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对话：多元共治视角下的乡村治理现代化理论探索
——2025年中国农村发展学会“乡村治理”平行论坛综述
中国农村发展学会乡村治理专委会
2025年7月26日下午，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年会“乡村治理”平行论坛在合肥成功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农村发展学会乡村治理专委会承办、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协办，围绕“多元共治视角下乡村治理现代化”主题，来自多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展了学术前沿对话、论文交流与综合研讨，形成了丰富的政策建议与理论成果，为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撑。
一、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在于突破单一主体治理的局限，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体系。这一过程既需要理论框架的支撑，也依赖于具体实践机制的创新。
社会组织的制度嵌入与协同机制。在乡村治理由“兜底型”向“发展型”转变的背景下，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作用日益凸显。农发会乡村治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左停在题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机制探索》的报告中借助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揭示了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嵌入-行动协同”逻辑。PA协会、XH社工等案例表明，社会组织通过县域赋权与村域选择构成的制度嵌入路径，并运用联结、引导等技术手段构筑其参与乡村治理的行动舞台。这一机制既实现了行政引导与社会自主性的动态平衡，也为破解传统基层自治组织面临的治理资源与需求不匹配困境提供了社会资本补充。
共同目标引领的治理范式转型。在宏观层面，乡村治理正在经历“传统-现代”“他治-共治”的双重范式转换。农发会乡村治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赵光远在题为《多元共治要强化共同目标引领》的报告中提出了这一范式转变面临诸多挑战：城乡要素流动滞后、法理与人情张力、传统与现代衔接断裂、特色模式与共同目标的结构性矛盾。这些挑战是“国家-社会”关系在乡村场域的具体呈现，为此提出的“多元共治四重内涵”：以人民为中心的共治理念、服务城乡共同繁荣的治理使命、统筹历史与未来的治理视野、以共同目标为纽带的治理协同机制，为治理转型提供了实践框架。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供需平衡。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实现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路径之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王璐以《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何以实现供需结构平衡》为题，聚焦农业社会化服务供需平衡问题，发现通过集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服务需求与服务主体的分散供给，是实现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关键，为完善乡村治理中的服务供给机制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经济治理与资源配置的效率逻辑
乡村经济治理的核心命题是在保障公平的前提下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这一过程涉及经济学的市场机制与管理学的组织创新的深度融合。
耕地“非粮化”的差异化治理。面对耕地“非粮化”趋势所带来的粮食安全压力与产业转型挑战，治理模式亟需从“一刀切”走向“差异化治理”。农发会乡村治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与对外开放研究所所长虞洪从大食物观出发，在《基于大食物观的耕地“非粮化”治理实践与优化建议》报告中，解析耕地“非粮化”治理的内在逻辑。他认为，“非粮化”现象既源于市场动因，也存在管控失序问题，表现为粮食安全与多元食物供给的资源配置矛盾。因而他提出的“粮经复合”模式，既应用比较优势理论，又体现差异化治理智慧，推动治理理念从“一刀切”转向科学化分类路径，为平衡粮食安全与多元供给提供了解决方案。
集体经济韧性的组织创新。集体经济组织是基层经济治理的重要载体，其发展质量直接影响乡村振兴的组织基础。农发会乡村治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谢治菊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韧性发展的逻辑机理》的报告中，以广东省“强村公司”为研究对象，揭示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韧性发展逻辑。从经济学角度看，跨村域资源整合实现规模经济，市场化运营打破传统集体经济的封闭性；从管理学角度看，组织化运作与均衡化分配机制有效解决了“效率-公平”悖论。这一模式通过资源整合、市场运营、均衡分配的有机统一，为乡村振兴中的经济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组织创新经验。
农房金融化的价值链重构。随着“三权分置”改革持续深化，农村闲置农房的经济潜力正在被重新激活。长沙理工大学刘祚祥教授在《闲置农房盘活的金融化选择及其治理逻辑研究》的报告中，聚焦闲置农房盘活，提出基于“三权分置”改革的金融化路径。农房通过资本化（出租、合作、入股）、证券化（稳定收入流转化为流通证券）、货币化（区块链技术赋能全球交易）的三个层次金融化，可以实现价值释放与流动性提升。他通过湖南省汨罗市的农房租赁合作、张家界金杜村的整村运营等案例，提出的“金融化手段既能激活乡村沉睡资源，又能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观点，体现了经济学资产流动性理论与管理学价值链重构逻辑的结合。
三、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民生导向
乡村社会治理的本质是通过回应民生需求实现社会秩序的动态平衡，这一过程需要结合社会学的情境分析与政治学的公共服务理念。
