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明确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这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引,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与精准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也进入了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更加明确
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是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在基层的落地生根､具体体现和生动实践｡我们要把握“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的要求,注重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谋划工作,在服务全局中实现自身发展,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不断夯实社会治理的基层基础,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以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巩固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的成果｡
«决定»明确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这里特别强调“保持社会稳定”而不是维护社会稳定或保持社会秩序,我认为“保持社会稳定”在国家安全大前提下有四个标志｡
一是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新年贺词所说的那样:“没有和谐稳定的环境,怎会有安居乐业的家园!”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安定有序｡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稳”这个大局,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强化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施,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保障社会运行有序､社会生活正常､社会和谐稳定｡
二是提供优良的社会服务｡当社会秩序达到一定目标,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后,如何提供优良的社会服务就成为重点｡搞好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基础是切实做好各项民生工作｡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从最困难的群体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着眼,从最具体的工作抓起,通堵点､疏痛点､消盲点,全面解决好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就业､社保､医疗､住房､环保､社会治安等问题,集中全力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三是有着自觉的文化认同｡«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文化最根本的作用就是以文化人,人创造了文化,也生活于文化之中,被文化塑造｡文化塑造人,文化是怎样的,在此文化氛围下生长起来的人也是怎样的｡有了对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有了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坚定信念,就会赋予社会治理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并将这种力量转化为社会治理的实践自觉｡
四是形成有效的治理格局｡社会秩序稳定了,社会服务跟上了,文化自觉认同了,才可以为社会治理创新奠定较好的基础｡当社会秩序和社会服务达到一定程度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就成为新的重点｡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就是要建立起社会治理的“四梁八柱”,目的是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没有稳定,就没有一切;有了稳定,人们更向往有品质的幸福生活;然而,有品质的幸福生活,都是靠奋斗出来的｡这个奋斗,更多的是靠全体人民的自觉认同､共同奋斗,共建共治所换来的共享!基层社会治理的四个层次是相互联系､相互区别的,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二、基层社会治理的体系更加完善
党中央､国务院对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建设高度重视｡在计划经济时期,主要以社会管控为主｡改革开放后,则从社会管控逐渐向社会管理过渡｡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七大继而指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大指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要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无论是从“社会管控”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无论是从“社会管理格局”到“社会治理体制”,再到“社会治理体系”,这说明社会治理不仅要以制度为基础,还要强调运行体系,体现了把社会治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的要求,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和阶段性特征的精准把握,以科学完备的社会治理制度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以社会治理现代化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党委领导,是社会治理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保障｡党是领导核心,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够有效动员整合各种资源,团结各方面的社会力量｡离开了党的领导,社会治理就会失去灵魂,失去主心骨,其目标也就不可能实现,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权,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社会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推动各方面协调行动､增强合力｡政府负责,是国家履行社会治理职能的必然要求｡国家行政管理承担着按照党和国家决策部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社会事务､服务人民群众的重大职责｡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过程中,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做到既不越位也不错位､缺位｡民主协商,既是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组织职能参与社会治理的需要,也是强化社会治理过程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完善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社会协同,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是整合社会管理资源､调动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商会组织在提供社会服务､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谐稳定､弘扬核心价值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公众参与,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实现形式,坚持依靠人民群众治理国家和社会,优化社会治理多元主体格局,支持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法治保障,就是把依法治国贯穿到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严格执行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相应的规章制度,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科技支撑,就是既要顺应科技为社会治理创造的机遇条件,也要有效防范科技给社会治理带来的风险挑战,善于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起来,通过现代科技推进社会沟通､改进管理服务,打造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化治理新模式｡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依据宪法和法律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使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公众勤劳之手同向发力,主导性与多样性､底线性与前瞻性､系统性与协同性的有机统一,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决定»还指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共同体理念,主要包括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两岸同胞是命运与共的骨肉兄弟､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等,«决定»又提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这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靠社会治理共同体来支撑,没有离得开平安稳定的人,没有离得开平安稳定的事,没有离得开平安稳定的地区,彰显了共存共进共荣的理念,需要共建共治共享｡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保障全体人民参与社会建设､社会治理权利的重视,对全体人民享有社会治理成果权益的维护｡
三、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更加丰富
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聚焦深化改革､制度完善､机制创新,不断丰富社会治理的方式｡
一是在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过程中,坚持解决利益问题､思想问题与解决心理问题有机统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社会主义本质及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在新时代的重要体现和实践展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决定»还在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基础上,强调“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这说明更加重视公众心理健康､社会心理疏导､心理健康服务｡近年来,社会发生的各种个人极端事件,绝大多数都与心理情绪､心理问题相关｡解决心理问题,一定要结合中国的文化土壤,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加之发挥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而不是盲目照抄照搬西方心理学那一套｡这就要求在解决群众诉求问题时,事要解决､人要服气,把解决利益问题､思想问题与解决心理问题有机结合起来｡
二是在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过程中,坚持提高立体化､专业化､智能化与法治化水平有机统一｡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依托｡要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工作机制,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增强社会治安防控的整体性､协同性､精准性｡党的十九大提出“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加快建设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推进立体化､信息化､全覆盖,努力构建全方位的公共安全防控网络｡«决定»进一步指出“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提高社会治安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特别是提出要提高公共安全防控体系“法治化水平”,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最优模式,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也包括保护人民隐私权｡
三是在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过程中,坚持责任落实､管理制度与有效处置有机统一｡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时刻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头｡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相关法律制度和管理制度,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和改进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既要强化源头治理､动态管理,也要强化应急处理,发现的早,处置得好,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四是在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与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统一｡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这说明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基层社会治理全过程,行政治理与居民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让党的基层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实现“党的领导有力量､社会治理有成效､人民群众有收获”的目标｡同时,强调社会治理的“服务”功能,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商会的服务作用,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到基层,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决定»还指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应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市域,既强调治理的层级边界,又强调治理的重心｡市域不仅是城市,而应是城乡一体的,市域社会治理是统筹城乡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抓手,重点还是应该区县落实,必须要落到基层｡当然,要加强城市常态化管理,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如政治安全､社会稳定､公共安全､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等｡
五是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有机统一｡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有效整合党政､人大政协､市场､社会､公众等社会主体力量,形成多元共治的良好局面｡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坚持综合治理,综合运用法律､行政､道德､文化､心理､科技､市场等多种要素手段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搞好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基础是切实做好各项民生工作,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本文为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团队建设重点项目“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全过程教学模式研究”(19JDSK03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中共重庆市武隆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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