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40年前，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红手印”早已是家喻户晓，不过，早在小岗人“大包干”前几个月，肥西县山南地区就在全国第一个实行了包产到户，而且从一开始就是有组织、半公开的。
1978年，江淮大地上出现了百年不遇的旱灾。从开春到秋季直至立冬，没下过一场透雨。安徽，是这场旱情的重灾区。经历这场旱情的安徽肥西县小井庄农民李祖忠说：“旱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擦一根火柴，田地能从头烧到尾！”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农委第一书记的王光宇也曾回忆说，那是他记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巢湖里的水都干了。全省13.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旱魔肆虐，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多万人口的地区人畜饮水发生困难。
对于安徽而言，这场旱情无疑是雪上加霜。旱情没来之前，安徽就是全国有名的叫花子省。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勉强维持温饱；25%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40元，在饥饿线上挣扎；65%的生产队处于温饱与饥饿之间。
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在1977年到任的头几个月里，曾遍访乡寨山村，他问老百姓有什么要求，得到的回答都是：“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
眼下，已经进入秋种季节，旱情有增无减，如果秋种普遍种不下去，很可能发生全省性的灾荒，后果不堪设想。
怎么办？
这年9月，省委召开秋种紧急会议，做出一项重大决定。“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会议决定，让农民“借地度荒”：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子；每人可借两到三分地；鼓励老百姓多开“四荒地”（荒地、田边、地边、小片荒地），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没想到的是，这一借，借出了包产到户。
肥西县，离合肥不到一小时车程。
在1978年的这场旱灾中，肥西全县三条主要河流断流，124座中小型水库枯竭。不要说庄稼无法成活，就连山上的一些野草也干死了。
1978年9月15日，时任肥西县委书记的常振英赶到山南区检查秋种工作。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汇报说，省委借地度荒的决定好是好，就是三分地太少了，作用不大。要想解决问题，不如把地全部借出去，按照曾希圣1961年那样包产到户。
汤茂林提到的曾希圣曾任安徽省委书记。1961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曾希圣在全省实验推行包产到队、到户的责任田，使粮食迅速增产，并有余粮支援河南、江苏等地。但是，责任田能增产，却没能过得了政治关。1962年，责任田受到批判，曾希圣也遭到点名。“文革”期间安徽大批干部群众因责任田问题受到牵连。
对这段历史，汤茂林和常振英自然记忆犹新。所以，常振英沉默良久，最后说：“不要讲分，还是讲借。你在黄花大队蹲点，就在黄花试点看看吧。”
安徽人胆子大是有传统的。眼下，苦到极点的安徽人，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曾给他们带来福祉的“责任田”。一场影响中国农村发展进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就这样从贫困落后的地方发端了。
最早搞包产到户的，并不是小岗村
1978年9月15日晚议定秋种包产到户的会场（黄花村油厂）及当年参加会议的部分人员，右三为汤茂林。
就在向常振英汇报的当晚，在黄花油厂，汤茂林召开了支部大会。大队党员24人，来了23个。当时负责作会议记录的权巡友回忆说，会上，汤茂林首先带领大家学习省委“六条”和“借地种保命麦”的决定，号召大家想想办法。大家一致反映：借地是个好办法，但三分地太少了；而且说是借，社员们担心还要往回收，心里总不踏实。
