的反差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但这不是唯一的反差。在布莱克乡村与城市山脚下的那个村庄里，一如在我住的这个地方，有一种鲜明的对比令人极为关注。一方面是人类不曾干预过的自然，其中人们可以实实在在地感觉到树、鸟儿和形貌不断变化的土地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是劳作农业，在其中大部分的自然正在被人工制造出来。有两类灌木树篱，那边长在土堆上，这边长在平地上或水沟边。挨着树篱生长的有橡树、冬青、榆树和荆棘，这些树和树篱都是为了观赏目的，也是由人们种植并照料的。我儿时居住的小屋旁边有一条小路，小路的尽头现在是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一辆辆卡车在上面飞驰而过。但那条小路也曾被修整过，铺上了石子，有车在上面驶过：在这片只有两代人历史的土地上，这条小路是一个地标。小路的起源是：最初一个年轻的建筑工人娶了一位农民的女儿，得到了一块田地的一角，在那里建起了自己的房子，后来又建起了他自己的作坊，巷子正好通向作坊。后来旁边又盖了一些住房，也盖了一些作坊，这些作坊再后来又被改造为新的住房。最初的那个作坊是我父母的第一栋住房。在那片有着榆树和白马的田野里，就在我现在家的后面，还保留有一座9世纪建筑物的模糊痕迹，草丛下面一英尺处还埋着一条用卵石铺成的路。现在有人想拉新的铁丝网，但在卵石路所在的地方无法立起木桩。
因此这种乡村生活具有多重意义：在情感上和行为上，在范围上和时间上。田野下面的卵石比马道通往的那所大学还要古老。那条马道有着薄薄的荆棘树篱，蔓延五英里，穿过空旷多风的田野，走过斯塔弗古斯森林，就到达了那所大学。按某种方法计算，卵石上一英尺厚的泥土应有千年的历史。但是，布莱克山村庄里那条小路（现在它与那条高速公路有很大不同，也不再是我儿时记忆中那绿茵遮蔽的小路）的历史却并不久远：大约是我父亲12岁时修的，那时我父亲在一个农场上做工。我还保留着父亲离开农场时农场主写的推荐信：圆体字，写得歪歪扭扭的，说父亲是个诚实而勤快的人。父亲当时是要去铁路上当搬运工。山谷中的那条路线由四段路构成，也即老公路、矿车轨道、新公路、铁路：绵延的路堑和路堤就像丘陵一般；固定而熟悉，一百年前就建好了。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是个信号工，值班室就在山谷中：那是一个通向多个著名地方的铁路网的一部分。铁路通向纽波特和赫里福德，过了这两个城市，又通向伦敦。但父亲仍然是个村民，有自己的花园，自己养蜂，骑自行车把自己花园出产的东西运到市场去。那也是一个网络，不过他是骑自行车去的。农民们赶着马车到市场去，商贩们则开着卡车去。这已经是本世纪的事了，父亲和他的父亲一样，出生在农家，但却无法依靠土地生活。我的祖父叫约瑟夫，是个农场工人，但中年的时候却丢掉了工作，连同工作一起丢掉的，还有他的小屋。失业后他成了一名修路工：沿着公路的一段挖挖修修，那条路通往中部地区，通往其他城市。我的一个叔叔住在伦敦；另一个住在伯明翰；我们一家人探望近亲以及度假的时候，在乡村和城市间穿梭。我们家散居在多个地方，通过公路、铁路联系在一起，现在则通过书信和照片联系。这些都是乡村与城市之间、乡村向城市过渡的各种地方及社群之间、乡村向城市过渡的不同工作岗位及居住方式之间不断变化着的交流方式及联系方式。
因此，这种乡村生活有自己的多重意义，但这些意义自身已经有了变化，而且与其他因素相比也有变化。在英国西南方，我们以前晚上经常注视着布莱诺黑色山脊上方，威尔士南部工业区炼钢炉发出的亮光。如今，在英国东部，我晚上会遥望长着榆树、白马在上面吃草的田野那边，剑桥的灯光白中透着橘色；到了秋天，这里的农民会焚烧地里收割后留下的作物茬子，荆棘树篱有时也会跟着起火。晚上我刚看到这火时，还以为不知哪里失了火。我的网络从我在窗前坐的地方开始，通向剑桥和伦敦。比这两个城市更远的，是邮戳显示的地方，那些不熟悉的邮票和远方的城市：罗马、莫斯科、纽约。
