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这样一个长达几千年历史的统一多民族的农业大国, 人们往往忽视了以乡村精英引领的乡贤文化在乡村社会发展中起到的内生权威及其使乡村社会得以稳定与有序发展的作用。当前随着社会的急剧变革, 乡村社会治理面临新的挑战。亟需通过新乡贤文化的重构和现代乡村精英的培育, 恢复和强化乡村权威与秩序, 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 确立社会主义价值观, 以推动乡村治理创新、探索与改善。
从古至今,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 都需要社会的稳定与秩序, 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前提和保障。然而, 秩序的维护又必须依赖于权威的力量, 这种权威不仅仅是来自于上层的国家力量, 也离不开上下合力。换言之, 一个社会的稳定, 一定是通过内生的权威才得以实现的。城市社区如此, 乡村社区亦然。在我国的乡村长期存在着这样一类乡贤群体, 他们始终是乡村民众心目中的精英代表, 始终是带动村民前行的引领者和效仿偶像。国家的意志和乡民的夙愿正是通过这样一批人在传递、在博弈, 从而推动了乡村的发展。一直以来, 中国始终被认为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 更有“一片散沙”和“一袋马铃薯”等称谓[1]。事实上, 在评价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历史时, 中国土地广袤的农村和曾经占有80%以上人口的农民, 在这一历经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发展过程中, 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我们不能只看到小农经济形态下的农民狭隘保守、目光短浅、缺乏向心力和自主性的负面存在, 更应该研究中国农民另外的特性:中国农民事实上长期以来正可谓“形散而神不散”。
个体农民和农户虽与国家、民族存在一定的隔阂, 然而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乡村精英却始终扮演着将农民与国家、乡村与城市连接起来的重要角色, 乡村精英所代表的乡贤文化, 形成了有其地域特点但又具有民族共性的乡村文化与精神。乡村精英犹如黏合剂, 有了乡村精英的作用, 即如同中山先生之比喻, 中国农民也该是一团团的泥土而并非一粒粒的沙子[2]。毋庸讳言, 当代中国的农村, 面对人口疏离凋敝、空心化等, 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着困境。在原有的集体所有制所形成的过于集中的僵化的乡村治理体制被打破以后, 目前的村民自治制度尚处在不断成熟和完善之中, 现实乡村社会尚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惟其如此, 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存在, 都证明了需要一种精英的力量承载乡村的变迁和建设。从来国家对于乡村的治理都是通过民间精英的治理实现的, 乡贤正是起到这类作用的。在历史变迁中人的社会角色不断转换, 乡村精英和乡贤的角色构成也有所变迁, 但是这样一种传承中的乡村精神和号召力始终存在。
一、乡贤与乡贤文化的历史嬗变与现代诠释
(一) 乡贤文化的历史演进
乡贤文化是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 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 是传承文化血脉、张扬固有文化传统的精神原动力,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农业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蕴含了乡村社会丰富的生产与生活经验, 同时也积累了乡村秩序得以维持和稳定的治理智慧。乡贤文化正是在这一丰厚的乡村社会土壤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 应该说, 乡贤文化是中国乡村传统文化的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乡贤”是乡贤文化的集中代表和体现, 既是封建农耕文化的一种产物也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个乡村精英群体。其产生、发展和演进的历程, 可谓超越朝代更替与社会变迁而源远流长。
最早的乡贤萌芽于原始社会时期的氏族部落, 特指一些拥有一定资历和威望的长者, 在部落中自然承担起教化先民和传授经验的任务。随着人类社会变迁, 乡贤群体在不断成长, 其在乡村发展中的作用也趋于增强。“乡贤”在《汉语大词典》中的解释是:“乡里中德行高尚的人”。[3]因而传统乡贤应该具备如下特征:一方面是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 包括拥有较高社会地位以及才学出众、品行高尚的人或是某地区的名门望族等。同时, 由于他们的品德才学垂范乡里, 而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和权威。另一方面, 乡贤往往在其乡里对于文化知识的传播、经济上的救助以及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方面做出贡献, 因此在维护乡村秩序和道德教化上, 为民间风清气正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从而深为村民所推崇敬重。由此看出,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正是通过乡贤所推崇的善行、义举等美好品格的弘扬得以在乡村社会传承和拓展, 因而乡贤文化是一种乡土气息浓厚、正能量彰显的优秀文化。[4]
