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如何破除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等、靠、要”思维，通过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乡村治理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本文以“五微”乡村治理实践为研究案例，在乡村治理的微观层面揭示如何通过选择“微社区”，打造“微景观”，营造“微场景”，开辟“微田园”，构建“微组织”等营造乡村治理微环境，通过示范影响、情感驱动、提升村民综合素质等途径，推动乡村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组织的整体进步。该研究所提供的乡村治理实践，为落实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理念，推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提供微观基础。
关键词：乡村治理；内生动力；人才返乡；“五微”实践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治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议题，乡村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单元，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随着城乡融合发展与数字技术变革的推进，乡村社会正经历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乡土中国”的基本特征是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而“城乡中国”的基本特征是乡土已经变故土，乡村变故乡，城乡关系从单向变双向互动，治理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治理理论从西方引入中国，强调“多中心合作”与“去行政化”，中国学者开始了把治理理论本土化过程，从乡村自治研究逐渐转向乡村综合治理研究。徐勇针对乡村发展“空心化”、乡村结构再复制和乡村秩序失衡性等困境，提出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本位主义”基础上形成的乡村治理体制。刘峰从多理论维度对乡村治理进行考察，对社会资本理论、善治理论进行了解析，认为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是回应时代要求和保障农民直接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必然选择。贺雪峰提出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认为“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况‚无法支撑起各种现代的乡村治理制度；同一个制度安排在不同性质的乡村可能具有极其不同的效果；认为作为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的三位一体的村庄空间应该是乡村治理的基本单位。这个阶段的研究一个重要贡献是把乡村治理理论推向本土化，注意与中国乡村特点相结合。其重点在于加强乡村的有效管理，解决诸如农民负担重、干群矛盾、村民纠纷等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后，乡村治理注重治理实践的创新研究。出现了诸如村民监督委员会、“四加二”工作法、“新枫桥经验”等典型。学术界普遍倡导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新型治理格局。研究重心由基础理论研究转向实践应用导向，着力破解乡村治理中的现实难题。学者们主张将基层党政组织、本土精英群体、普通村民以及新乡贤等治理要素有机整合，形成权责明确、功能互补的治理共同体。尹广文认为今日乡村社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维系村落团结与发展的秩序性力量，一是源于乡村内部自身运行逻辑的“内生性秩序力量”，另一个是来自乡村社会外部的“行政嵌入性秩序力量”。