城市的灯光。晚上睡觉前，我走到屋外，注视着明亮的天空：我注视着城市，同时想起了哈代笔下的裘德。裘德也是站在野外，注视着远方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的克里敏斯特。有时我也会想到华兹华斯。他从山区去往伦敦，站在威斯敏斯特桥上，咏叹道：
大地再没有比这儿更美的风貌：若有谁，对如此壮丽动人的景物竟无动于衷，那才是灵魂麻木；瞧这座城市，像披上一领新袍，披上了明艳的晨光；环顾周遭：乡村与城市船舶，尖塔，剧院，教堂，华屋，都寂然、坦然，向郊野、向天穹赤露，在烟尘未染的大气里粲然闪耀。
这确实是繁忙而嘈杂的工作日开始前伦敦城的写照，但因为辨认出这是伦敦而油然生发的冲动还是可以清晰可辨的，而且我知道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过这种冲动：人类文明所造就的巨大建筑、会堂、图书馆和剧院、高塔及其圆顶；经常比这些更感动人的是那些房屋、街道以及熙熙攘攘、心态各异而又兴奋的人群。我曾站在许多城市感受这种冲动：斯德哥尔摩和佛洛伦萨之间实实在在的差别、巴黎和米兰之间实实在在的差别。这是一种可以辨认而且令人动容的品质：处于中心、充满动感、灯火辉煌。和所有的人一样，我也感受到地铁的混乱和交通堵塞、一排排房子的单调乏味、陌生的人群拥挤过来造成的难受劲儿。但这还算不上一种经验，算不上是成年人的经验，除非把这些象征着公认而且经常是宏伟成就的中心里面生机勃勃的运动也包括进来。H．G．威尔斯参加一次讨论社会变化的政治会议后曾经说过，这座高耸的城市其实是一种障碍的标尺。社会要想变化，必须去除这些障碍。我在仰视那些作为权力中心的高大建筑时也有过这样的感受，但我不会说：“这是你们的城市，你们伟大的资产阶级纪念碑，你们这个仍然摇摇欲坠的文明架设起的高塔。”或者我不只说这些，我还会说：“这是人类建造的，通常都如此富丽堂皇，那么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这种对可能性的感受，对聚集和运动的感受，在我对城市的感受中的确是一个永恒的元素：和我向山下望去时产生的感受一样永恒。我望下去时看到的是，一块块巨大的色彩斑斓的农田，那是我的家人多少代以来开垦出来的，并在边上种上了树篱。我还看到我熟知的居住区、孤零零的农场、城堡或教堂边上一溜小屋；还看到小河、树林、人行小道和小巷所形成的线条。因此，虽然乡村和城市以互不相同的方式对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开始阐述前，我还是抑制了一下自己的情感。
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我从一个村子里来到城市，人们教导我，我自己也意识到：个人的情况、家庭经历的故事应该服从于全局性的记录，要了解证据及证据间的联系，并变换看问题的视角。如果把大学的围墙比作公园的围墙的话，可以说我们儿时绕墙而走，却无法进去，现在却有了大门，有了人口，尽头是一座图书馆：那里有直接的记录，假如我能学会读懂这个记录的话。来到城市之后，我才从市民、学者那里了解到有关乡村生活、乡村文学真正意义的说法。这种说法影响很广，其实也是一种现成的而且有说服力的文化史。一想到这，我就感到有一种讽刺的意味。我仍在读相关的著作，其中既有学术著作，也有出了私立学校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士所写的著作，以及在村子里长大，现在成为乡村作家的人士所写的著作：各种书籍、杂志、报纸上的随笔，内容全部与乡村生活有关。由于这种文化史的原因，我发现自己一直在问这么一个相同的问题：与这些作者相比，我身处何处？另一处乡村抑或是这座将一切都定价的城市？这个问题从文化方面来说挥之不去，因而显得既尖锐又不乏讽刺意味。
