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面对乡村全面振兴这一重大课题。乡村决定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之根的乡村，蕴藏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决定了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一次对中国共产党的考试。如何认识乡村、如何解决好乡村问题，是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坚守本源的深刻检验，要坚决摒弃西式乡村发展模式，转而倡导农民返乡创业、乡贤反哺故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复兴图景。驱动乡村全面振兴最根本的动力源自富含情感温度的良心，即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宗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还要求智慧地把握并妥善处理道与术、实有与虚无、无为而治与有所作为之间的复杂关系，以此激活并引导乡村振兴的内在活力与创新潜力。
关键词：乡村振兴 乡村治理 土地资源 人民 智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的1949年3月23日上午，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出发进驻北平。在进京前，毛主席与周恩来有过一段对话，把当时进京看成是一次赶考。当时毛主席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到今天为止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通过了进城赶考。
70多年前进城赶考是考什么，考的是党心。就是进城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不能忘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进京之前的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的两个务必，就是为进城赶考出的考题。
如果说70年前的赶考，是从农村到进城的赶考，那么70多年后的今天，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党的二十大提出走中国式新文明之路的大背景下，时代为当今中国又出了一道挑战性考题，这次赶考的考场，不在城市在乡村，所以将其称为下乡赶考。
虽然时代变了，但是今天的中国所处的大环境与70多年前非常相似。7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进城，是经历了28年的革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巨大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独立的时代背景下，毛主席以高瞻远瞩的大智慧和冷静洞察力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所以向全党提出了两务必。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当今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制造业大国，是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大国，成为城市化率达到60%以上的现代化国家。如果说70多年前，夺取全国的胜利，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那么，取得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当代中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同样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因为，党的二十大提出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前无古人的创新之路。如果说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新中国的使命，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建立一个屹立于当今世界的富强的中国，那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则是要建立一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为世界能够做贡献的文明的中国。
迈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就像当年进城中国共产党一样，同样面临着大变局、大转型、重建新文明的挑战与任务。在目前遇到的挑战与考验中，难度最大、困难最多而且对全局性影响最大的是乡村发展。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
乡村决定中国基本国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之根，蕴藏着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所以说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又一场考试。
70多年前进城赶考，考的是党心，今天的下乡赶考考的仍然是党心。具体来讲，如何认识乡村、如何解决好乡村问题是新时代对我们的初心、良心、慧心的考试与考验。