在中国有着诸多承载着历史上悠久传统文化的乡村。例如, 黄海之滨的连云港朝阳镇刘巷村是元代杂剧《窦娥冤》原型故事的发生地, 这里的村民祖祖辈辈都在讲述着流传千古的“汉东海孝妇”周青感人的孝行故事。坐落在刘巷村附近的东海孝妇祠堂和“东海孝妇传说”, 在2014年成功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汉代著名学者、汉元帝时期宰相匡衡“凿壁偷光”的勤学苦读故事也发生在刘巷村。据史志记载, 刘巷村古称巨平村。海州知州廖世昭1522年修《海州志》云:“匡衡凿壁偷光, 在巨平村中, 至今传为匡里”[5]。正是这些孝德文化传统, 至今成为浇灌刘巷人精神世界的源泉。而安徽黄山脚下的歙县是徽州文化的核心发祥地, 乡贤名流世代绵延, 饱含浓重的文化底蕴。尤其是在中国思想史上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理学学派“程朱理学”, 其主要奠基人洛阳程颢、程颐和理学集大成者婺源朱熹祖籍都在歙县境内, 因此歙县被称之为“程朱阙里”。程朱理学有关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伦理道德思想, 以及读书好学、倡导“诗书人家”的风气都成为徽州文化的主要元素。同时歙县还以文房四宝的“徽墨”“歙砚”以及徽派古建筑而著称。不仅如此, 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著名画家黄宾虹都是歙县人士。江苏江阴市徐霞客镇是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的故乡, 他游历遍访祖国名山大川探索自然的徐霞客精神, 令其家乡人几百年来引以为自豪。上述以乡贤精英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淳风良俗, 是我中华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 也是当今农村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石。
(二) 传统的乡村精英治理模式
中国几千年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下, 王朝与乡村的关系, 一方面是皇权至高无上, 即“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而另一方面“天高皇帝远”“皇权不下县”, 又是皇权对于县以下乡村社会运行的干预有限性的写照。中央政府除征收赋税及维持基本社会治安外, 乡村事务管理主要是由乡村自治来实现的。[6]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农耕社会, 地域辽阔、人口众多, 交通和信息技术有时极端落后, 那么历代统治者又是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统治的呢?费孝通认为, 帝制中国的政治结构是由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个层次构成的, 即“双轨制”。从中央到县的各级政府代表了自上而下的行政权, 然而“皇权不下县”, 县以下基层事务主要由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权威负责, 国家政权很少干涉。[7]这个拥有地方性权威的士绅阶层就是乡村精英抑或称之为乡贤群体。这部分由乡贤构成的乡村精英人物, 由于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资源 (地主) 、学识 (功名科举) 以及宗族领袖地位等而具备了强大的地方社会实力。一方面, 通过在乡里的架桥铺路、赈济救灾、创办学堂等善行义举, 乡贤精英获得了当地乡民的信赖。另一方面, 他们在传统乡村社会治理中又起到承上启下之作用。传统的乡贤士绅是历代统治阶级在基层社会的最佳代理, 而同时又代表了乡村社区的利益与政府抗衡与博弈, 使得乡贤成为乡村的实际统治者, 林语堂曾形象地称之为“无形之政府”。这样, 其一层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 另一层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 从而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8]
近现代中国的乡村社会伴随着时代的脉搏, 经历了战争与革命、破坏与建设, 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尽管历经磨难, 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总有不同类型的乡村精英生成, 他们作为在国家和乡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包括征收赋税、维持秩序、政令信息上传下达, 成为中介者。因而杜赞奇将他们形象地称作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经纪人” (brokerage) 。[9]
新中国成立之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和乡村变革, 真正实现了对乡村社会全面而有效的控制, 从而成功地克服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乡村土豪劣绅鱼肉乡里、中饱私囊形成的乡村治理的“政权内卷化” (state involution) [10]。
(三) 乡贤文化的现代诠释
