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了使同学们积极关注社会、走近工农大众，上学期期末，求是学会倡议校内的同学积极参加返乡调研活动。倡议发出后，受到了同学们的广泛关注和支持。接下来，我们将展示同学们的一些优秀作品。
导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飞速发展的沿海经济还有日新月异的城市化建设带来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大潮，忍辱负重的中国工人堪称大国崛起背后真正的功臣。近四十年来，有不少报道、调查、研究关注了农民工的工作条件、生活状况、教育水平与未来的生活水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改变，农民工的生活工作条件、受教育水平、维权意识、对未来的期许都与前辈们相比有了极大的进步。但相对于对农民工这个群体的研究与关注，对劳动力大量输出的农村，我们的关注似乎还比较有限。与父母分离的农村孩子会如何成长？他们如何接受教育又会走向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与子女分别的老人如何生存？他们的养老送终由谁来负责？在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出走的情况下，农村土地的耕作情况如何？由谁来利用留下来的大量土地？而那些曾盛极一时的乡镇企业，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在当地劳动力大量输出的情况下又如何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最重要的是，在这个一步一步城镇化的中国，乡村作为一种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独特社会形态，它的运行模式与组织结构能否继续维持下去，或者又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出于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在寒假初，我借助父亲的帮助在河北的某工地上对四十名工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对当今在外务工人员的家庭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在春节期间，我重点采访了外出务工二十多年的伯父，也通过对爷爷和爸爸的访谈了解到了现在老家乡镇企业的基本情况，还采访了一些外出务工经历各异的乡民，对当地乡村社会在外出务工大潮中的改变有了初步认识与想法。这个调研报告主要从三个方面，即教育、经济和社会结构三个方面的变化入手，借此阐述我对村民个人发展、乡村前景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些思考。
教育
外出务工的大潮袭卷乡村之后，不仅给乡村带来了金钱与机遇，更给乡村留下了大量的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抚养与教育问题是目前乡村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在工地的问卷调查情况显示由于户籍等因素的限制，能跟随父母在务工所在地上学的孩子所占比例较少，大部分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都由家里的老人照顾或住读。不可否认，外出务工使得家庭经济相对比较活跃,从而增加了子女受教育的支付能力。但因此导致的留守儿童“他律”的缺失也不可忽视。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家乡，在对伯父的采访中，我了解到了堂姐读书的艰辛历程。伯父伯母1995年离开家乡的企业外出打工，当时只有2岁多的堂姐和父母一起外出，5岁多的时候就不得不被送回到老家上学。送回老家之后先后由外公外婆、大姑、小姑照料过一段时间，由于监护人不断改变，她只能不断地换学校，小学在村里面的小学，还有茅祠小学等地的小学都上过，她从小学读到初中毕业，读了十几个学校，大部分学校都读半年半年，这里读半年转一个学校，那里读半年转一个学校，在福建就读过三个学校。同时，这十几所学校都是村镇里比较底层师资力量较弱的学校，即使堂姐一直以来成绩都比较好，也很难真正通过接受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以堂姐初中最后一个学校为例，这个学校是3303军工厂的子弟学校，生源短缺，她的班上只有16个人，最后考上高中的只有堂姐一人。
堂姐考上了外地某市级示范中学，但问题也随之产生。该中学不提供住宿，只能由外公外婆在校外租房照顾。不熟悉的生活环境，周围陌生的人们给堂姐的学习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与此同时，比堂姐小四岁的弟弟要上初中，也需要人照顾。最后，只能在交了一万元插班费后将堂姐转学插班到弟弟所在地区的高中。而这个时候，一直认为堂姐学习成绩很好的伯父在和堂姐的电话交流后发现堂姐150分满分的数学试卷只能考70多分，而堂姐的答复是，其他的同学也和她一样。在堂姐的高中，每年考上本科的人屈指可数，堂姐的成绩在她的高中再正常不过。但这个成绩真的让伯父郁闷了起来，他突然发现了自己一直以来对女儿的忽视，而当他醒悟时又似乎为时已晚。这个时候随伯父在外打工多年的伯母选择回家照看女儿，但因为长久以来与女儿缺乏沟通，加之自身文化水平也有限，所能做的也只是在吃饭穿衣等基本生活条件上帮助女儿。最后，堂姐高考成绩只有420多分，没有到当年高考的三本线，而伯父也因为觉得一直以来对女儿照顾不够而抱憾到今日。
伯父由于技术过硬办事认真，外出务工期间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在当地属于生活条件较好的家庭。但从堂姐的求学经历来看，伯父外出务工的成功并不能保障堂姐获得稳定且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获得与其天赋和努力相称的机会。更遑论那些勉强度日的外出务工人员子女，他们甚至可能都无力四处辗转，最后只能中途辍学。抛开留守儿童个人心理层面的问题，从堂姐的经历我们更能看到社会层面上乡村教育的弱势。首先是留守儿童家庭监护严重缺失，无论是隔代监护、上代监护还是自我监护，监护人的体力、精力与关注都不够，还是以“物质+放任”型的管教方式为主，缺乏对留守儿童心灵上的关怀与引导。而户籍制度的限制又使很多孩子失去了和父母一起成长的机会，而在社会邻里关系弱化，熟人社会日趋瓦解的今天，农村义务教育的条件还很薄弱，事实上很多留守儿童处于一种监护的“真空”状态之中。