一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对不忘本初心的考验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就提出了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的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发现，不忘初心的教育，绝不是坐办公室和教室里接受的理论和概念教育。在当代中国，衡量初心是否未变的最大标志，是我们是否忘记了乡村。
乡村是中华文明之根、中国文化之源、是中国人的共同故乡，是中国革命发源地，也是中国革命与中国改革策源地，面对这样的乡村，我们不得不讲，忘记了乡村是最大的忘本。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初步建立一个世界第二经济体的经济强国，实现了从一个乡村主导的国家向城市主导的现代化国家转变，但为此付出最大的代价，是千年文明乡村面临凋零、萧条、甚至濒临消亡的危机。
正是基于如此严峻的问题，党的十九大不仅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且将其定位于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什么是重中之重，就是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就是地方一把手要抓的大事，就是要成为每一个党员干部日思夜想的事；就是眼见乡村一天比一天凋零、濒临消亡的情景，就像我们看着父母重病在床，日不思食，夜不能眠。
然而，在有些地方的现实是，感觉不到有这种情况存在，不要说重中之重，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心目中，连比较重要的位置都没有。大家还是在忙于招商引资、城市发展、GDP等那些事。在媒体上，频繁地看许多地方一把手，为了地方的招商引资发狠话：“谁动企业的位置，我就动他的位置”，听到书记为房地产站台，鼓励农民进城买房。却很难听到这样的狠话，“谁敢损坏农民的利益，我就动你的位置”，“谁敢拆掉乡村，我就拆你的房子”。
不仅听不到这样的狠话，看到的现实却是，目前各地出台的“十四五”规划中，其雄心勃勃的目标，仍然是如何提高城市化率。于此相对应的，乡村学校继续在拆并，虽然中央下令禁止拆并乡村，但许多地方暗度陈仓，以乡村整治、规划为名仍在搞拆并。表面看起来轰轰烈烈的乡村振兴的背后，是片面的为我所用的思维，利用乡村振兴的政策，谋算乡村的土地资源为城市化服务。利用乡村振兴，暗度陈仓谋算乡村仅有的土地资源，不仅有地方政府，还有不同利益集团组合，这些利益集团组合有来主张私有化的专家学者提供理论支持、有逐利企业提供资本、有追求城市化率的地方政府提供的政策，三种力量合谋形成了一个“大力推进”乡村振兴的集团，打着乡村振兴的旗号，正在向乡村进军。
在这样一种力量的作用下，乡村振兴正在演化为：几个试点的乡村振兴；极少数能够发展产业的乡村振兴；大部分乡村可能会因为不具备振兴条件，未来被视为自然死亡的乡村，然后名正言顺地被拆并。按照这个逻辑走下去，未来能够留下的乡村将会很少，大部分乡村将会成为大部分农民回不去的乡村。他们的村庄将会成为资本投资乐园、新地主庄园、现代化的大农场。
这样的推理不是空穴来风，笔者频繁地看到许多地方政府出台的乡村振兴规划中，对建设美丽乡村的规划，就是要把当地的乡村建设成为庄园式乡村、花园式乡村、农场式乡村。要知道，这样的乡村已经不是中国式乡村，而是西方式乡村。因为从古希腊、古罗马一直到西欧中世纪的乡村，不是农民的乡村，而是奴隶的乡村、农奴的乡村，属于贵族和大地主领地的庄园乡村。所以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的乡村叫庄园。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庄园里的农奴才变成了自由的农民，但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乡村也不是农民的乡村，而是逐步变成了资本控制的农场化乡村。
今天看到在一些专家学者与官员心目中，未来中国乡村的样子不是中国式的田园风光的乡村，诗意栖居的村庄，农民自治的家园，有中华民族共同信仰、共同精神家园的乡村，而是美国式的农场化农村、西欧式的庄园式农村、荷兰式的大花园的乡村。按照这样一种西方式乡村样式来搞乡村振兴，自然最需的不是鼓励农民返乡、乡贤回乡，而是资本下乡，新地主回村。
这些现象离初心已经很远。乡村是考验初心的试金石，如果在乡村问题上，初心考试过不了关，乡村振兴就会向邪道上滑行，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失去的不仅仅是乡村，更是中华文明之根，是党心和民心。
二 乡村振兴的原动力是如何找回良心
初心源自良心。要找回初心，需要从找回良心开始。什么是良心，按照儒家经典，就是人性中本然具有的善良心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孟子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良心就是来自人性同情之心、由此生发的孔子所讲的仁爱之心。
在对待人性的问题，形成了中西方不同的人性论。基于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论，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德治文明。于此相对应，西方从人性本恶出发，形成了西方的法治文明。中国传统的德治，用道德与情理调节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有温度的亲情关系，现代西方的法治，是用理性与法理调节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有距离的契约关系。