在两股力量博弈基础上架构的乡村社会治理之体系，包括乡村基层组织体系建设、村民自治治理能力体系建设、村民信法守法行动体系建设、崇德向善民风体系建设。这种立体化治理模式既注重传统治理资源的现代转型，又强调法治与德治的有机融合，为破解乡村治理碎片化问题提供了可行路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研究是这个阶段突出的内容之一，多侧重乡村自治、法治或德治中的一种类型进行阐释，或从宏观层面分析三种类型治理的内涵及其关系。黄博认为“三治融合”存在较大的研究拓展空间，三治融合体现基层民主力量、规范力量与柔性力量的融合，其实践过程即乡村自治能力、法治能力与德治能力的提升过程，其诉求指向涉及参与均衡、权威转化和乡贤培育。要推进村民公共参与的均衡化，驱动精英权威向制度权威的转化，要挖掘传统乡贤文化精髓并培育新乡贤群体。这样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党的二十大进一步表述为和美乡村建设，为乡村的综合治理、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乡村综合治理体现在乡村产业发展与就业增收、生态环境与居住环境提升、乡村文化建设与乡风文明、和谐乡村与平安乡村建设等方面。朱启臻提出乡村价值理论，把乡村不可替代的价值归纳为生产、生活、生态、社会、文化与教化等六个方面，认为乡村具有独特的自治和德治资源，依托乡村资源，遵循乡村规律，有助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张越分析了乡村全面振兴遇到的困境，包括乡村现代产业发展滞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基础薄弱，绿色发展环境有待完善；乡村文化建设进程缓慢，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后继乏力；乡村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有待提升，基层保障落实机制亟待完善；乡村人才外流严重，高端人才短缺且分布不均衡等方面。陈文生在分析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的多重结构性难题基础上，认为乡村治理要以满足农民最紧迫的需求为导，推进乡村治理回归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本源，治理模式以建立多元主体共治格局为目标。但是，现实情况在乡村治理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践的诸多经验中，大都局限在依靠政府投入或社会资本介入，农民充其量适当参与的层面。农民的主体地位或被忽视或被排斥，乡村治理和全面发展的内生动力难以被激活。
那么有没有一种机制在没有政府项目支持、没有社会资本介入的情况下，依靠村民自己的力量实现乡村有效治理，获得乡村全面振兴的内生动力的可能呢？我们看到2024年3月14日的农民日报上刊登了题为“退休后，我们以‘五微’建设乡村”的报道，讲的是中国农业大学朱启臻教授和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朱启酒教授兄弟俩退休后，2019年回到家乡北京房山区的大峪沟村参与乡村建设实践的一个案例。基本做法是从对自己老房子进行改造示范开始，然后美化庭院，恢复耕种，组织村民开展互助，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营造特殊情景以影响老百姓，提高其综合素质。经过五年的实验示范，村庄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产业发展了，农民增收了，邻里和谐了。这个经验被归纳为乡村“五微”治理模式。即“微社区”，选择一个自然村组作为示范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彼此熟悉，容易获得信任；“微景观”是从民居改造示范开始，形成大家认可的乡村风貌控制，对宅院进行绿化、美化、亮化，逐渐推而广之；“微田园”就是把废弃的耕地重新利用起来，建成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兴办小养殖园和小作坊，旨在打造一个“微田园综合体”；“微情景”是为了潜移默化地影响村民观念和改变农民行为而营造的特殊情景，包括创设公共空间、胡同文化、墙面文化、科普长廊、利用民间节日组织活动等；“微组织”则是指组建农民合作社、志愿者团队、文艺组织等，利用各种形式提高村民组织程度。