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新中国成立之后, 尤其是所谓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乡村治理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体制, 但是乡村精英在农村社会发展中, 仍然起着社会稳定和带头人的作用, 即这种内生性权威的力量在中国乡村始终存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我国乡村经历了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 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 内战时期和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 以及之后的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等一系列群众运动, 随着人民的当家做主和贫苦农民的翻身, 传统的乡贤精英的政治优势已经被曾经的边缘人物贫下中农等新型政治精英所取代。
文革十年极左路线曾经使得诸多传统乡村文化遭受浩劫, 例如祠堂庙宇被毁、纪念民间乡贤的塑像、器皿以及谱牒古籍和墓碑雕刻等被打砸抢烧。但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豪杰和做过贡献的乡村精英的事迹, 却在民间留存下来, 世代相传。有学者认为, 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在这一历史时期被摧残与终结, 而事实并非如此, 新的乡贤文化和乡村精英所起到的内生性权威始终对乡村治理起到积极作用。例如连云港朝阳镇的刘巷村不仅有历史悠久的乡贤文化, 同时又曾经是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大社优越性”的地方。上世纪50年代初, 正是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之初, 这一运动曾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激发了农民进一步组织起来的愿望。1953年春天, 当时的刘巷村村民张一洪、杨琴亭以常年互助组为基础, 由15户贫农和一户下中农组建全市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前进合作社。前进社建立起来后, 制定了有关制度和章程, 在生产中, 充分发挥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1953年冬, 入社者达132户。1954年冬, 合作社进一步发展, 入社农户达578户, 注册土地达到223公顷, 占全乡耕地面积的88%, 前进社一跃成为一个大社。这件事很快被上报党中央, 由此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重视。毛主席看过原文件, 随即提笔将标题《社越大优越性越大》改为《大社的优越性》, 接着洋洋洒洒写了259个字的《按语》, 该文章后来收入《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按语》收入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1]这无疑是新时期乡村精英自下而上反映农民意愿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决策的一个有效契合。在人民公社时期, 又有江苏省委关于“社学朝阳”的号召, 据说当年上百面奖状和锦旗挂满了村委会 (生产队) 办公室。在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些重要的历史时期, 刘巷村都曾经创造过辉煌。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一代代有责任感的乡村基层干部以及从乡间走出去的优秀人才, 薪火相传。这部分人始终是中国农村稳定发展的内生权威力量。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洗礼的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农民不仅在物质生活层面得到改善, 在科学技术、文化水准、思想观念以及民主法治意识等方面的素质都得到了提升。现代乡贤文化正是在乡村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不断历练成长起来的。由于当代乡村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都发生了不同于传统乡村社会的质的变化, 因此, 当代乡贤群体的构成要素也必须予以重新界定。他们不再是封建礼俗熏陶下的乡绅阶层, 当代乡贤主要是指正在或曾经生活在乡村的各个领域的具有杰出成就的精英群体。具体而言, 这一群体主要包括乡村中的致富能手、英雄模范人物、离退休人员、德高望重的社会知名学者、各类专家等。这部分人具有以下特点:他们都是各行业的成功人士、时代精英;具有熟练的专业技能、先进的管理经验、勇于开拓进取和创新的精神;而更重要的是这些社会精英即使远在他乡, 也对家乡怀有割舍不断的情愫, 不忘乡情乡愁。因而采用不同方式反哺家乡, 将自己的财富、智慧、能力用以帮助和推动家乡建设, 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贡献力量, 这成为现代乡贤的一大共同点。这一点既有现代新乡贤精英特色, 又有中国古代乡贤文化的历史传承。