小农行为悖离的情境解构。面对绿色农业政策的推广，小农群体往往呈现出“意愿向绿、行为不绿”的悖离状态。农发会乡村治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安徽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吴宗友以《在情境中行动：新视域下的小农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悖离现象》为题，聚焦小农绿色生产的“意愿-行为”悖离现象，基于“情境生产”视角构建“情境图景、情境现实、情境定义”三维框架，揭示其社会学产生机理。这一框架既体现社会学建构主义理论，又为理解小农行为中“社会性-理性”交织逻辑提供工具：政策激励不足、市场投入有限、地方认知惯习等情境因素的制约，凸显了小农行为中社会关系网络与个体理性计算的复杂交织，为制定精准农业政策奠定了微观基础。
青年回流的社会系统构建。青年群体的流失是当前乡村振兴面临的困境之一。农发会乡村治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浙江财经大学陈建胜教授在《青年发展型乡村：一个分析框架及实践机制》报告中提出了“青年发展型乡村”概念，直击乡村人才流失困境。从社会学看，青年流失源于城乡资源禀赋差异；从政治学看，其“有为政府、乡村新组织、积极青年”框架通过三重协同破解困局：政府以人才、产业政策提供制度激励，乡村新组织构建适配青年需求的产业、社群与公共服务生态，青年则实现经济网络与社会归属的深度耦合，以破解乡村“空心化”的时代难题。
农村养老的多元协同策略。在“深度老龄化”与“城乡差距”双重挤压下，农村养老问题日益凸显。农发会乡村治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湖南师范大学胡扬名教授关注农村居家养老难题，在《“双重挤压”背景下农村居家养老设施建设的核心价值、现实挑战与优化策略研究》的报告中认为，农村居家养老设施建设既面临资源不足、设施结构性短缺等现实瓶颈，也需要在治理逻辑上实现由“单一供给”向“多元协同”转变。报告提出通过“适老化+智能化”改造满足老年群体多样化服务需求。同时，应建立多元资金支持机制与分层分类的政策保障体系，推动设施布局精准化、服务供给多元化，实现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系统优化。
四、政策执行与制度创新的跨学科探索
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与制度创新的持续性，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保障，这一过程需要政治学的权力结构再塑与管理学的执行逻辑转变的协同发力。
基层减负的简约治理。基层治理效率的提升，首要任务是破解“上压式任务堆积”导致的行政负担过重问题。山东师范大学曲延春教授针对基层减负中的“繁简失衡”问题，以《化繁为简：基层减负的简约治理路径论析》为题，提出“删繁就简基层考核、厘定乡镇政府职责、纾解基层数字负担”三重路径，既体现了政府职能的精准定位，又实现了考核机制与职责体系的优化重构，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提供了制度创新方向，助力于推进政府职能定位与管理制度优化的双重突破。
多层级执行缝隙的权责整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落地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多层级治理体系中执行链条的协调与衔接。广东财经大学刘畅基于“无缝隙政府”理论，以《多层级治理的执行缝隙：乡村振兴绩效损失的生成逻辑和机制解释》为题，分析了乡村振兴政策执行中绩效损失的生成机制。研究揭示，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权责关系与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结构性矛盾，而通过权责关系重构与政策传导优化，可为解决多层级治理中的执行缝隙问题提供了现实路径。
城乡融合的制度三角框架。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更是体制机制创新的关键领域。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张宁在题为《乡村全面振兴进程中城乡融合的制度创新与治理机制》的报告中构建了“空间、制度、权力”三位一体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创新逻辑。她认为：空间融合提供物理基础，制度融合构建规则保障，权力融合实现治理协同。这一框架从政治学整合视角解析制度创新逻辑，通过三者的有机统一，形成系统性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创新路径，体现了空间、制度与权力维度的协同联动。
集体社会资本的再组织化机理。集体社会资本作为乡村社会系统的重要资源，正在成为推动乡村再组织化的新动能。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周彦邦以《集体社会资本：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再组织化发展机理的新解释》为题，通过对浙江省安吉县两个村庄的实证研究，创新性地提出“村庄集体社会资本”概念，并解析其生成机制与运作逻辑，揭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推动村庄再组织化的深层机理，为理解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提供了新视角。
五、会议共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属性
在会议总结环节，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陈文胜教授对本次平行论坛的成果进行了高度评价。
陈文胜认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一项系统工程，需强化政策引导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关键在于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地域特色与整体协同、制度创新与资源优化配置的关系，以构建科学、灵活、高效的治理体系。
从理论层面，需强化多学科对话，将IAD框架、情境分析、社会资本等理论工具融入治理分析；从实践层面，应注重多元主体协同，通过社会组织嵌入、市场机制激活等提升治理效能；从制度层面，需推动差异化创新，在耕地保护、集体经济等领域探索地方适配机制。
总的来看，本次论坛不仅展现了“多元共治”在乡村治理中的理论张力与实践价值，也体现出跨学科对话与经验归纳在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乡村治理体系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未来，乡村治理现代化既要扎根传统治理智慧，又要融入现代治理理念，坚持系统思维与问题导向，方能构建兼具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的治理体系。
（本文首发《中国乡村发现》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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