最近几十年，我国学习引进了西方的法治，这无可非议，随着中国从乡村主导的熟人社会向城市主导陌生人社会的转变，需要导入适应于现代社会的法治。问题是在学习西方法治的同时，走向了极端，逐渐扔掉了传承几千年的德治。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治理正陷入一个只认法理、不认情理，只认金钱，不讲良心，只讲权利、不讲道德的缺乏亲情温度、越来越冷漠、自私无情的困境。在疫情防控中集中暴露的许多民众抱怨的治理问题，就是值得反思的这种无情社会治理的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传承千年、源自良心调节的社会治理与发展功能正在丧失。仅靠单极化的法治，伤害最大的是乡村和农民。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基于人性本善的亲情互助的社会。目前，乡村流失的不仅仅是人，更是乡村社会善治的良心道德，修复乡村社会善治是乡村振兴的头等大事。不仅是乡村社会善治正在中断流失，最值得反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在乡村振兴做法上，也严重缺乏基于良心的善治之心。也许有人认为不是这样，最近十多年来，政府为农村修路、发展产业、扶贫做了这么多事，难道这不是政府的善举吗？
对此的回答是，从结果看是善举，但从做这些事的初心看，不见得是善举。因为，判断善举一个重要标准，是出于什么的心。最近十多年，为乡村确实做了大量的事，但做些事，是出自一个自以为感觉越来越好、越来越现代化的理性化政府的心。最近几十年搞市场经济，学习西方法治，一个最大进步就是学习了西方的理性，不可否认正是来这种理性释放的力量，将中国导向了现代化轨道。
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政府越来越理性化的同时，越来越变成了缺乏温度、缺乏情感，只懂法理、不懂情理，相信技术，不懂文化的政府。这样一个理性化政府，对于建设法治社会、高效率发展是经济是需要的。但对于乡村振兴而言却遇到了许多障碍。这就是我一直讲的，不要用治理城市的思维治理乡村的原因所在。
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做了那么多事老百姓却没从心里买账，为什么会出现吃着肉骂娘的现象。有一年，我到贵州讲课，当地政府的一位官员就给我提出了问题。他说：张老师，扶贫工作为农村做了那么多事，发现老百姓并不感恩买账，准备对农民开展感恩教育。我的回答是，群众不感恩，不是群众的问题，是在农村工作中，缺情、缺感恩之心造成的。教育群众先要反思与教育自己：为农村做的大量工作，究竟是怀着对农民的反哺感恩之心，还是高高在上的傲慢之心；是出于为人民服务的真心，还是出于施舍之心？忘记了中国古人坚信的人心换心的规律，以无情的理性思维，像机器人一样，为了完成考核政绩、按照规定的动作、程序做乡村工作，则老百姓回馈给你的也是理性的、无情的。
不要低看中国的农民，也许在你心目中，你认为是他们的父母官，但是作为中华文明创造者的中国农民，作为为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他们心里像明镜似的，他们知道他们才是我们的父母。所以毛主席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邓小平同志讲“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习近平主席讲“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中国社会富有了，不缺钱、不缺技术，却忘记了我们是人民的儿子，反而误认为，这都是政府自己的功劳，高高在上，傲慢十足，官僚滋生。由此把扶贫变成了施舍，颠倒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如此之心，搞乡村振兴，无论有多少钱、做多少事，都很难感动农民。
今天值得反思的是，革命年代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得到了民心？要知道乡村振兴如何搞，先不要往国外跑、看西方人怎么搞，最需要的先看看的是，中国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动员了群众、感动了群众、让农民为革命献身的。在今天被物质主义格式化思维的时代，也许有人会认为，当年共产党在农村做工作，也是通过物质的力量动员群众的。不错，中国共产党所到一处，要做一件事，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如果物质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今天给与农民的物质比当年打土豪分田地要多得多，为了什么没有把农民动员起来？其实，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做的不是一件单纯的物质的事，其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的真心，正是这颗真心，感动了农民。才使得中国革命期间，从物质上给于农民的是“1”，而农民回馈给中国革命的是“10”。农民得到的是几亩土地，但他们奉献给革命是他们的全部、甚至是他们的生命。
当年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关系，不是一种单纯的物质交换关系，而是心与心的相应释放出巨大精神能量，变成了物质力量，才打败了国民党。这才是中国共产党打天下的秘诀。这才是当年人民战争的秘诀，需要今天重新学习。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乡村振兴需要一批懂农业、爱农民、爱农村的“三农”工作者。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忘记了这句话的重要性。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以来，出台了许多乡村振兴政策，各地也召开了各种各样的乡村振兴培训班，还有各路专家学者蜂拥而至搞乡村研究。在如此众多举措中，很少看到有关于乡村振兴需要什么初心、良心的内容。出台的很多东西大多是产业、技术、资本等物质层面的东西。
今天搞乡村振兴缺情、缺温度、缺心，出现这种情况，不是谁故意要以恶意害农民，其深层原因是价值观发生了变化，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接受了人性本恶的西方人性论、不相信中国几千年前提出的人性本善，所以相信治恶的法理，不相信源自良心的情理。