以上这些活动都是在自然而然的过程中进行的，没有动员、没有宣传，更没有强制。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促进乡村社区全面发展自组织微治理典型，是乡村治理理论和实践在乡村微观层面的生动体现。因此，我们来到该村通过走访村民、座谈和观察，对“五微模式”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二、“五微”治理实践的逻辑解析
大峪沟村位于北京市西南与河北省涞水县隔河相望的张坊镇，户籍人口1980人，大部分人选择外出打工，工资性劳务收入是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常驻人口不足800人，70岁以上老人240人，占25%以上。全村共有耕地1800亩，由于地处山前暖带，拥有得天独厚的柿子栽培条件，被誉为“中国磨盘柿第一村”。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已基本完成，道路硬化到家家户户，自来水实现了全天候不间断供水。电网、互联网改造完成，上下水管道均已建设，垃圾分类，卫生清扫实现了专业化。但由于年轻人外出，民居大量闲置，人走屋空，有些已经破败，满院蒿草，村落显得十分荒凉。
如何让乡村焕发生机，是此类乡村建设的难题。“五微”乡村治理实践之所以取得较好的效果，有其内在逻辑，用社区营造框架分析其逻辑，可以发现其合理性和有效性的理由。社区营造是指从社区生活出发，集合各种社会力量与资源，通过对社区成员的动员和行动，使社区完成自组织、自治理和自发展，在此过程中，提升社区的集体社会资本，达到社区自治理的目的。
在社区营造理论中，“人、文、地、产、景”被称为“社区五要素”，旨在通过这五个维度的整合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避免单一维度的发展陷阱。“五微”治理实践很好地契合“社区五要素”，从地理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生态空间、柔质空间（如提供休憩娱乐的社区景观）以及经济空间着手，通过各类空间的建设，复建乡村社区精神与社区共同体，促进社区空间与村民的良性互动，激活了社区以积极的和富有活力的姿态逐步实现自治与发展的过程。
（一）从“地”的角度选择“微社区”
“五微”治理实践选择的“微社区”，是两位教授祖居地所在的自然村。“五微”治理实践实施前的2019年该自然村有45户，户籍人口110人，常住人口不足50人，其中80岁以上18人，60岁以下7人，50岁以下只有1人，其余在60-80岁之间。人均耕地1亩，且属于半山区，平地很少。传统产业柿子，间种玉米、小麦和杂粮。由于老年人力不从心，大部分耕地荒芜。柿子是该村的主导产业，除少数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户外，大部分柿子园疏于管理，有些处于自生自灭状态。老龄化带来的家庭原子化，传统交流方式随乡村习俗弱化而受到限制，人际关系淡漠，乡村礼仪逐渐丧失，农户之间缺乏联系的纽带，关系疏远，矛盾增加，老年人存在普遍的孤独感，乡村缺乏发展活力。“五微”治理实践就从选择“微社区”开始。
选择“微社区”作为治理单元有诸多好处。首先，四五十户的规模恰处于社会资本存续的临界阈值，血缘地缘网络构成天然的信任基底，熟人社会的交往惯习尚未完全消逝，有助于通过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重建信任资本。其次，“微社区”在传统熟人社会的信任机制与现代治理技术之间容易实现最优耦合，微型公共领域更易唤醒并重塑共同体意识，便于寻找现代村落共同体的再生路径。其三，“微社区”有助于社区成员的密切交往。微社区内成员有共同的祖先，有共同的公共资源和较强的认同感，任意两户之间地理距离不超过200米，使得“街头议事”“串门聊天”等非正式沟通具有可行性。这种微社区高密度交往可以有效规避奥尔森集体行动困境，使公共事务治理重回“面对面协商”的传统智慧。需要指出的是，“微社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农户-微社区-行政村-乡镇”的四级嵌套结构。这种选择既保障了治理决策的在地化，又通过正式组织实现纵向衔接，有助于在微型公共领域通过情感召唤、情感培育、情感激励重新找回基层治理过程中的温度、温情与温暖。
