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农业大国，绝大部分国土在乡村，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乡村，国家治理的基石在乡村，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短腿也在乡村，乡村社会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接续推进的基础和前提。在现代化快速推进中，“乡村中国”朝着“城市中国”转变和演进，中国乡村社会正在经历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在国际局势、疫情防控形势、经济社会发展态势持续出现新情况的背景下，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阶段，必须强化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高度重视乡村治理转型亟待应对的多重风险。
1.治理风险潜藏：基层干部存在脱离群众的苗头，群众工作意识淡化、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弱化，导致不能及时发现隐患，且在问题爆发时不能有效处理。
近年来，随着权力上收，基层乡村干部的工作对象“向上的多，向下的少”，需要应付名目繁多的检查督查、考核迎检、资料报送等，不仅日常工作时间被大量占用，甚至为此加班加点，客观上挤占了深入群众的时间和精力。
调研发现一偏远山区，一个合并村有3000多人，分散居住在6个片。该村村支书说，一方面，上级要求村干部坐班，日常的迎检、陪同、资料报送负担也重，消耗了大量精力；另一方面，随着智能手机等新技术新手段普及使用，各种通知可以通过微信群发给村民，村干部只要坐在办公室“遥控指挥”即可完成大量与群众打交道的工作。这种情况具有普遍性，尤其在一些数千人口的合并村，村干部没精力深入群众，甚至连村民都认识不全。中部地区一名镇党委书记说，上级掌握着考核权力，各种任务让基层干部应接不暇，“事多、会多、迎检多”，难以分身走村串户、深入群众。加上微信群通知的便捷性，客观上也导致少数基层干部投机取巧，用“上微信”代替“下基层”，缺少老一辈干部工作做到田间地头的踏实作风。因此，有的地方出现了部分干部了解情况靠电话、部署工作用微信、考评工作看资料等问题。
基层干部脱离群众新苗头正在萌发，对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两大直接风险。一是群众诉求无法在第一时间被上达，安全隐患难以在萌芽期得到及时排查和处理，导致小事拖成大事，小问题酿成大矛盾。二是由于基层干部平时深入群众不够，缺乏与群众的感情积累，缺乏对群众工作方法的熟练掌握，导致在问题爆发后，不能迅速地有效介入和处置。
2.债务风险不减：“政绩冲动”下的目标设定、超越发展阶段和财政能力的民生政策、层层加码的各项“重点工作”，导致乡村各项财务负担依然严重。
乡村振兴是一项需要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而多地基层干部反映，在中央有明确的远景规划下，一些地方为了尽快出政绩，却盲目地提出过于超前的发展目标，不是去满足农民对生产发展的最基本需求，而是将资金和精力集中在那些能够“吸引眼球”“立竿见影”的“村容整洁”“村貌变化”上，甚至超前规划、乱铺摊子搞建设，造成乡村只有“外壳新”，没有“产业撑”的状况，浪费了财力，加重了财政负担。调研时，一位副县长反映，一些典型村动辄投入上千万元，集中用于短期出成果的项目上，在培育长效产业、激发内生动力、获得稳定回报上存在严重不足，部分财政投入打了水漂。
还有的地方出台多项民生政策，超越了当地发展阶段和自身财政实力，明显加重财政负担。多个脱贫村的干部反映，按照上级要求，当地农村的中心工作是巩固脱贫成效，但一些地方却把工作重心和投入重心放在人居环境整治上投入比较大，甚至打着“白改黑”的名义，将部分整体状况还不错的水泥通村公路挖掉，改建为柏油公路。一个脱贫县的县级干部认为，这种“白改黑”工作对所在地的交通状况改善并不明显，反而造成了明显的资源浪费，给地方财政增加了负担。尤其是示范村和“明星村”的负担最为突出，很多村只得举债建设和维护。
调研还发现，一些“重点工作”也存在层层加码的情况，导致行政成本、引导奖励资金大幅增加。双季稻面积任务属于其中的典型之一，有一个南方农业大省全省的早稻面积任务与去年持平，但一些市、县在去年基础上继续“加码”，并“配套”了严厉的考核问责措施。种粮效益较低、农民积极性普遍不高，基层要完成任务，只能通过各种奖补措施来引导农民种早稻，各级各项投入和补贴加在一起，每亩金额在200多元到300多元不等，部分投入由县、乡镇承担，负担不轻。为了完成这种不切实际的超前发展目标与层层加码的任务，一些财政实力不足的县、乡镇政府不得不债台高筑，不少的村也是为此负债累累，最多的村高达50多万元，少的也有村10多万元，债务风险正在不断累积。
3.政府公信力风险加大：地方财政减收导致部分惠农政策面临调整，或带来失信于民的印象；局地乡村振兴选点与投入考虑欠妥，加剧不公平不均衡，引发群众明显意见。