而与家庭监护缺失相对应的，是整个社会教育资源集中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在目前的乡村尤其明显，影响也最为深刻。在对爷爷的访谈中，我了解到，曾经的村小学早在本世纪初期就被撤销。现在镇下辖的所有村庄的村小学点全部撤销，全镇只在街区有一所小学和一所初中，没有一所高中。这意味着，下属村庄的适龄学生必须住读或在镇上租房子读书。随着外来务工人员越来越多，也有越来越多的爷爷奶奶带着他们的孙儿在镇上租房陪读，村庄里不仅没有了青壮年，老人与孩子也越来越少，村庄也就越来越萧条，相应地，一些基础设施如医院（乡村卫生所）也有了向镇里集中趋势，最后也就导致了很多乡村成为了“无人村”。在另一方面，由于整个社会教育资源集中化的趋势，重点中学、超级中学的出现，加上户籍的限制，事实上是向很多外来务工子女关上了接受高等教育的门。他们前进的每一步的代价都被放大了，与之对应的是，整个社会的阶层固化，他们通过教育去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正在越来越小，更多的，是复制父辈们走过的那条艰辛之路，甚至可能更难。
荒废的村小学（图片来源：笔者拍摄）
经济
绝大部分外出务工人员都希望通过外出务工改善自身生活条件，不可否认的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员家庭各项目收入均有大幅度提升，同时劳动力流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性资源的流动与重组,为土地的进一步流转创造了条件,对农户的分化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的分工和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及农村市场的深化。但由于大量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壮年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 不仅使农村留守劳动力的劳动强度增加，也对先进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如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造成了土地资源浪费和土地流转困难、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影响了公共事业的快速发展。农村内大量流失的青壮年劳动力与由于教育医疗及公共设施资源集中而离开乡村生活的乡村原住民使乡村原有的农耕经济体系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对河北工友的问卷调查中，40人中29人原先承包的土地部分仍在由家里人耕种，但土地流转给他人耕种或退耕还林还草的现象也很普遍。 在家乡，传统农业经济的变化更为剧烈。外出务工大潮与乡镇企业的兴起，加上村里小学、卫生所的撤销，导致几乎没人会选择在村里务农生活。在和爷爷和爸爸的访谈中，我了解到，现在村里50%的人家有了车，大部分人家在村里建设了新房，但与此相对的是，不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村里几乎没人居住，更没人务农。爷爷家曾经承包的土地大部分被荒废了，而村里现在仍在耕种的土地多是被隔壁村里的大户承包，或被政府承包种植一些水稻与经济作物。
家乡农村现状（图片来源：笔者拍摄）
对家乡的经济来说，除了农业经济之外，还有一个要素不可忽视，那就是麻纺厂，在调研过程中，我发现，这个厂的发展历程既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更是与当地居民，特别是当地青壮年劳动力息息相关的经济体，可以说是“乡镇企业”的一个典型代表。改革开放之初，该镇在全镇选择了几个人一起创办了这家麻纺厂，主要负责苎麻的粗加工，即将麻脱硫处理后变成麻捆和丝捆。从那个时候开始，麻纺厂就成为了当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一个能解决一千多人就业问题的大厂，对一个小型乡镇来说，就是经济支柱。许多青壮年劳动力一旦有机会进入麻纺厂上班就会终止学业。当时工人都是附近村里面的人，上了班骑个自行车，到点就来上班，然后下班就骑个自行车回去，那个时候，镇上的主路上晚上都车水马龙的。这样当地村民既可以顾到家里面务农，还能在这里上班。家里有一个人在厂里做领导，往往一家都在厂里干活，甚至同村的邻居也能凭这种荫庇进到厂里挣碗饭。同时，这个厂还是很多想外出务工的人的培训班与跳板，在这里学到了一些技术，成为了熟练工，有的人就会选择去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寻求更高的工资与更好的生活条件，如在上一部分提到的伯父。
由于麻纺厂效益不错，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这个方面的生意。仅当年的县上就有好几家类似的麻纺厂，更不用说沿海出口方便的地区如福建等。同时，90年代初的金融风暴使国际上的订单减少了不少。供过于求直接导致了90年代初麻纺厂效益大幅缩水，大量裁员。当时务工人员普遍合同意识、法律法规意识不强，劳动合同也不规范，只能说走就走然后自寻生路。有大量纺织熟练工就这样踏上了外出求生之路。也有人选择在本地或外地做生意。
当时麻纺厂的经营出现了很大的困境，甚至中途有过一次停产，最后顺应时代的大潮开始了体制改革与私有化，变成了一家股份制企业，经营权卖给了当地一家姓胡的人家。后来，这个厂慢慢有所起色，现在产品占有率在国内市场排名靠前，但也存在产业结构层次低、经营者素质不高、物质技术设备较差等问题。90年代外出务工大潮之后，外出务工的人中有的已经在务工地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资本与人脉，他们可以把自己的亲属朋友介绍或提携进外面的工作单位，或者在外地做生意。比如在“一”中提到的伯父，就成功地把自己的兄弟姐妹、侄儿侄女全都带进福建的厂里做工。同时本地麻纺厂工资较低，工作环境较差，且地理位置相对闭塞发展前景有限的问题渐渐暴露出来，年轻人大多不愿在本地麻纺厂打工，或者只是把本地麻纺厂当作跳板。现在厂里面大部分的员工是一些老职工，有时还需要去外地招人。