（二）从“景”的角度打造“微景观”
“五微”治理实践是从改造自己老宅开始，拆掉旧房子，建设既尽可能保留传统民居元素，又体现现代生活品质的两层别墅。拆掉室外厕所，每间卧室都建有独立卫生间，一步到位，安装了智能马桶，彻底解决了乡村厕所的老大难问题，实现了厕所革命。宽敞的厨房配备了橱柜、烟机、燃气灶、微波炉、电磁炉，四壁贴上整洁的瓷砖，购买了餐具消毒柜，告别了脏乱的厨房环境。房子建好后，引来村民纷纷参观，发挥了很好的示范带动效果。经过五年的发展，2024年，该自然村建起了20多栋乡村别墅和新民居，全村新建别墅超过了80栋，民宿也由最初的1家发展到12家。新民居成为村里的重要景观，宽敞的客厅、舒适的卧室、整洁的厨房、储藏室等硬件的建设，提高了村民的生活品质，农民有了获得感、自豪感、成就感和幸福感，增添了把自己家园建设得更美好的信心。
有了新民居，如何进一步解决在院落里乱堆乱放的问题，使民居变得美观、舒适、和谐，他们聘请美学教师和景观设计专家给村民授课，讲解如何布置庭院、室内的物品摆设艺术，引导村民美化庭院，营造各具特色的室内外“微景观”。村民认识提高后，爆发出极大的建设热情和创造力，他们在自己的院落里堆假山、造景观、栽果树、种花草、养鱼虫，形成各具特色的院落景观。村民们经常在一起欣赏、讨论、切磋院落和室内装饰艺术。不仅如此，村民们还对自己的庭院实施亮化工程，每到夜晚家家户户各式彩灯闪烁，成为乡村一道靓丽风景。凡来参观的人，无不为各具特色的庭院所感染，关键这是村民自觉、自愿，发自内心愿意做的事情，是自己为自己做事，不是给别人做。因此，不需要督促和监督，没有检查和评比，只有相互观摩和学习。
在乡村振兴的语境下，民居改造绝非简单的建筑更新工程，而是构成了一场深刻的文化符号再生产运动。当村民手持瓦刀重构自家院落时，实质上是在进行一场关于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具体实践。这种物质空间的重构过程，通过传统营造技艺的现代表达、生活美学的场景重构、集体记忆的空间锚定三重机制，创造了独特的“参与式美学”实践。村民运用本土材料进行微景观营造：废弃石磨转化为可以体验的景观，老屋梁柱改造成花架、座位，传统建筑元素或农具悬挂为装饰。这种创造性转化不仅唤醒生态智慧，也重构集体记忆。这种空间实践带来的不仅是物理环境的改变，更引发了深层的惯习转变。这种自下而上的文化自觉，正是培育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关键密钥。
（三）从“人”的角度营造“微场景”
当代乡村面临的深层危机，本质是传统社会资本瓦解引发的治理效能耗散。随着礼俗共同体的式微，乡村社会陷入双重困境：在规范层面，道德共识的消解导致公共生活失序；在认知层面，价值真空诱致文化认同危机。邻里矛盾加剧、合作与互助文化丧失，本来淳朴的乡村出现诸如汽车被划，动辄投诉，丢东西、宰客等现象，不仅降低了村民的幸福感，也影响外来人的体验感，这样的环境很难发展健康的新型业态。如何提高农民素质是长期以来被认为最复杂而最具挑战性的工作之一。传统道德教育之所以失效，在于其试图通过灌输式训导改造已然原子化的个体，忽视了熟人社会中“邻里示范”与“情境压力”的治理潜能。“五微”治理实践的突破性在于实现了治理逻辑的范式转换：从“改造人”转向“塑造场”，运用社会学习理论的观察模仿机制与规范内化原理，通过场景建构创造新的意义系统。
“微场景”内容十分丰富，一是创办“乡村会客厅”。两位教授在自己客厅里开辟出一个茶室，即聊天室，利用乡村串门聊天的习俗，经常性地请村民来喝茶、谈心、聊天，在此过程中讲述乡村振兴政策、现代生活方式、各地乡村发展故事，传播新理念，介绍新经验，进而增进相互理解、密切关系。实际上，这样的“乡村会客厅”是兼具私人性与公共性的过渡场域，巧妙利用传统串门习俗构建新型交往理性。茶桌上的政策解读摒弃了文件宣读的刻板形式，代之以“张家长李家短”的在地化叙事，使抽象政策转化为人们可感知的生活智慧。
二是文化墙绘，发挥其教化作用。除了宣传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把《弟子规》《朱子治家格言》等传统文化内容以图文并茂的展板形式挂在沿街墙上，既是文化景观，也是教化资源。文化墙绘绝非简单复古，而是通过空间符号的仪式化陈列，重构道德规训的时空场域。每日必经的巷道成为流动的道德课堂，传统训诫与现代价值在墙体空间实现融合，这种空间叙事策略，使道德约束从外在规范转化为视觉压迫下的自觉内省，潜移默化地影响人、感染人，鼓励向上向善，成为重要的教化空间。
