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现代化话语相比，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尚没有绝对优势。特别是乡村治理尚未形成有影响力的学术话语体系，这无疑影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传播力。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迫切需要融合本土文化、历史传统、社会结构乃至地域间的差异性，推进具有现代化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现代化理论体系化建构、学理化阐释，构筑一个融合中国社会主义理念、顺应中国乡村实际的治理框架。
一 、乡村治理研究话语体系中国化的基本理论问题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治理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制度变革，经历了深刻的现代转型，亟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话语体系。首先需要探讨基本理论问题，这既涵盖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又反映乡村治理的现实需求与特性。因此，要充分考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其对现代乡村治理实践的影响，同时识别与西方治理话语体系的根本区别，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乡村治理的具体操作，确保其既有理论深度又易于服务实践。
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论断，推进乡村治理研究的中国化话语体系构建，无疑要立足于现代化一般规律、人口大国的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和价值目标这三大基本前提，在人类发展的规律性与本土性、现代化共同特征的一般性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等学理逻辑上，对乡村治理研究话语体系中国化的基本理论问题做出理论界定。这包括：乡村治理现代化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乡村治理现代化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关系，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
由于现代化不断推进加快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因此，贯于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如何以处理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为逻辑起点，以破解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适应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客观要求的结构性矛盾为主线，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握现代化的一般性与中国国情的本土性，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以此为基础，立足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判断，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武器，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新变化，探索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研究中国乡村治理不同区域、不同发展形态和不同发展模式的新挑战，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现实逻辑；阐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要求，探索乡村治理的改革逻辑；把乡村治理现代化落实到中国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中，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治理理论建构和乡村治理现代化体制机制。
二、理论本土化重构与实践体现中国特色的双重任务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乡村治理具有独特的复杂性和地域性特征。特别是在治理的话语体系方面，更需紧贴本土实际，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历史传统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将中国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治理理念结合，以确保治理模式与中国乡村的社会文化土壤相结合，是推进乡村治理研究的话语体系中国化的关键所在。
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文化传统对乡村权力结构具有深刻的影响，而明确这种文化传统如何塑造乡村治理的权力分配、职能行使是推进乡村治理研究话语体系中国化的重要任务。因为乡村治理话语体系不仅仅是理论概念的堆砌，更是对实际治理活动的反映。不仅仅是政策和制度的组合，也是文化、伦理与社会实践的交织体现。中国传统乡村治理蕴藏了丰富的集体主义文化和相互协作的乡规民约，以及独特的家族制度、宗族文化在乡村治理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这些非正式制度在实践中同样显得尤为关键。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这些传统元素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境遇，需要被重新赋予现代意义。
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必须深耕中国历史文化资源，通过历史与现实、理论与案例、东方智慧与西方经验的交融对话，挖掘和弘扬中国乡村治理的文化根脉，重新构建与现代治理体系相契合的治理话语框架。这就要求在治理实践中充分考虑到地方的特殊性、时代的变化以及农民的切身需求，关注权力结构、利益博弈、社会关系与文化传统等因素如何与乡村治理话语体系相融合，从而既吸收传统乡村治理的智慧，又结合现代治理理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新模式。
促进乡村治理的政策创新，则是推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关键环节。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实现战略目标一致性与路径多元性相结合，自上而下的国家整体制度安排与自下而上发挥亿万农民的主体作用和基层首创精神相结合，基础性制度体系与发挥不同区域能动性的多元化差异化政策体系相结合，回应“治理什么”“怎么治理”“谁来治理”等实践命题。以此为基础，针对中国式现代化多样化、分层次的发展特点，在乡村治理具有区域差异性与路径多元性的双重面向中，建立一个尊重历史、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的多层次走向的研究框架。
由此可见，理论本土化重构与实践体现中国特色的双重任务不仅要求重视国家与地方、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等不同层面之间的交互作用，还需要全面把握中国乡村的现实问题，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实践之路。
三、乡村治理研究话语体系中国化的推进路径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以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中国实践为导向，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阐释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用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升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突出理论解释力和实践影响力。
以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中国实践为导向。从乡村公共职能、乡村公共决策、乡村公共服务三个层面，审视乡村社会公共需求的结构性矛盾，破解乡村社会对公共资源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表达困难和缺乏影响力的难点堵点，确保公共服务满足农民最迫切的需要，公共决策满足农民最广泛的参与，公共权力满足农民最根本的愿望。在此基础上，关注中国乡村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社会结构与治理模式，以及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相应的治理难题。通过乡村基础设施的明显改善、乡风文明的逐步优化、村民自治的有效实施，以及有效的贫困治理、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加大对教育和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对比分析不同地区乡村治理的现状、特点及其成效，揭示在中国乡村治理实践中已经取得的积极成效，在推动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突出表现。
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阐释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典型案例从全局看趋势的普遍性与从区域看现实的差异性、基层实践的能动性与顶层设计的规范性等维度，根据乡村现代化治理的实际案例，从局部看总体与从整体看差异，提取关键变量，梳理出符合中国乡村特色的治理要素，如家族影响力、地域文化、社会结构和村民自治等，探索把整体层面的基本趋势、普遍规律与区域层面的客观现实、实践经验结合起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创新性实践探索，从而讲好中国故事，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中国方案”。
用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升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需要从的实践出发，升华乡村治理现代化理论，以不断完善并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通过对中国乡村治理实践的深度解读与理论的本土化重构，建立由微观到宏观的乡村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从“主体协同——制度规范——运行机制”三个维度建立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框架，在“两个结合”中探求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层逻辑，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话语概念、话语表达、话语权力，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增加厚度和深度。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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