“干脆按照责任田那样干，搞包产。”是谁第一个大胆提出包产到户，各种文字记载与口述史的记录各不相同，黄花村几位当时与会的老党员一致回忆说是汤茂林的主意：“他不提出来，我们也不敢提呀。”总之，那个晚上，那个会上，有人点燃了导火索，大家纷纷赞同，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到凌晨议出来了一个“四定一奖”——
定土地：全大队每人包一亩地种麦，半亩种油菜。
定工本费：每种一亩地生产队补贴五元，用于买种子、化肥。
定产量：麦子每亩上缴队里100公斤，油菜每亩50公斤。
定工分：每种一亩地记工分200分。
奖惩：超产全奖；减产全赔。
大家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区委书记说能干，大家都没太犹豫。可毕竟有1961年的前车之鉴，大队主任解启福说：“要干也不能叫干责任田，得换个名字。”汤茂林说：“我们得做好两种准备，对群众说包，对外就说是借。”
1978年9月16日上午，黄花大队召开干部大会，宣布队里的决定，下午就召开了社员大会。社员们都很拥护，巴掌都拍红了，纷纷说，照这样干下去今后的日子有奔头了。会议一结束，全大队就立即行动起来。不到两天的功夫，全队1700亩地中有1420亩分包到户。
政策实施的那天，天还没亮，黄花大队就有农民摸黑起早提着马灯走进自家责任田里干活，面对因干涸而变得坚硬的土地，牛犁不动就用锹挖、用四齿耙子翻、用榔头砸。有的农民晚上洗脚水都舍不得倒，浇到田里去。头一天，黄花大队就种下了40多亩的麦子与油菜。
最早搞包产到户的，并不是小岗村
“大包干”后，农民们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另一边，汤茂林也匆匆赶回区委，就黄花的情况召开区委会。区委委员们有的建议在全区推广，有的担心影响太大，搞不好会犯方向路线错误，不好收场。会议最后决定：只在黄花大队周边的9个大队推广。
9月19日，山南区委在黄花大队召开现场会。现场本来只通知了山南公社、柿树公社、防虎公社的党委书记和9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参加。谁知一大早，周边大队的干部们闻风而动，纷纷赶到了现场。黄花大队搞包产到户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山南区。
在现场会的人群中有来自邻村馆西大队小井庄的会计李祖忠。
李祖忠回忆说，自己带着喜悦和冲动回到村里，提议像黄花大队那样干，但头两次开会大家意见不统一。大家怕呀，1961年搞责任田时，李祖忠的父亲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为此没少挨批斗，连李祖忠自己也在小农场被关了一个星期。
9月20日，小井庄召开了第三次社员大会，25户当家的全部同意包产到户。很快，他们将全队158亩田地全部包产到户，连塘口、耕牛、大型农具、种子也跟田一起分到户；还进一步把黄花大队“四定一奖”这个纸上的分配形式也取消了，规定只要完成上交任务，收获全归自己，使“包产到户”责任制进一步完善、彻底，措施简便。小井庄是肥西县包产到户最彻底的典型。
最早搞包产到户的，并不是小岗村
最早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小井庄一角。
李祖忠家七口人，两个大人带五个孩子，分了七亩地，夫妻俩忙活了几天把麦子、油菜都种了下去。老伴问：“肥也下了，力也出了，要是地又收回去了，怎么办？”李祖忠说：“不怕，他汤茂林都敢干呢！咱就是死，也得把这一季收上来。”
汤茂林五天之内开了四个会，黄花经验像一股具有神奇魅力的旋风，一下子刮遍了山南全区——全区7个公社78个大队1006个生产队有77%实行了包产到户，迅速掀起了抗旱抢种的热潮。到11月10日，种小麦8万亩，大麦2万亩……超过正常年景种植面积的两倍多，且秋种质量也大大超过往年。
“汤大胆”的名字传开了。在山南区的影响下，肥西县其他一些地方的群众也偷偷地搞起了包产到户。有的不仅分了地，还分了牲畜和农具。至1978年11月，全县除山南区外，有726个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占全县总数的11.3%。
这边“汤大胆”忙着分地到户，那边一封“告状信”递到了省委。这封“告状信”的标题很是醒目：《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领导10万农民向何处去》，信中说，包产到户是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阴魂不散……
肥西县的包产到户会因此而夭折吗？带头的“汤大胆”又将面对怎样的暴风骤雨？欲知更多详情，欢迎关注下期推送。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北京日报记事 头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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