过去在上级转移支付支持力度较大、地方财政状况尚可、相关帮扶项目支撑较强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对部分惠农政策额外“加量”，或者在医疗教育、产业分红等方面出台了地方性的惠农政策，并进行了广泛宣传。最近两年多，受疫情影响，各地普遍出现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财政收入出现明显萎缩，“六保”不能耽误，尤其是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稳定粮食生产、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都需要重点安排资金。此外，还有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等“一票否决”的工作也不能掉以轻心，基础设施建设的配套资金也要投入。在这种财政减收增支的压力下，调整部分地方性惠农政策成为首选。这是因为，尽管收入明显减少，支出项依然庞大，部分地方性的惠农政策有必要调整甚至取消，这就意味着群众会有意见。由于涉及面较大，不排除对党委政府公信力带来负面影响。
还有部分地方工作推进过程中存在不均衡、不公平问题，导致群众意见比较明显，对政府公信力带来伤害。多地干部反映，当年评定贫困村时，标准相对宽泛，贫困村与非贫困村的差距并不大，随着各种扶贫投入不断加大，两者之间形成“悬崖效应”，两个相邻的村庄的差距越拉越大，部分群众对此有怨言。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本该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但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更集中展示“成绩”“亮点”，却以“造盆景”的思路，继续加大对发展较好的脱贫村的扶持力度，导致不公平、不均衡问题加剧，引发了矛盾，政府在群众中的公信力也因此受损。
4.产业“失速”风险逼近：疫情常态化、防疫过度化导致部分乡村产业接近“停摆”；一些扶贫产业发展不理想，甚至出现“关门大吉”现象。
乡村振兴以“产业兴旺”为关键，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收入。在疫情之前，多地乡村产业确实迎来了较好的发展机遇，不过疫情打乱了发展节奏，根据调研发现，疫情对乡村产业的影响集中体现为三方面消极影响。一是多地农村防疫政策简单参照城市，一味采取封控等过度防疫措施，不仅导致乡村产业发展受影响，甚至连基本的农业生产都无法准时开展，导致农时被延误；二是疫情导致人员流动严重受限，各地前些年发展火热的乡村文旅项目客源量锐减，收不抵支导致项目难以正常运转，一些运营方因此退出，导致相关的产业分红、土地租金、就业收入暂停，影响巩固脱贫成效；三是疫情导致产业链供应链受阻，乡村的农产品销售不畅通，外出的农民工就业受影响，在家闲置的农村劳动力明显增多。如果问题持续恶化，涉及面扩大，将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此外，在前些年的脱贫攻坚中，通过财政注入一定资金引导产业发展，并通过消费扶贫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后，部分底子相对一般的村也发展了产业，村民因此得到地租、劳务工资、产业分红。目前，随着政策支撑的调整、帮扶力量的撤出，加上乡村本身缺乏管理、人才、销售资源，部分扶贫产业发展并不理想，甚至还出现“关门大吉”现象。调研时，一个贫困村村支书反映，前些年在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发展了蔬菜产业，还与当地一家大型零售企业签了长期供销协议，基本解决了销售问题。但是，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利润偏低，300多亩蔬菜基地只生产了两年多就停产了。
疫情冲击持续加大，加上乡村发展产业的先天劣势，导致这种产业发展“失速”成为叠加效应，有可能成为农村新的风险隐患点。
5.乡村精神文化受冲击风险增加：局地移风易俗“一刀切”、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标准界定不科学，对传统习俗文化传承、乡村传统文化信仰构成威胁。
部分乡村陈风陋习给基层群众带来沉重经济和精神负担，移风易俗非常有必要，多地已展开探索，效果也比较明显。但对于部分地区由政府主导的移风易俗和“一刀切”整治方式，群众质疑工作方式简单粗暴，移风易俗的标准界定不科学，对传统习俗文化传承构成威胁，会对凝聚人心的乡村传统文化造成破坏。不准老人办寿宴、春节完全禁鞭炮、殡葬改革中强行“平坟”等，是近年来乡村移风易俗工作中跑偏的典型，属于过度的移风易俗。
多地干部群众表示，部分地方政府初衷是好的，但要反思过去“破四旧”和农村中小学撤并的教训，反思过去部分地方大规模推进“平坟运动”和“合村并乡”等产生的问题，防止对孝道、忠义、仁爱等价值观念和礼仪体系产生的影响，对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信仰产生的冲击。因为这些传统背后是精神信仰，如果不考虑到这一点，只顾着更快地完成数据目标，就必然导致干群对立，加上这种问题涉及面很大，一旦发生矛盾，就会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陈文胜《中国乡村何以兴》，中国农业出版社，2023年版：第137-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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