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生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包括在城乡统一市场中形成交换价值、挖掘利用乡村社区本土资源、促进乡村产业多样化、增强乡村社区活力并实现本地人群的全面发展。在乡村定义的认识转型、消费主义与新的城乡格局的宏观发展背景中, 网络途径成为内生发展理论一种具体的实施模式, 能够将乡村管治与本地人群的内生发展动力进行整合, 成为介于国家与市场、内生与外生之间的第三条途径, 并在国际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理论认可与实践论证。将网络途径运用于我国乡村规划的实践中, 可以在实施层面形成促进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网络, 有助于探索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要求的具体实施途径。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 从2017年到2020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 并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以实现精准脱贫并缩小城乡区域发展与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异。
“网络途径” (network approach) 属于内生发展理论 (endogenous development) 在实施层面的一种模式。内生发展, 起源于1970年代初, 经过近50年的发展, 逐渐成为国际范围内乡村地区从宏观政策制定到具体实施层面被广泛遵循的理论原则。本文借鉴国际经验, 在理论层面对内生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及其实施途径的“三层分类”概念进行归纳总结, 同时在实践层面分析西方国家在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两个层面关于乡村社区发展的价值观转型;最后, 以余姚市棠溪村产业发展规划为例, 探索网络途径在我国乡村规划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方法。
1 乡村定义的转型及内生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
1.1 乡村定义的认识转型
1.1.1 后现代性与“后乡村”:社会学乡村意义的拆离
后现代性在20世纪60年代后逐渐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社会文化形态, 其对于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与影响[1]。
后现代性对于乡村规划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克洛克 (Paul Clock) 认为传统的城乡边界由于技术进步 (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 变得模糊, 并同时表现出两种趋势:一是乡村的城市化 (urbanization of the rural) :大多数乡村地区由于纸质传媒以及互联网技术带来文化扩散 (cultural dissemination) 已经在文化上被有效地城市化了;二是城市的乡村化 (ruralization of the urban) :在过去30年间, 起初是手工业、进而是服务业出现城市向乡村的转移, 经济多样性的变化带来了城乡间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变化, 大量城市人口转移到乡村地区。
由此, 乡村社区在原有的地理空间上形成了多样化的社会空间。“社会学构建的乡村空间已经越来越与地理学功能性乡村空间发生拆离, 以至于我们需要以‘后乡村’概念来理解现在的乡村性;一个逻辑上的结果就是将乡村社区与景观 (villages, communities and landscapes) 视为一种超现实的、具有价值的物品 (hyper-real commodities) ;乡村性的文化地图 (cultural mapping of rurality) 将主导对于乡村空间的认知。”[2]
1.1.2 消费主义与新的城乡格局
由于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加之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加、工作长度降低、退休制度与退休年龄的调整等综合性的因素, 个人休闲和娱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 消费主义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的主要发展特征之一[3]。
2008年, 世界城市居民人数在历史上首次超过乡村居民, 这标志着世界范围内的城乡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乡村地区由于其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生态自然等特征成为了城乡统一体中新的消费场所。
但城市化率达到50%的阶段通常也是城市问题和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的时期, 诸如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城市病”成为困扰各个国家的通病[4]。诸多研究表明, 20世纪70年代前所普遍采用的以政策及资本投入为主要途径的外生发展模式并不能解决上述问题, 尤其是乡村地区发展滞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在这样的背景下, 内生发展理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空间[5]。