三是建设科普长廊，把果树栽培技术、品种知识、营养知识等上墙形成长廊，举办科普知识竞赛和科普灯谜竞猜活动，传播知识，赋能农民，培养农民科技意识和科学思维。需要指出的是，科普展板表面是农业知识的传播，深层是对主体认知结构的改造。当村民通过展板了解了栽培知识，通过灯谜竞猜理解有机农业技术，在知识竞赛中掌握电商运营，传统经验主义思维开始向实证思维跃迁。这种认知革命悄然改变着乡村社会的价值系统：农业不再只是生计手段，乡村也不再仅仅是生活空间，他们可以成为实现“既富口袋，也富脑袋”的重要资源。
四是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重建邻里关系。如利用传统节日举办孝老饺子宴活动，聘请三甲医院专家为老年人开展义诊活动，营造敬老氛围；请书法家书写对联和条幅，开展春节送祝福活动等。如今，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村民间的互动频率和信任程度较之以前有了显著提高，“微社区”正在成为令人羡慕的和谐社区。
除了教育人、影响人，“五微”治理实践还创建了各种“微组织”，把村民尽可能组织起来。成立了“柿乡情农民合作社”，把民宿户、家庭农场主、专业户组织起来，讨论和制定合作社章程，规范和凝聚社员行为；支持村里文艺爱好者一些经费购买服装道具，每逢节日和重要活动，文艺表演队载歌载舞，丰富了村民娱乐生活，也增添了文化氛围。成立志愿者团队，开展植树、打扫卫生、整理公共环境、开展敬老等活动，逐渐养成互助与公益意识。除此之外，还开通了多个微信群，成为相互了解、彼此交流、沟通信息、传播新知识和理念，密切关系和增加凝聚力的重要途径。随着事业的发展和需要，还成立了隶属镇党委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支部，为更好在“微社区”发挥作用提供组织保障。
“微组织”的培育超越了工具理性的组织建设逻辑，形成多层相互嵌合的治理生态系统：一是情感共同体再造，无论是文艺表演队的演出，还是孝老饺子宴的举办，都蕴含深刻的社会动力学道理，在个体层面给参与者带来自我实现的文化资本和自豪感，在群体层面重构集体记忆的情感纽带。二是利益共同体重构，“柿乡情合作社”的意义在于构建了“情感-利益”的联结机制，把“互助”伦理传统嵌入现代利益分配方案，使合作社既保持乡土社会的道义经济特征，又具备现代组织的契约精神。三是数字共同体的衍生。微信群的治理价值远超技术工具范畴，实际上成为数字化时代的新型公共空间。当村民在群里讨论村务、分享技术、调解矛盾时，虚拟空间与实体社会形成镜像互动，重构了新的乡村社会交往模式：既延续了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又培育出新型的数字化公民意识。群内传播的农业科技视频、生活知识以及传统文化故事，构成数字时代的知识来源。
客观上，“微场景”“微组织”所形成的是一种社会治理理念，释放为社会治理能力，其意义在于，从村民主体出发，构建共商共建共治共享机制，把“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置于社会发展视域中，把社会治理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统一起来。
（四）从“文”的角度重塑社区文化空间
乡村文化空间的再造绝非简单的物质环境美化工程，而是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治理智慧。“五微”治理实践通过文化符号的空间重构，在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化、集体记忆的符号化编码、生活美学的价值赋形三个维度上，构建起具有主体性的新型文化治理范式。这种治理路径的本质，是通过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重构乡村社会的精神秩序与价值共识。
无论是前面的“微景观”还是“微场景”，所依赖的手段都是文化建设，“五微”治理实践在赓续村落历史文化、民俗继承、创建当代社区空间文化符号、倡导社区生活方式以及培育公共精神等方面做了大量具体而细致的工作。
首先，重视弘扬孝老文化，这是人人可接受且给予高度评价的活动。他们个人出资举办孝老饺子宴，为老人之间互动提供了空间。将私人领域的家庭伦理升华为公共领域的治理资源，客观上构建了传统孝道的剧场化展演空间：当村民围坐包制饺子时，个体化的孝亲行为转化为集体性的道德实践。饺子宴中三代同堂的互动场景，既是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传统伦理的具象表达，也通过代际协作重构了断裂的社会联结网络。春节前开展写春联送温暖活动，从聘请书法家到村民参与，再到吸引爱好书法的孩子们参与其中，写春联、送春联的队伍一年比一年壮大，热情也越来越高涨，成为春节前村民们特别期盼的活动。