这颗被物质化而缺情和温度的心，使得对资本和市场力量的相信，超过了对农民和乡村自组织力量的相信。忘记了乡村是一个基于熟人社会的亲情社会，农民作为中国文化的守护人，他们等待是尊重他们、感动他们的心，而有些人却把乡村看成愚昧落后的地方，走了相反的道路，基于文化下乡，法治下乡、资本下乡的思维来改造乡村。
乡村才是中国人的故乡。今天在追求西方现代化时，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没有把乡村当成自己要回去的家园来建设，而是把乡村变成另一个创造GDP的地方来对待。如此开展乡村振兴，无法生发出对乡村的感恩之心、忏悔之心。乡村振兴的最大原动力是有情感、有温度的良心，这里的良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这是民心对我们出的考题，下乡赶考要合格，就要感动民心。
三 乡村振兴需要激活我们的慧心
乡村振兴另一个重大的挑战与考题，就是如何激活我们的慧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智慧”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但对智慧的认识存在很大的误区。如目前频繁使用的智慧城市、智慧农业、智慧校园、智慧园区等，把智慧看成了利用现代数字化技术提供的解决方案而已。按照这个逻辑，西方人比中国人更有智慧，因为数字化技术源自西方、西方更有优势；按照这个逻辑，现代人比中国古圣贤更有智慧，因为古人没有现代化数字技术；按照这个逻辑，城市人比农村人更有智慧，因为城市是数字化技术的创新之地。
大家都在大讲智慧，却不知道智慧是什么，导致了今天在对智慧一词的滥用中，反而离智慧更远。什么是智慧？智慧是中华民族独特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这是一种探究万物本源、从根上寻找解决方案的系统性、整体性、辩证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也被称为中国式求道、悟道、得道的悟性思维。智慧求的是道，不是术。当今最大误区恰恰是，把术当成道，失道而术邪。导致在求智慧路上，迷路盲求，偏道而行，反而离道更远。
《道德经》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华民族智慧，源自古老农耕生产方式，中国古老的农耕就道法自然的农耕。中华民族的智慧源自自然，自然才是智慧的老师。作为中国智慧结晶的《易经》《道德经》、儒家经典、《黄帝内经》等经典，都源自天地人的太极思维方式。而天地人正是农耕生产所需要的三大要素。所以，古老的农耕生产，不仅是生计之源，也是中国智慧之源。
之所以生活在知识过剩而智慧缺失时代，就是因为在天人对立的自然观下，人与自然的联系被隔断了，使探索智慧之路受阻。与此同时，为征服自然形成的知识与技术，使得现实逆天道而行，离智慧越来越远。乡村作为离自然最近的地方，作为中国智慧的发源地，决定了21世纪中华民族寻求的智慧之路，就是回乡的赶考之路。乡村振兴是一件需要用智慧做的事，同时也是找回智慧、传承激活中国智慧的过程。
要让乡村振兴回归到智慧之道上，目前亟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道与术的关系
乡村振兴最需要的是道，然后才是术。搞城市建设需要的是理性、知识、技术与资本。这些东西大部分是近代以来从西方学习到的东西。迷道而术邪，村有村的道，城有城的路，如果按照建设城市的思维搞乡村振兴之道就会走偏。目前恰恰最需要反思就是，不能用建设城市的术思维，搞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最需要文化、智慧与教育，然后才是知识、技术与资本。中华五千年文明留下的文化遗产在乡村，所以，文化是乡村的魂，也是乡村振兴急需活化的最大资源。保护、活化传承乡土文化，是乡村振兴之道，偏离文化的乡村振兴是失道的振兴。承担着中国文化传承与修德开慧功能的乡村教育，是一个承载多重功能的教育体系。中国几千年的形成的乡村教育体系，包括修德做人的礼乐教化、文化传承的信仰教育、天地合一的智慧教育、修心齐家的耕读教育、文化知识的私塾教育、道法自然的农耕技术教育、手工艺传承教育等。正是这样一种系统而完善的乡村教育体系，承担了中华文明与文化永续传承的重大使命。这是一种世界上少有、最具中国特色教育体系。
然而，目前面临的现状是，传承几千年的乡村教育体系濒临崩溃。如何修复与振兴乡村教育，应该是乡村振兴第一大事，是衡量乡村振兴是否上道的大事。然而，现实是，乡村教育振兴不仅未被列入乡村振兴之中，而且许多地方的撤点并校还在以各种方式进行。如何处理道与术的关系，也关系道着中国未来农业发展走什么道的大问题。西方式的现代化农业，是基于天人对立自然观，运用工业化技发展的现代化农业。这是一种市场化、资本化、私有化的农业，这样一种农业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去乡村化、排斥劳动、土地集中、生物多样化遭到破坏的过程。如果未来中国现代化农业也要走这条路，那么这将是一条彻底切断人与劳动，人与自然链接的农业，也是让中国文化与智慧断根、中国乡村走向名存实亡的农业。我们所需要的中国式现代化农业，一定是基于重新修复人类与自然的联系的这个大道，找回中国智慧的农业，而不是脱离这个大道，以单纯技术为最优的现代化农业。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在道上错了，技术越优，则偏道越远。
（二）无与有的关系
