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土地的黄昏：中国乡村经验的微观权力分析》这本书时，正是从北京始发，一路向南的列车上。列车以近300km的时速经过一个又一个城市、村庄，车窗外是一帘又一帘的田野和待收割的庄稼。
作者张柠是北师大文学院教授，他走出书斋，返回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乡——江西竹林垄张家村，从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角度给自己多年的乡村经验做了深入剖析和“抢救式发掘”，对中国乡土文化结构、乡村经验及其微观权力形态等进行了全景式扫描，读完让人难以平静。
这种“难以平静”源于作者在一开始就将城市与乡村置于一种悲剧性、无奈的关系中，“城市彻夜不灭的灯光，在昏暗的大地上划出了一道道虚无的边界。”“城市以一种人为的方式消除了黄昏的景观，改写了黄昏的经验，它没有黄昏。在一个被城市经验和城市价值支配的世界和时代，真正的‘黄昏经验’，或者说与之相关的土地经验、乡村经验、农民经验正在迅速消失。”
可以说，作者的这些隐喻将中国古典浪漫主义写作中的经典意象——“黄昏”与现当代乡土文学的伤感符号——“土地”自然地嫁接在一起,在一种错位与张力中，展现了城镇化过程中的冲突、撕裂和迷乱，营造出对农耕文明、乡土文明消失的隐忧。这是典型的从“乡愁”到“愁乡”。
那么，愁从何来？宏观上看，在整体资源极度匮乏的“大锅饭”时代，城市通过“剪刀差”的方式，对乡村进行了剥夺，以源源不断地满足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方方面面的需求。改革开放后，“城镇，从一开始就像妓女一样向农民招手。”在乡村的资源贫瘠与现代化的物质诱惑的双重挤压下，千百万农民洗脚后进城了，“向城求生”成为一种现实无奈，他们在那个年代被称呼为“打工仔”“打工妹”，也叫“农民工”。当然，现在，他们及其后代（也像父辈一样进城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都统一叫“新市民”了。
虽然，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等主题报道中，国内不少农村在当下呈现的是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发展图景，但是，这依然难以掩盖一个事实：城市从来没有停止对农村的攫取，城乡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峙的、隔阂的。
城里的月光照亮的只是很小很小一部分人的梦。如今，几代人为城市建设流血流汗之后，却也面临着“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的尴尬，社会变迁与身份冲突，让那些“故乡的叛徒”的“乡愁”无处寄托。
田园将芜，可是，不少人已经不会、不愿种地了，现在的不少农村实际上凋敝得非常厉害，因为，曾经的乡土中国最有生机活力的人和最宝贵的资源都进城了，乡村在躁动中逐渐失去了精气神。作者指出，随着农村的“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及其文化正在消失，广大农民们正在忍受着伴随这种消失而来的痛苦，就像蝉和蛇的脱胎换骨一样，“人们对于真正的乡土社会、乡土情感越来越陌生，他们看到的只是乡村的表象，一个被现代城市文明扭曲的表象。”
“把都市经验中的杂乱无章和混乱破碎的巨大成本转嫁给乡村和弱者，正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城市化的滚滚车轮下，乡村秩序等也面临解体，原有的乡村空间结构也很难再维系下去，即使如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中的家族和长老统治，也在乡村难以为继。同时，一些进了城的年轻人，甚至把乡土文化看做守土文化、落后文化。乡土中国被碾压得车辙纵横，被瓦解得让人揪心。
我们知道，从2005年起，在政府的主导下，各地纷纷开始推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主要内容是运用转移支付，推行新农合、发放各种农业补贴、选派人才下乡、供给农村公共服务等措施，确实让不少农村旧貌换新颜。但是，不管是美丽乡村建设还是新农村建设，“补贴”真正的是一种健康的“补救”方式么？能重塑乡土中国的精神内核吗？答案依然是未知的，或者说是没有答案的。
时代列车的时速是远远大于300km/h的。与乡土有关的一切注定会被消解，成为人类漫长历史长河中一道逝去的风景。这一切，其实在法国社会学者 H.孟德拉斯所著的《农民的终结》中，不是没有预言，这种历史的趋势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而整体性的破碎，也将成为乡村文明转向城市文明的必然结果。
作者说，“时间和空间是人的宿命”，那么，人脚下的那片曾经的热土将何去何从？“土地的黄昏”本质上是乡土中国和农耕文明的危机与凋敝图景，潜入历史的深处、成为一种“集体潜意识”将是乡土中国和农耕文明难以摆脱的宿命。
近几年，在乡土写作方面，《土地的黄昏》对于农耕文明与乡土中国是饱含缅怀与哀叹的，其他人，如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贾平凹的《极花》、江子的《田园将芜》等，这些著作里的“乡村叙事”也是给人一种沉重之感。这些作品合力建构了一个支离破碎、满目疮痍、停滞不前的中国农村图景。
再者，每到年终岁尾，一些人的乡愁和略带优越感的对中国乡村困境的同情、沮丧和愤慨便会像流感一样，在网上喧嚣，成为热点话题。实际上，对于这种现象，已经有不少人在反省和反问，中国那么大，农村的天地那么广阔，“衰败论”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当下乡土中国的图景，城乡之间有没有一种“和解”？中国农村的黎明和“亮色”有没有，在哪里？
这方面，笔者去年看过的一本报告文学让人眼前一亮、心头一热。在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先生撰写的《塘约道路》一书中，讲述了一个不一样的“乡村故事”，也是充满正能量，有筋骨、有温度的“中国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力量”的一种文学表达。
通过“塘约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贫困村的兴利除弊，重获新生，同时，这个村子的成功案例也是振奋人心的，让人发现了贵州这个地方竟然有着这么一个不一样的、蝶变的“乡土中国”。
钱穆大师在《乡村与城市》中指出，人类断断不能没有文化，没有都市，没有大群集合的种种活动。但人类更不能没有的，却不是这些，而是自然、乡村、孤独与安定，“乡里人终需走进都市，城市人终需回归乡村。”
“人活着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对于中国的广大乡村及中国的乡土写作，也是需要一种精气神，需要给人希望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及未来，不管是在新闻报道还是文学创作，乃至学术研究等方面，我们需要“重新发现乡土中国”，需要重新审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城乡关系，城里人与农村人的关系，研究真问题，描绘真实图景。在黄昏与黎明之间，寻找那条给人希望与奔头的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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