1.2 内生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
内生发展理论主要经过了三个历史时期。 (1) 起源阶段, 关注重点在于区别内生与外生的差别, 强调对于地区本底生态、文化、社区结构的保护, 并强调在发展过程中对于“人”的需要及其主体作用的认识; (2) 发展阶段, 强调“共生”、“全民参与”、“全面发展”等过程性措施, 提出以地区总体福祉, 而不仅限于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目标; (3) 成熟阶段, 内生发展理论得到国际社会及联合国的普遍认可, 形成契约性文件, 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内生式发展计划[6]。内生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基本可以概括为如下四点:
一是在城乡统一市场中形成交换价值:内生发展并不是闭门造车式的发展, 相反, 其更加依靠于城乡统一市场的支撑作用, 将乡村地区的资源形成交换价值, 吸引资金、人才、政策的入驻。
二是挖掘与利用乡村社区本土资源:判断乡村发展是否具有内生型特征, 主要是其形成的“价值”, 即产品, 是否是基于其社区本土资源禀赋的, 包括自然气候特征、历史人文格局、生态环境特色, 等等。
三是通过乡村产业多样化提升乡村经济:在前两点的基础上, 由于外来要素入驻、市场交换的需求等因素, 将有效改善乡村产业单一化的经济增长方式, 使乡村产业向多样化方向发展, 提高乡村经济的发展水平。
四是乡村社区活力的增加与本地人群的全面发展:在新的城乡总体格局的演进中, 一方面, 人口向城镇集中, 提升城镇化水平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另一方面, 提升乡村社区的活力、促进乡村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原则。内生发展途径可以使乡村地区的本地人群参与乡村发展的全过程, 由此提升自身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 并最终实现提升乡村社区活力的目标。
2 网络途径的理论定位与实践演变
2.1 网络途径的理论定位
网络途径是内生发展理论在实施层面的一个概念。在协调处理地方 (Local) 、区域 (Regional) 与国家 (National) 政府的关系的模式上, 库克 (Cooke) 于1992年提出了一个地方经济变化可能性途径的“三层分类”体系 (three-fold classification) , 包括草根途径 (“grass-roots”approach) 、网络途径 (“network”approach) 、统制途径 (“dirigiste”approach) (表1) 。
表1 地方经济发展途径的“三层分类”体系
1992年, 欧盟委员会 (EU commission) 为了在各成员国内促进草根途径的乡村地区发展项目, 成立了LEADER资助计划 (LEADER Initiative) , 强调地方性的社会动员 (local social mobilization) 以及地方组织的作用, 用以将不同的社区利益整合成为共同的行动目标;资助目标是实现发展进程的地方控制 (local control) , 保证地方层面拥有决策权 (determined locally) 并享受发展利益 (the benefits of development are retained within a local area) 。
1997年, 巴克 (Michael barke) 等人以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地区 (Andalusia) 的两个申请项目为例, 研究了该计划实施的实际效果, 这两个项目分别位于Alpujarra和La Loma。结果表明, La Loma地区更多地表现为集权化的 (centralized) 、自上而下的发展途径, 地方私人部门参与度低;Alpujarra地区的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在地方层面展开了更密切的合作, 从分类上, 其表现已接近库克提出的网络途径[7]。
可见, 草根途径由于基层社区发展动力相对薄弱的客观限制条件, 在实施层面往往缺乏可操作性, 而网络途径由于兼顾了草根途径与统制途径的优势, 实际上成为西方国家探索乡村地区内生发展模式的一种实际操作方式。莫道克 (Jonathan Murdoch) 将这种方式称为介于国家与市场、内生与外生战略之间的“第三条途径”[8]。
2.2 网络途径的实践演变
在实践层面, 网络途径演变的雏形始于20世纪30年代。在自上而下的层面, 表现为由乡村管治取代政府直接管控;在自下而上层面, 表现为对“本地人群” (local people) 的认识由于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确立而产生了价值观的转型。
2.2.1 乡村管治 (rural governance) :政府职能在乡村发展中的转型
由于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 西方国家普遍在战后将政府治理模式从主导型转变为管治型。
以澳大利亚的乡村资源管治演变为例, 为了保护乡村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 尤其是保护用于农业生产的资源, 澳大利亚的乡村资源管治模式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表2) :