其次，创建当代社区空间文化符号。他们组织村民开展为乡村“著名”行动，为没有名称的道路、胡同命名，利用地名文化增强村民的归属感；在保留各个胡同小巷原本特色的同时，注意赋予小巷不同的文化内涵，设立“桃李巷”“梨园巷”“红枣巷”“柿子巷”等独具特色的文化创意巷，根据每条小巷的主题在墙壁上安装具有教化意义的展板，讲述过去的故事。每家民宿也都有了自己的名称，并在导航地图上进行了标记，适应了发展村落旅游导航的需要。这是一项村民参与积极性最高、获得感最显著的活动之一，“乡村著名”行动意义在于将自然地理特征转化为文化记忆载体，实现物质空间、精神空间与社会空间的统一；通过村民参与式命名，在保留传统称谓的同时创新文化标识，极大提高了村民的认同感，有效降低了空间认知混乱率。
其三，利用寓意文化为乡村赋能。村民有浓厚的重视寓意文化的传统，鼓励村民在院子里栽柿子，寓意“柿柿如意”；栽石榴寓意“多子多福”，由于“葫”与“福”谐音，寓意多福；“芦”与“禄”同音，寓意丰厚收入；农民在院子里种葫芦、佛手瓜；也有人栽海棠，寓意“金玉满堂”。帮助村民解决种子、苗木等问题，鼓励利用当地品种营造乡村寓意文化。这种治理策略在于把传统认知结构与现代生态理念融合，通过审美趣味的引导而非强制规范，悄然重塑村民的价值取向。请书法家撰写寓意文化书法作品，送给村民悬挂。既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景观，也营造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氛围。当“天道酬勤”“家和万事兴”的匾额悬挂于农家厅堂，传统训诫不再是外在于生活的道德律令，而是转化为日常生活的美学元素，使文化建设获得治理的渗透力。
（五）从“产”的角度开辟“微田园”
“微田园”是从“产”的角度打造社区的经济空间。产业发展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基础，没有产业支撑，乡村就留不住人，其他建设就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振兴乡村产业要因地制宜，根据当地情况从开辟“微田园”开始做起。
首先，针对乡村老龄化导致耕地荒芜的现状，两位教授带头示范并鼓励合作社成员修建自家的“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兴办“小养殖园”和家庭小作坊，旨在打造一个“微田园综合体”，为社会提供乡村综合产品。
其次，振兴柿子产业。针对柿子园疏于管理，产业逐渐衰落的现状，他们聘请果树专家来村里为农民培训柿树更新与栽培技术，讲解营销知识，传授短视频制作技术和传播技能，提高农业生产管理与营销能力。朱启臻教授在农民日报发表题为“柿子红了”的整版文章，介绍村里的柿子文化，同时利用民宿带动销售，加上自媒体的宣传，村里的柿子从早先的按筐卖，后来的按箱卖，发展成现在的按个卖，提高了品牌价值，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目前，村里正在打造全村域的柿子博物馆，村民发展柿子产业的热情被调动起来。
其三，发展民宿，促进乡村产业融合。民宿是乡村经济发展见效快、效益高的有效路径。遵循“做给农民看”的理念，两位教授在村里率先建成自己的精品民宿，其示范效应迅速体现，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陆续返乡创业，“梧桐小院”“云松小院”“柿子红了”等12家民宿陆续开张，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民宿群。民宿的发展带动了柿子为主的果品、食用菌、蔬菜、蜂蜜、猪羊、鸡和鸡蛋等土特产的消费和销售。民宿的发展也进一步强化了村民的环境意识、景观意识和对美的追求意愿。绿化、美化、亮化建设更加自觉，垃圾分类、保持环境卫生整洁更加主动。
“微田园”实践的启示在于：当古老的田园转化为文化资本，当庭院空间升维为生产场域，当留守老人变身为新农人时，预示一种新型的经济社会形态正在形成。这种新形态不仅关乎物质财富的创造，更在于通过产业实践，让乡村的所有要素都成为乡村价值体现的空间，让每个农民都成为自己命运的叙事者，通过对乡村各类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可以促进乡村主体性觉醒。