但是，我对剑桥的感情又不止于此。当然是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这所大学里既有学者和教师，也有把这里作为跳板向上爬的教练和禄虫。这是拓展人类知识，为大自然和他人的生命带去光亮的人组成的世界；也是其他那些缺乏同情心的人组成的世界，他们在围墙之内悠闲而傲慢地讲述他们的限定性范例。大学，不管是剑桥大学还是波洛尼亚大学，对我的家人来说原来都很陌生。不过，剑桥还有一个斯图尔布里奇集市，曾经是整个英国最大的集市，笛福在18世纪20年代曾将其描述为“英格兰各地生意人最大的胜地”；“巨大的人流”，也是班扬笔下的名利场的原型。多年以后，我以一所学院研究员的身份回到剑桥后，发现由于这一学术身份，或者说这一学术身份使得我自然就成为一种永恒的地主集合体的一部分、一个并不情愿的成员，还受到礼邀参加佃户们的午餐会。这是我无沦何时都难以忍受的。我记得阿瑟·扬曾这么说过剑桥：
一年16000镑的收益，只要出一先令六便士，董事会成员就能参加晚宴。即使年收入达1000镑的绅士，行事再谨慎，也无力常常举办这样的宴会。
笛福曾经顺着一条路，走到尽头：
这条路在湿地边上，通向亨廷顿，在那里和北面大路交汇；在这边，是一片怡人的种植玉米的乡村。和前面所说的地方一样，其中点缀着几座绅士的宅邸。
1790年扬走了另一条路：
走在剑桥通向圣诺特的路上，六七英里之内的农业非常糟糕，我相信是英国最糟糕的。从剑桥那些庄严的尖顶四下望去，所看到的农村景象，与剑桥大学内对农业的忽视，似乎有一种巧合。
我现在从大学回家开车走的就是这条路。路两边的农田如今耕种得很好。不过，在西边下一个村子里，科贝特( Cobbett)1822年看到这样一番景象：
这村子大小和皮卡地接近。在村子里我看见女人们拖着耙去玉米地里耙地。除了和康沃尔郡和德文郡一些极为破败的市镇有些相似外，根本看不出这是个英国的村子。上帝似乎对这个村子施了诅咒。周围的土地看起来并不差，但这片乡村却是寸草不生，偶尔可以看到的矮树丛，甚至是绿树篱，上面都蒙了一层黄色的苔藓。满眼荒凉，让人很不舒服。就在这最乏味的景色的最乏味之处，几乎是不失时机地矗立着“卡克斯顿绞刑架”，友好地向行人伸出一只手，刚刷过漆，上面字写得很大，我想这是为了方便那些一想麦子要卖到四先令一蒲式耳就吓得要死的人阅读。
这里也不是过去的样子了。但无论何时，只要想到乡村与城市的关系，想到出身和学问的关系，我都会觉得这方面的历史一直是进行着的、延续着的：这不仅仅是思想和经验之间的关系，也是租金和利息的关系，与境遇和权势的关系；这是一个更大的系统。
这就是我身处的位置，就在这一大的系统之中。我发现，着手工作之先，我就必须一步一步，慢慢地分解那些一度向光一样快速运动的经验和疑问。乡村和城市的生活既是运动着的，又处在当下：在时间中运动，在一个家庭和一个民族的历史中运动，在情感与观念中运动，在关系和决策组成的网络中运动。
一只狗正在叫——那是拴着的狗发出的叫声——就在石棉瓦牲口棚后面。叫声时断时续：这里有，其他许多地方也有。有问题提出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往后推一下椅子，低头看着我的资料，感受一下变化。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好青年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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