新的管治模式中, 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完全退出, 传统的追求农业产量的政府诉求依然强势, 只是实现诉求的方式从直接支持演变为鼓励竞争、发展企业家精神 (entrepreneurship) 和利用世界市场的效力 (efficiency in the world market) 。
再以战后英国的乡村管治为例, 战后的英国政府在农业政策与规划制定方面, 同样经历了几次主要的变化, 从直接管控演变为依靠市场与社区的活力 (表3) 。
表2 澳大利亚乡村资源管治模式的演变
表3 战后英国政府农业政策与规划制定的关注点变化
从20世纪90年代起, 大量的政府研究机构及地方组织的成立, 标志着从国家到地方对于乡村问题与乡村发展模式的重视 (表4) 。
表4 2 0 世纪90年代后英国主要的乡村政策
1990年代后期, “地方管治” (local governance) 成为地方政府的工作方式, 强调地方政府应当更接近公众 (closer to people) 。乡村社区的力量开始受到重视。同时, “谁主导规划”、“规划的目的”、“规划是否应该成为社区塑造它们自身未来的手段”等成为讨论议题。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与政策发展背景下, 规划不再只是程式化的专业方案, 而演变成为地方社区能够积极操作的 (actively drive a process) 一种“空间管治” (spatial governance) 手段, 用以实现地方社区发展目标[9]。
2.2.2 本地人群 (local people)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确立
国际社会对于发展观的理解经历了经济增长观、现代化发展观、综合发展观和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观四个阶段[10]。1995年世界发展首脑会议指出:“社会发展要以人为中心……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
汉斯·罗斯林 (Hans Rosling) 提出的“发展的维度”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他认为对于全体人类, 特别是致力于脱贫致富的人们来说, 需要区别发展的目标和发展的途径在重要性上的区别 (表5) 。
表5 发展的维度
关于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 他通过一张非洲妇女的照片表达他的观点 (图1) : (1) 解决贫困问题的最终途径还是需要依靠市场; (2) 要给予人们教育, 这样她至少会数学, 卖东西的时候才会算账; (3) 要给予人们医疗, 这样她的孩子健康, 她就能够有精力用来谋求发展; (4) 要给予人们基础设施, 如图中的道路, 这样她才能够有参与市场的途径; (5) 要给予贫困人口适当的信贷, 让她能够购买必需的工具, 如图中的自行车; (6) 要给予他们信息, 这样她才能够知道在哪里可以交换她所生产的产品, 从而获得经济收入。
图1 对于解决贫困问题方法的图示
资料来源:TED演讲集优酷网络资料, 作者整理
可以看出, 给予本地人群参与权、竞争权、选择权,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是其核心思想。在这其中, 市场是途径, 却不是最终目的, 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也不是最终目的, 只有“这个人自身的发展”———获得了知识、获得了移动能力、获得了交往、获得了社会生活、获得了经济收入, 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
至此, 网络途径的乡村发展模式, 完成了自上而下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自下而上对于本地人群认识的转变, 成为了能够具体指导区域乡村地区发展, 提升乡村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通用的理论原则与实践依据。
我国乡村规划的编制、审批、管理等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范畴。而在我国乡政村治的格局中, 由国家法律赋予村民的自治权利如何发挥, 以及沟通行政权力及自治权利的平台如何搭建, 是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11]。从实施角度来看, 兼顾内生与外生、协调政府管治与本地人群发展动力的网络途径, 可以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施提供重要的借鉴作用。
3 我国传统村落乡村振兴的规划探索:以余姚市棠溪村产业发展规划为例
3.1 案例情况简介
棠溪村位于浙江省余姚市四明山镇西端, 距离上海市240km、余姚市区70km (图2) , 东邻四明山国家森林公园 (图3) 。村域总面积14.6km2, 现有人口约1300人, 其中外出务工人口约200人。
棠溪村现状 (规划编制年为2014年) 产业以苗木种植为主, 该年全村农业总收入2041万元, 其中苗木种植2750亩, 年产值1903万元;第二产业仅有村集体运营的水利发电站, 年收入约100万元;第三产业为0。可以看出, 棠溪村现状为典型的农业传统村落, 产业结构类型单一 (图4) 。
3.2 借鉴网络途径理论的规划措施
3.2.1 鼓励村民参与, 共绘发展愿景
《城乡规划法》规定乡村规划的编制需要尊重村民意愿, 村民意愿的收集对于明确乡村发展方向, 使乡村规划具备可实施性,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表6) 。
收集村民对于村庄发展的意愿, 除明确规划方向外, 实质上是通过宣传的形式, 使村民在规划编制初期就能够参与到村庄建设中, 激发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热情, 形成内生发展的最为基础的土壤与环境 (图5) 。