目前流行价值观与认识，认为是有形的东西比无型的更重要。按照这种价值观，自然认为满的城市比空的乡村更有价值，技术创新的城市比蕴藏着文化的乡村更有价值等。在这种价值观的作用下，在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中，我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认为，产业、经济、技术、资本、土地等有形的要素看的更有价值，对乡村文化、教育、历史、传统等无形的东西不上心，甚至还在毁坏。然而，不能忘记有生于无、无形的东西更有价值是中华民族一直恪守的价值观。《道德经》讲的也是无中生有的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也是指乡村在文化、历史、精神等无形价值方面的贡献和作用。从目前流行的有比无更有价值的思维看城市与乡村，就会认为空的乡村就是没有用的乡村，那个满的城市才有价值的城市。用中国有无的辩证智慧看，恰恰是满的城市才面临满则亏的诸多危机与风险，而空的乡村恰恰是蕴藏着妙有的乡村，是否极泰来的乡村。今天从单纯的物质思维和经济主义出发，看到的是许多空心村、一个个没有价值的乡村，其实，从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和精神信仰看，空心村并不空。那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记载着中华千年文明的记忆，蕴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密码、能量和动力。乡村蕴藏着城市没有的、决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如果说城市经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经济基础，而乡村蕴藏的文化与精神则决定着中国式文明的高度。总之，如果不能以无中生的智慧搞乡村振兴，那么乡村振兴就会严重走偏。
（三）无为与有为
无为而无不为，是老子留给中国人治国智慧。《道德经》主张无为而治之道，是基于天道的原理。中国古圣贤发现，天地是一个无主宰的、生生不息的自组织运行体系。正因为天地对万物采取了不主宰、任凭万物自我生息的无为之道，才使万物能够生生不息。对于遵循天道的无为而治，孔子也有同样的观点，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认为，天没有发号施令，四季运行循环不已，而百物生长不息。几千来中国古代社会对乡村社会的治理，采取的是皇权不下乡的无为治理之道。就是因为乡村社会是一个自组织社会。乡村社会就像生长在大地上的植物一样，是一个物质与精神自足的多样化、分布式的社会组织。而城市，特别是现代化城市，则是利用现代技术，标准化、规范化生产出来的无生命产品。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对待乡村治理，决不能以治理城市、建设城市的思维搞乡村振兴。然而，令人不安的是，今天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上，有些地方反而采取比管理城市更有为的治理。因为我们把乡村看得比城市低，认为乡村比城市更需要改造，更需要为乡村输入现代化治理。在这种思维的作用下，自从十九大以来各地出台的一系列乡村振兴方案与举措，均属于强势政府的有为之举。
我们对外生的政府、市场、资本的力量的依赖与相信程度，远大于乡村的自组织、农民的主体性、文化凝聚力的依赖和相信。我们寄希望于政府管控、市场的调节、资本的投资这些外在的力量实现乡村振兴。而将激活乡村文化、修复乡村教育、尊重农民的主体性、相信乡村的自组织能力等内生的东西，放在了次要的位置，甚至是以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把这些东西作为概念，写在文件中，挂在嘴上，而真正落地实施的，还是那些外生的东西。我们出台的许多政策，缺乏调研，一厢情愿、不接地气、不合实际、不入民心，使许多投资到乡村的资金、实施的政策大打折扣。由于道走偏了，用力越大则偏颇越大。
无为而治，不是绝对不管理，而是需要像农民种庄稼一样的园丁智慧。农民的任务是为粮食生长创造外部条件，包括耕地、除草。粮食生长是植物自己的事，农民既不能握苗助长，也不能不管。要做的就是按照节气进行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去做有为的事。乡村振兴急需我们以农民种地的思维来管理乡村，而不要用现在的管理工厂的方式，用标准化、全流程、全控制思维来管理乡村。
四 初心、良心、慧心汇集起来就是全心全意
无论是初心、良心还是慧心，合起来就是一个心，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概念，不只是写在文件上、讲在嘴上的东西。乡村振兴这个难题，是新时代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的一次考验和考试，这个考场就是乡村，这个考卷的出题者就是人民中的农民。
乡村有乾坤，事关天下事。乡村赶考，解决的不是单纯的乡村问题。乡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读懂了乡村，才能读懂中国。乡村振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自我革命。在城市不仅生发不出自我革命的动力，几十年的城市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反而使我们在这里容易迷失初心、丢掉良心、失去慧心。
失道求诸野。道在低处，道在乡野。乡村振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寻道、入道、悟道、得道的大事。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已经再度将中国导入正道。但是在如何悟道、入道践行的层面上，由于受几十年来甚至是近百年来西方式思维的影响，存在巨大惯性，我们容易在原来的道上滑行而不知。
让乡村振兴上道，是对近百年来追赶西方现代化形成的惯性思维的挑战，是对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形成的西化思维的挑战。乡村振兴是中国又一次改革的新起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再度觉醒的思维方式革命，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再度回到乡村的自我革命，是一次下乡赶考。这次考试，不是知识考试，是让心觉醒、让智慧激活的考试。
(作者单位：张孝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部；乡村发现转自：《乡村治理评论》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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