三、关于大峪沟村“五微”乡村治理实践的思考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普遍面临治理效能衰减的挑战。传统行政主导的治理模式往往陷入“悬浮化治理”困境，表现为政策供给与农民需求的结构性错位、资源投入与治理效益的失衡。“五微”治理实践通过重构治理单元、激活主体动能、整合发展要素，实现了从“外部输血”到“内生造血”，从单一治理到综合推进的治理范式转型。如今的大峪沟村，乡村产业得到了发展，民居环境实现了革命性变化，乡村环境得到进一步提升。乡村漂亮了，人与人关系和谐了，年轻人也愿意回乡创业了。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村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基本完成后，在没有政府项目支持、没有工商资本介入的条件下，村民自己也同样可以建设好自己的乡村。“五微”治理实践至少给我们以下三方面的启示。
（一）农民内生动力激活的实践路径
“五微”治理实践突破了传统“政府主导-农民响应”的单向度治理逻辑，通过“认知重构-行动赋权-利益联结”的三阶模型激活主体性。教授团队运用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设计“场景化培训-协商式决策-可视化成果”的认知干预链，将抽象的“全面振兴”目标转化为具象的生活改善目标。当村民在新民居建设、庭院美化、微景观建设以及产业发展中直接体会到了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治理目标便完成了从“政府任务”到“个体需求”的内化过程。当遵循满足农民需要的原则开展乡村营造，把乡村振兴的目标转变为村民自己的需求，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就不再是口号，而是村民自己建设自己家园的自觉行动。
在个体动能激活的基础上，通过“渐进式组织培育”构建集体行动能力，从庭院经济切入，形成初级合作框架，将人际信任转化为制度性合作规范。通过“技能培训-项目实操-市场对接”的能力提升链，推动合作范围从院落景观建设向电商营销、民宿运营等价值链高端延伸。为未来合作社向“横向拓展-纵向深化”的发展奠定基础。这种转型实质上是将家庭承包制的制度优势与现代市场体系进行创造性嫁接，为新型集体经济提供了实践样本。
（二）人才返乡重构和增值乡村人力资本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激活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很多乡村营造实践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受制于人才匮乏。当前，乡村空心化、老龄化导致人才断层，而鼓励具有乡土情怀的企业家、学者、务工者等返乡创业，正成为有效破局之道。从村里走出去的企业家、商人、官员、学者、教师、进城务工者，或有一技之长，或有新理念，或有特殊资源。只要他们有家乡情怀，就鼓励他们返乡创业，成为乡村营造的重要人才力量。
“五微”乡村治理实践是通过人才回流启动和获得动力。该实践遵循“情感驱动-能力匹配-可持续保障”的逻辑：首先，利用宗族网络、集体记忆等文化资本唤醒身份认同，实际上属于乡土情结的情感动员。乡村认同是建立在农村居民互动基础之上的，并能为乡村社会有效治理提供内生动力。情感激励通过村民间情感互动生产荣誉感、获得感，从而形成对乡村治理实践的信任感和认可感、对乡村社会的归属感，激活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感，进而形成情感共鸣与资源反哺的循环。其次，企业家、学者携带资金、技术、人脉等城市资本返乡，大学生、进城务工者熟悉城乡规则，能嫁接现代理念与传统智慧，成为很多乡村能力提升与激活乡村资源进而实现振兴的重要力量。其三，解决“如何持续”的问题，教授团队设计的“三阶育人模型”对培养当地人才，解决可持续发展，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一是“做给农民看”，通过民宿改造项目、景观示范、微田园建立等给农民提供了近距离的可视化参照系，破除了农民对抽象理念存在的天然警惕；二是“带着农民练”，类似“师徒制”的陪伴式成长，专家与村民一起讨论问题，解决问题，促进了本土化知识生产与能力转化，实现知识传递的在地化；三是“教会农民干”，建立乡村创客空间，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持和资源对接，系统性支持培育自主发展能力，培育“造血机制”，不仅引进了技术要素，还实现了现代管理理念与传统经验智慧融合，搭建城乡要素流动的桥梁网络。