曾经的麻纺厂与农业经济一起组成了双溪桥镇基础经济结构，两者共同发展，互相促进（附近的乡村有不少人种植麻等作物为麻纺厂提供原材料）。但在改革开放一步步深入推进，经济一步步发展，竞争一点点的激烈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这个厂渐渐成为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大潮的导火线与助推器。如今城市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第二代外出务工人员正在成为这个社会主要的劳动力，而无论是麻纺厂还是乡村的农业经济都在慢慢失去挽留他们的能力与条件，这可能带来的巨大的资源浪费和乡村、乡镇的衰落值得我们注意并思考。
社会结构
经济与教育只是双溪桥镇乡村生活的两个侧面，他们其实一起反映了乡村的社会结构在外出务工大潮影响下的剧变。十多年前，伯父的父亲逝世，伯父不在身边，我爷爷和周围的亲戚朋友们一起主持埋葬了他。在一个彼此熟悉的乡土社会，这再正常不过。但如今，随着外出务工人员和他们的家庭逐渐远离原有的村庄，村庄的社会秩序也在逐渐地失去它的影响力。邻里间日渐生疏的关系，回家次数越来越少的儿女，还有一栋栋建起的房屋在乡村中宣示的那种资本的力量，都在慢慢偏离以家庭、群落、礼俗形成的乡村社会体系。但令人担忧的是，在乡村社会形式渐渐消失的今天，在乡村建立现代社会秩序的努力却过于微弱，更多是家庭层面的改变与移动，但社会、政府层面的引导与扶助却实在有限。乡村与城市社会资源、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对等，还有农村人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困难又使乡村社会难以平稳成功地过渡到现代社会，形成有效率有秩序的法理社会。
上图是村中祠堂门口刻着的捐钱修祠堂的功德碑，与上面满满的名字形成对照的是，现在几乎上面的所有人都不再居住在这里，他们多以自己的小家庭为单位，在外谋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希望能在现代社会中有着更好地发挥自我的机会。他们多的大多数可能也只是隔几年回来看看，以前的社会形式更难说维持。该村与外界只有一条单车道的土路相连，加上缺少医疗、购物、通讯等基础设施，愿意在村里长住的老年人都屈指可数。
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费老说：“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这种因为农耕文明而形成的有机的”礼俗社会“、”熟人社会“是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的主要形态。但随着中国一天天的开放，城市一天天的扩张，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与组织架构正在一天天的成为社会的主流形式。而外出务工人员，是生存在这两种社会形式激烈碰撞中的那群人，他们的工作与生活方式也常常因此受到两种社会形式的共同作用，无形中也充当了两者之间互相交流的载体。但仅仅依靠他们，无法真正使中国的乡土社会走上现代化之路，最终可能会出现乡村的社会秩序被瓦解，同时那些失去乡村的人又不能真正融入现代社会的窘境。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城乡一体化发展，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
结论
通过这次调研，我发现，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虽然为我国的经济发展贡献了一份不可忽视的力量，也确实能为乡村经济条件和自身生活状况带来改善，但作为那些劳动力的家与根，农村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乡村的社会秩序、经济体系、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保障非但提升有限更在某些方面来说陷入了一种困境。我认为，回到曾经的社会体系已无可能，更无必要，但重要的是，在城市中生活的我们，应当开始去想一想，我们应如何接纳乡村、解决农村之中的一系列问题、引导村民融入现代社会，合理利用乡村资源，真正去做城市对乡村的反哺，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比如在广东佛山实行的“新市民”政策，给一些长期在此务工的农民工当地户口，使他们真正享受城市居民教育、医疗、福利政策。还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同时还可以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其产业结构调整，还可以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与旅游业，促进农村经济从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转变，通过这些方法实现外出务工人员的回流，利用他们的劳动力与智力实现乡村的重建与复兴。另外还应该重视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解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管理与照顾问题，只有从多个方面着手综合解决问题，乡村社会体系与架构才能真正的重建。
参考文献
（1）李庆丰：《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子女”发展的影响—来自湖南、河南、江西三地的调查报告》《上海教育科研》2002年第九期
（2）何泉：《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以石首市为例》长江大学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3
（为保护被调研人，原文中的地名、人名都经过了处理）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清华大学求是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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