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后……”的话语模式
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话语模式，即“后……”。其中，“后现代主义”应该是影响最为深刻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的认识论意义在于：它对现代性“基础”与“中心”两大核心内容进行了批判与质疑，即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基础”与“中心”被无情地消解了。笔者认为，乡村的“后生产主义”这一话语模式，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上看，都深深烙上了“后现代主义”的印记。这是因为，通过“后……”的话语模式，“后生产主义”质疑了“生产主义”时代乡村的一个基础性或者说中心性的功能——生产。在“后生产主义”的语境下，“生产”是乡村的功能之一，但并不一定是乡村基础性或中心性的功能。
二、后生产主义乡村：西方文献考察
在西方的文献中，关于后生产主义乡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乡村“后生产主义”的概念化。在20世纪90年代，“后生产主义”是被乡村地理学家们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力图解释当代农业发展与变化的趋势，并使之理论化。这一理论认为，农业的重点逐渐转变为对生态系统服务与文化景观保护等社会需要的满足，因此，它挑战了“生产主义”。这是因为生产主义是指高投入、高产量的集约型农业，而后生产主义则是一种对环境更友好的农业生产方法，它不以高产量为前提；而且农民可能会寻求土地、资源的非农使用以补充其收入的损失。因此，相对于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意味着“从一种模式转变为另一种模式”。
第二，后生产主义乡村的驱动因素。（1）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业生产中粮食与纤维产品的大量盈余，以及社会对舒适价值的需求往往比对粮食和纤维产品的需求增加得更多，这是驱动因素之一；（2）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中产阶级由于生活方式、崇尚自然和安全等原因而产生的“由城市向乡村的迁移”，是形成后生产主义乡村的中心动力；（3）20世纪80年代中期，生产主义乡村在指导思想、环境保护、经济结构等方面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质疑；（4）后生产主义乡村模式的出现与“新型农业技术”的使用也密切相关。
第三，后生产主义乡村的特征。代表性的观点有：（1）认为，农业生产从集约式转向粗放式，农业生产从集中走向分散，农业经营从专业化趋向多样化；（2）提出后生产主义的“五类特征”：农产品生产从强调数量转变为强调质量；农地经营方式由单一性趋向于多样化及劳动力就业途径向非农化的多元拓展；农业环境政策促成粗放式耕作方式转变为可持续农场经营；生产形态从集中趋向分散；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及农业生产结构上进行政策重构。
三、中国乡村发展的功能转型
第一，传统“生产主义”的乡村功能。“乡村功能”是指，乡村为了满足其居民需求所提供的各类服务的总称。从不同的角度看，乡村功能涉及居民生产、生活与交往的许多方面。而传统的生产主义乡村的功能，是指在传统的乡村中，以农业生产为核心展开的村庄生产、生活与交往三个层面交织在一起的村庄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乡村功能的变化。
第二，传统生产主义乡村功能的解构。结构决定着功能，所以乡村空间结构、人口与产业结构的变化才导致了乡村功能的解构。（1）从历史上看，中国乡村空间结构的变化是一个自然而漫长的过程，因为乡村空间结构是基于生产主义功能而自然与长期选择的结果。而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社会变革，带来了中国乡村空间结构的变化。这一结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大城市周边地区，城市要素向乡村渗透和延伸，乡村空间呈现出急剧收缩的态势；二是在远离大城市的地区，村落居住空间表现出沿公路线“线状聚集”的形态。（2）中国乡村人口与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单向转移；乡村大量中青年人口、高素质人口向城市转移；乡村劳动力大量流失产生了“留守儿童”等乡村问题；乡村大量青年人口流失对区域粮食生产以及农村种植业结构调整带来负面影响；乡村产业结构变化中，农村工业化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因此，在中国乡村尤其是发达地区乡村，空间结构、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化都在消解着生产主义的乡村功能。
第三，乡村功能的转型。在传统社会，城乡之间虽然在功能上形成互补性，但两者之间基本上还处于“弱连接”状态。传统的村庄，以散点状与中心镇形成弱连接，以此方式乡村逐渐与城市形成弱连接。而现代工业社会却完全解构了这种城乡间的“弱连接”，转而建立起了城乡间的“强连接”，这既体现在道路交通的“硬链接”上，也体现在市场与资源的“软链接”上，尤其是在信息技术时代，互联网与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更是强化了城乡之间的“强链接”。
在城乡“强链接”方式下，城市与乡村都不得不向对方开放。当城市化发展到较高阶段后，伴随着“逆城市化”现象的产生，乡村中的“三农”要素就有可能获得活化流动与重新分工组合，从而会形成“三农”的多元价值匹配。这样，从事农业生产的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业也不仅仅是传统的种植业，而是可以与二产和三产进一步结合从而衍生出新业态；乡村也将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概念，成为城乡连续谱中不可或缺的、低密度的、具有独特文化与景观价值的人居形态。
四、后生产主义乡村的新功能
第一，极具“地方感”的“农耕文化”的功能。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急剧转型中，城市社会以极其强劲的力量复制与模仿了西方的工业化与现代化，从而出现了社会的高度格式化与同质化。在这一背景下，农耕文化的“地域性”对于重建中国社会的“地方感”，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这是因为，中国乡村农耕文明发展出一整套生活伦理、人生意义与社会道德的知识体系；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乡土性、地方感及农耕文明的个性化等文化价值，具有有效“对冲”现代社会高度标准化、格式化与同质化的新型功能。
第二，“生活、生态、生产”兼具的乡村功能。（1）西方的“乡村绅士化”被认为是重新发现“乡村生活”的一个契机，而与西方世界“乡村绅士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就是中国的“新上山下乡运动”或称“新回乡运动”，因为这两者都意味着回归乡村可能是未来人类生活的一个趋势。（2）“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朴素的论断充分表达了乡村的生态功能，也道出了乡村的生态功能是其它功能的核心。（3）乡村生产功能的实现，应该是在“生态优先”的理念下，发展具有观赏与文化传承价值的农耕文化，或者发展具有“环境低冲击力”的二三产业。
第三，“乡村性”向城市“反向输出”的功能。一方面，“乡村性”在城市时代具有消费功能，这一消费功能主要表现为：乡村空间的消费性、乡村“软景观”的消费性、乡村独特“地域景观”的消费性。另一方面，通过“乡村性”符号化，可以实现后生产主义乡村的多种功能。“乡村性”的符号化是指，把长期潜移默化在游客脑海中形成的、关于乡村的心理图像，通过抽象的方式转化成一种“文化符号”。在这一文化符号的指导下，再把乡村的心理图像通过实体性的乡村表征反映出来。乡村性的符号化，在中国乡村建设中已有比较成功的案例，即南京市高淳区被称为“国际慢城”的桠溪镇。
总而言之，后生产主义乡村，不论是作为引入的一个学术概念，或者是作为乡村发展的一种范式，还是作为乡村功能转型的一种趋势，都是我们思考中国“乡村振兴”实践的一个理论视角。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5期 微信公众号（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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