乡村不应该是城市的附庸，而是以独特文化基因参与现代文明对话。未来，需进一步打通城乡人才双向流动通道，完善“城市反哺乡村—乡村滋养城市”的共生机制，让返乡创业从“情怀驱动”升级为“价值共创”，最终实现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螺旋式增值，书写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篇章。
（三）全面系统协调推进乡村振兴
长期以来，乡村振兴的困境在于各个相关部门的条块分割形成的单一视角，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使产业、生态、文化、生活、组织、人才本来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被割裂开来。“单一视角”的局限性往往表现为片面追求某个领域的发展而忽视系统性协调的全面进步，导致政策执行偏差与资源错配。如有的部门过度强调产业，将GDP增长等同于乡村振兴，导致资本无序下乡圈地、排斥农民主体地位，破坏乡土生态链；有的盲目引进高污染企业，以牺牲人居环境为代价；有的将乡村振兴简化为硬件建设竞赛，耗费巨资打造“网红村”“样板田”，“造盆景”式发展沦为财政负担；有的单纯从农民增收视角出发，把外出打工经济当成灵丹妙药，忽视了当地资源的利用与开发；有的忽视当地特点和乡村地域差异，机械套用外来经验和模式等等。这种一刀切、格式化的治理方式，实质是另一种形态的乡村剥夺。以城市精英视角主导的乡村治理，将农民客体化为被改造对象。诸如强制推行集中居住、行政命令机械规定农民种植内容等做法，会削弱村民自治能力，加剧“等靠要”心理，与全面振兴本质要求的“农民主体地位”相悖。这些现象折射出将复杂的乡村振兴系统工程简化为单一维度技术操作的认知误区。乡村振兴本质是多元价值平衡的艺术，不能人为割裂，否则会陷入“解决一个问题却制造出三个新问题”的治理困境。
面对乡村振兴中“单一视角”引发的治理困境，“五微”治理模式通过微观层面的系统性设计，将乡村社区的人、文、地、产、景五要素整合为有机整体，构建起具有自组织特征的乡村社会生态系统。这一实践以“微社区—微景观—微田园—微组织—微场景”为框架，通过要素间的协同共振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实现了治理效能与发展质量的同步提升。“微社区”作为情感联结的治理空间，以自然村落或村民小组为单位重构乡村共同体，其核心在于通过熟人社会的情感纽带激活主体意识，将公共事务从“政府包办”转化为“村民共议”，将政府乡村振兴意志转化为村民为自己建设美好家园的主动意愿。“微景观”是乡村环境治理的触发节点，民居、庭院为改造单元，通过“一户一景”的个性化设计，将人居环境改善与村民获得感直接挂钩。当村民在美化自家庭院中体验品质生活提升时，会自发延伸至公共空间维护，形成“个体受益—集体行动”的传导效应。这种“以小见大”的策略，破解了传统环境治理中政府投入与村民参与脱节的矛盾。“微田园”以家庭农场、共享菜园等微型经济单元为载体，推动特色产业、生态农业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通过将农田转化为可参与、可消费的生活场景，既保留农户经济的灵活性，又嵌入现代产业链价值增值环节，实现了生产空间生活化、产业价值复合化。“微组织”以合作社、志愿者团队、文艺团体、乡贤理事会等微组织为节点，构建乡村多元共治网络基础。这些组织通过非正式规则填补正式制度的执行缝隙，有助于形成弹性化、扁平化的治理结构。“微场景”塑造了文化认同的能量场域，通过文化墙、胡同文化、孝老互动、节气庆典、传统民俗礼仪等文化微场景的营造，将抽象的价值认同具象为可感知的仪式体验。
“五微”乡村治理实践的深层价值在于要素间的动态耦合，这种“环境改善—利益共享—文化赋能—组织协同”的闭环，使乡村系统在自组织过程中实现要素增值，最终推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全面振兴。其创新本质在于用系统思维替代线性思维，让乡村振兴真正成为村民主动参与、要素自然生长的可持续发展过程。
作者系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副教授；来源：《乡村治理评论》202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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