图2 棠溪村宏观区位分析图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棠溪村村庄规划项目组
图3 棠溪村在四明山镇的区位分析图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棠溪村村庄规划项目组
图4 棠溪村土地使用及植被分布现状图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棠溪村村庄规划项目组
表6 棠溪村村民发展意愿主要内容简表
图5 村民参与规划的村民大会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棠溪村村庄规划项目组
3.2.2 挖掘本地资源, 打造产品价值
规划借鉴农业三产化理论, 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 将生产、生活、生态、休闲、娱乐、教育、养生等多种功能综合利用, 实现城乡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12], 满足区域潜在的乡村旅游需求, 拓展村产业链广度与深度 (图6) 。
图6 棠溪村产业规划策略与产品策划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棠溪村村庄规划项目组
3.2.3 区域联动发展, 集体引领示范
规划建议由村集体领头、村民参与成立“棠溪村乡村旅游开发公司”, 开展与四明山森林公园的乡村旅游业务合作。原有四明山森林公园的主要的旅游景点主要分布在一条南北向的旅游景观带之上, 规划整合棠溪村旅游资源, 使原本的线性流线升级成为环形、多样化程度更高的旅游线路。在这条新的线路上既可以体验到森林公园的自然景观、又可以欣赏到千年古村的历史人文景观 (图7) 。
通过合作经营的方式, 可以达到双赢发展的目标:四明山森林公园在不改变现状规模的基础上提升游客接待量、丰富旅游产品类型, 而棠溪村得到乡村旅游发展的机会, 获得稳定的旅游客源, 调整村产业结构、增加村民经济收入。
在村落内部, 以利用闲置集体资产为切入点, 建设新的村落中心, 完善各项旅游服务配套设施, 提升村庄整体环境品质与形象 (图8) 。
图7 环形旅游景点系统规划示意图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棠溪村村庄规划项目组
4 研究结论:网络途径对乡村社区发展的作用
将网络途径的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棠溪村产业转型规划的过程中, 实现了整合内生与外生资源、统筹自上而下的乡村管治与自下而上的社区发展动力的发展目标, 并在实施层面形成了促进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网络 (图9) 。
4.1 乡村社区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发展动力
在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层面, 上级政府采用政策与资金支持及派出乡村指导员的形式, 对村集体进行对点帮扶, 乡村指导员邀请设计团队开展产业转型规划, 设计团队提出收集村民意愿的需求, 由村集体召集村民、包括外出工作人员举行村民大会, 专门讨论发展意愿, 最后优先利用村集体资产启动项目, 为发展乡村旅游业起到典型示范与带动作用。
在自下而上层面, 村民得以通过规划所搭建的平台真正成为村庄发展的主体, 尤其是外出人口, 他们在村内仍然保留有财产权利。考虑到他们与村内人口相比通常具有更为开阔的眼界、一定的资本积累, 同时又有对于家乡建设的热情, 且大多数都希望在年老后回到村内养老, 所以, 这些外出人口与村内人口相比, 更能承担起实现网络途径发展模式的人力资本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 外出人口仍然需要作为乡村社区发展中本地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4.2 乡村发展形成内生为主、外生联动的网络格局
在发展资源的挖掘上, 规划强调对于乡村本土自然生态、历史人文资源的挖掘, 形成的产品积极地寻求与区域旅游整体发展的对接, 在本地人群作为社区发展主体地位的前提下, 主动吸引上级政府政策支持与外部资本的入驻。
内生发展模式的实现, 需要发挥乡村自治体的作用, 因为村民自身的力量在面对市场竞争时, 往往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 而外来资本或政策的直接介入又往往会剥夺村民发展的权利和利益。在这种背景下, 依托于现有村集体, 开展现代企业制度的运营尝试, 保障村民集体利益的实现, 是实现网络途径发展模式的必要条件。在这一过程中, 又能够进一步促进本地人群乡村社区共同体的形成。
5 结语
中共“十九大”报告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评价原则与发展目标。其中, “治理有效”标准的实现需要探索乡村振兴的实施途径与治理方式。
从实际的城乡结构及城乡人口构成来看, 我国的乡村发展不可能寄希望于完全的政府财政及外来资本运作。内生发展, 从理论上来讲是实现我国乡村地区发展的现实途径。在实施方法中, 网络途径又由于同时具备内生与外生发展模式的优势, 避免了统制途径的单一僵化和草根途径的动力不足问题, 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
图8 村落中心规划图及实施照片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棠溪村村庄规划项目组
图9 乡村社区网络途径的发展动力网络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城市发展研究2018年04期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