2016年3月底, 太仓市城厢镇东林村文化广场举行了苏州市第一个“乡贤议事厅”的揭牌仪式。其主题为:倡导乡风文明、调解村民纠纷和致力于乡村公益事业。这种乡贤治理的创新模式, 可以追溯到更早一些的东林村的探索。早在2007年, 为应对乡村治理出现的诸多问题, 经过全体党员大会选举, 东林村把思想觉悟好、创新理念强、群众威望高的30名党员干部组织起来, 成立了“党员议事小组”, 成为村委会出谋划策的智囊团, 同时代表村民参与村务管理。东林村党员议事会成员大多是本村退休的基层干部或村民中的先进分子, 这些人具有不同于一般村民的远见卓识、才能和经验, 相当于目前学界所称的“新乡贤”“乡村精英”。而更有意义的是村民对于他们的信任, 愿意将自己的权利让渡于这些能为大家说话、办事, 处于第三方立场的人。东林村的党员议事会避免了由于普通村民的素朴和短见而导致的失误, 为村民争取到更多好处, 也为后来成立的“乡贤议事厅”奠定了基础。这一过程, 可以说是以乡贤文化引领的乡贤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一个典型模式。
二、当代乡村治理困境与权威秩序亟待重构
(一) 农村社会治理弱化与内生性权威的缺失
我国农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广大农民告别了饥饿和平均主义大锅饭。曾几何时, 家庭联产承包制唤起了人们投入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村民自治制度使农民学会了行使民主权。但是社会在不断发展, 乡村治理也面临新的问题。其一, 由于农村社会生产力低下, 有限的土地资源和低效的劳动生产率严重影响农民致富奔小康, 因此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和经商, 寻求发展。不少农村更多的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形成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家庭。大面积耕地因老、弱、病、残无力耕作而撂荒, 就连每年一次的村民代表大会都难以召开, 村民自治主体面临虚化和弱化问题。其二, 目前, 我国农村基础建设资金主要依靠村社自筹, 但除了部分乡村集体经济实力较强之外, 大部分农村地区的集体经济都比较薄弱, 由于缺乏集体经济的基础和资金筹集困难, 导致农村各项社会化服务和公共事业难以为继。其三, 农村腐败问题。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非法买卖乡村土地, 侵占、截留集体财产, 贪污征地补偿款等, 正可谓“苍蝇式”腐败。由于“苍蝇式”腐败数额远远小于“大老虎”, 往往不被重视。但是长此以往在乡村造成极坏的影响, 农民对乡村自治的权威性信赖下降, 甚至危害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执政权威。[12]马克斯·韦伯认为, 权威是组织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 也是建立有序社会的政治基础。作为政治学范畴的概念, 权威不同于权力, 权威是一种使对象因信服而顺从的影响力, 两者的实质性区别是强制服从和自愿服从。因此权威概念中又含有威望、威信的含义。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中, 其内生性权威力量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也就是说, 国家的意志必须通过健全完善的乡村基层组织的权威力量得以实现, 传统乡村社会的乡贤治理模式无疑具有内生权威的特征。[13]当前, 部分乡村所面临的村民基层组织的弱化, 实际上正是乡村内生权威流失、乡村传统文化断裂所导致的。
(二) 乡村精英人物流失, 村民缺乏凝聚力与向心力
精英理论形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 其主要代表人物是G·莫斯卡、V·帕累托、R·米歇尔斯。他们试图从社会精英, 特别是政治领导人和杰出人物来揭示政治系统的实质和运行规律。因此, 只要有人群存在的地方, 就有精英的存在, 有组织的运行就必然有权力精英。如前所述, 中国的乡村精英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存在, 传统的乡贤就是乡村精英人物。虽然不同的历史时期乡村精英构成不同, 但大致都具有一个共性, 即他们都是不同时代的经济能力和政治实力较强的村庄领袖。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 乡村崛起了一批经济能人, 以他们超凡的智慧和能力取得了成就, 同时为家乡做出了贡献,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能人治村的乡村治理模式, 受到村民的欢迎。然而当前乡村精英人物流失十分严重。当代中国乡村社会, 现代化的浪潮汹涌而至, 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和对于致富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大批农民走出乡村, 加速城镇化的同时也带走了农村的劳动力和人才资源。据统计, 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所占比例已经达到了51.27%;而截止到2014年底, 我国城镇人口达到74916万, 所占比例则升至54.77%, 并且这一趋势仍将继续维持下去。农村人口的流失, 随之产生了“有房无人住、有田无人种、有家无人守、有老无人养”等诸多问题。与乡村人口疏离和空心化同时存在的问题是乡村中有才能、有本事的年富力强的人口的流动和外出, 使得许多村委会干部老龄化, 甚至后继无人。
(三) 传统道德文化迷失, 精神信仰危机
中国传统农耕社会, 是一个“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乡土社会。在古代中国, 儒家文化对整个封建帝制时期的传统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于传统乡村社会, “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思想也极为盛行。人们对于儒家伦理文化遵从信仰、言传身教、世代延续, 成为一种灵魂的归宿和精神的寄托。在此过程中, 乡村绅士们事实上承担着向百姓进行道德说教的责任, 这其中包括“重人伦”“重农桑”“端士习”“厚风俗”“讲礼仪”等传统道德伦理, 用以涵养乡村风气, 形成千百年来中国农村浓厚的乡情和社会关系。但是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 传统的道德文化却面临着危机和挑战。在市场经济大潮中, 在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诱惑下, 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等世俗的价值观无情地冲击了传统儒家文化曾经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对于成长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农村中青年一代, 各种诱惑以及生产、生活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信仰和价值观念的不确定性以及道德伦理观念的缺失, 也造成了更多的社会风险性。[14]乡村黄、赌、毒事件屡见不鲜, 乡风日下而令人堪忧。农民的腰包鼓起来, 心灵却找不到归宿。因此, 只有新的乡村优良文化传统的回归和乡贤精英群体的重构, 才能促进现代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 才能使乡村重回风清气正之局面。
三、相关对策与展望
如前所述, 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国度里, 尽管历经磨难, 但是乡村社会始终呈现出一种“形散而神不散”的持续的平衡与稳定状态, 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 世代继替。这与农村社会的精英群体的存在及其发挥着秩序与权威的维系作用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 当今新的乡贤文化所具有的内生性权威和凝聚力, 必将引领中国乡村进一步走向现代化。因此, 重构乡贤文化, 培育乡贤精英群体, 对于当代乡村社会秩序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1.挖掘和弘扬传统乡贤文化, 唤起民众对乡贤的权威认同。中国古代有许多优秀的乡村精英, 曾经建功立业, 为国家或为家乡做出贡献, 这些名人义举应在当代社会加以弘扬。安徽歙县通过县志、村志、族谱等历史资料的挖掘整理, 将古今乡贤以及包括“孝悌仁心”“善道睦邻”“德行传世”“修身奉公”等具有道德伦理价值的族训家规编辑成书, 传承优秀家风。已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连云港市朝阳镇的“东海孝妇”不仅是一个文化品牌, 而且对当地的社会风气产生重要影响。在乡民中出现了众多孝德之家, 尤其是孝顺公婆的媳妇。弘扬传统文化, 还需要修缮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庙宇、祠堂等古建筑, 例如包公祠、岳飞庙, 一方面供后人学习崇尚, 形成世代相传的优秀的乡贤精神和良好社会风气。另一方面, 可以作为旅游资源, 开拓和提升其影响力。
2.整合现代新乡贤力量, 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成立类似于乡贤理事会等组织, 也可称之为监督委员会等。发动本地区的离退休干部、知识分子、优秀农民工、企业家等参与乡村社会公益事业, 为家乡发展出谋献策, 并对村委会组织起到监督作用。在南京市六合区的官塘赫村, 有10位事业有成的能人, 他们回到家乡, 通过集资开挖河塘, 发展水产业, 建房屋办起农家乐和餐饮业, 帮助村民致富和建设美丽家园。由于这些农民企业家拥有长期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历练的经验和智慧, 因此给村民带来可观的收益。
3.建立一支新型基层干部队伍, 起到村庄领袖的作用, 以加强村民的凝聚力和认同感。现阶段的基层工作者必须以乡土精英的标准进行培育, 他们身先士卒, 热心为人民服务正是对乡民最好的带动和引领。在现实乡村中许多优秀的先进模范人物, 都是长期被村民信赖和托付的新乡贤代表, 起到核心和权威的作用。鉴于目前乡村精英和优秀人才的外流, 乡村基层干部队伍后继乏人的现实问题, 应采取有效的方法, 实施新乡贤精英培育与成长工程, 包括吸引有为青年回乡创业, 乡土企业家反哺家乡等, 为建立长期稳定的乡村基层组织创造条件, 开辟创业的平台, 增强他们在乡村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4.建立健全乡村治理机制和加强法制化建设。乡贤文化是乡村治理的软实力, 而重构乡村权威与秩序也离不开法律与制度的建设。首先, 针对当前农村“苍蝇式”腐败, 必须通过政策法规从根本上遏制, 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严厉打击贪污不法行为和灰黑恶势力, 杜绝乡村腐败现象。建立起得民心顺民意的农村基层组织, 唯有如此才能在农村起到团结村民的引领和核心作用。其二, 在乡村树立起良好的道德风尚。如连云港的刘巷村村委会组织村民每年评选一次孝顺公婆的孝媳, 并且在会上交流先进经验, 化解各种家庭矛盾和纠纷, 让孝文化带动乡村建设, 值得借鉴。其三, 通过建立各项村规民约和进行法制教育, 使得村民有规章可守循、有榜样可效法, 建成山青水秀、风清气正、遵纪守法的乡村社会环境。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学术界2017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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