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对城乡关系问题和“三农”问题形成了新的认识和表述。如：不再提“新农村建设”，而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虽然继续要求“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但也提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不再提“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而强调“城乡融合发展”。一系列新的概念体现了新判断、新决策。
近日，城脉研究院就有关乡村振兴问题与《中国人的自觉：费孝通传》的作者李昇明先生进行了访谈。
城脉研究院：您认为当前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李昇明：此次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从小看是解决乡村农民的贫困问题。从大看，是中国为世界解决发展什么文明的大问题。中国所承载的东方文明，不仅需要为农村脱贫、乡村致富积极探索，还要走出一条属于东方文明的“中国道路”。在我看来，乡村振兴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整个中国社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从乡村管理者到村民，对于乡村振兴中的建设还有很多困惑，中央的方向明确，地方的办法不多。
城脉研究院：您作为费孝通先生传记的作者，在乡村方面，您认为费先生留下了哪些宝贵的遗产？
李昇明：通过重走费孝通的道路，我深深感悟到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我们对待乡村，应该像对待我们的身体一样。费先生的《江村经济》是一本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著作，他认为自己做的是村子五脏六腑的解剖，把村子看成是有机体。我们了解自己的身体吗？答案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是一个医生写人的身体学问，那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知道里面所有的“是什么”和“为什么”。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过硬的本领，是做不好“乡村大夫”的，乡村能检验出所有虚假的语言。费先生是士大夫，是有充分准备的，坚持为几亿乡村农民寻找出路，为改革做出了贡献，他的心和农民的心是相通的，尤其难得。
城脉研究院：第一代乡建先贤开出了哪些“乡建”处方？
李昇明：有的学者把晏阳初、梁漱溟、费孝通等人称为第一代乡建先贤，把土改运动以来的一段时期看作是第二代的乡村建设，然后把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变化看作是第三代。这个划分显示了乡村建设的延续性，但是在学术上可以多讨论。
比如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费孝通发挥他第二次学术生命的一个最明显阶段。那么费孝通算不算第三代呢？可能不怎么好划分。他同第一代的梁先生和晏先生有接触，当时他在做乡村调查。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土改运动，他不能参与，主要是参与民族问题研究。在方法上，近代乡建还是有不同流派的。晏阳初带回来的，是西医的方法。他把中国乡村人的问题总结为四个字:“愚、贫、弱、私”，开了四个针对性的处方。梁漱溟是一个儒家，他是研究中国文化和文化比较的，他开出的处方是中医的处方。所以在乡村建设上有西医的方法，中医的方法。
比如，梁漱溟希望守住乡村伦理，守住中国人的本。几千年来，中国文化是讲情义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已经非常成熟。先把这个东西保住，再把工业文明拿进来，我们可以做得比西方更好。因为西方的社会发展还不成熟，有的西方学者也承认。
1933年，来自美国的派克教授在燕京大学做了半年客座教授，他认为中国的农业文明是一个完成了的文明，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完成了的文明，西方的工业文明不是完成了的文明。后来中国乡村出现了人口膨胀和土地有限的矛盾，出现了工业文明的冲击，乡村开始衰落了。为了挽救乡村，梁漱溟和晏阳初各有一套乡村建设处方，基本上是中医和西医的关系。我们知道西医是治标不治本的，中医则是标本兼治。那么，费孝通到底算中医还是西医呢？实际上，他比较偏向于为乡村提供知识。
同时，梁漱溟和费孝通俩个人有一个共同点，用两个字来说，即注重“根和本”：以中国文化为根，以中国农民为本。某种意义上，费孝通所受的教育完全是西学教育，但他受父辈身上的中国文化影响非常深。费孝通在写《乡土中国》的时候，谈到了孔子的“礼”，他认为这个“礼”是中国人主动去做的意思。举一个例子说，“非礼勿视”，这个行为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如果自己对别人做错什么了，就会进行自省，这是一个主动的过程。这个“礼”，相当于一种自觉，与费孝通晚年提倡的文化自觉相通。
城脉研究院：中国近代有过多次乡村建设方面的探索，您认为对于当前又有何借鉴意义？
李昇明：历史证明，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最重要的。从这一点出发，费先生认为村镇是一体的，乡村建设本身是一个村镇结合的立体问题，农耕文明时期的重心在小村落，工业文明时期的重心在小城镇，所以他看准趋势，推动乡村农民参与工业化，发挥了地方力量和农民力量的积极作用。现在想解决乡村问题，首先需要正本清源，我们面对乡村要说真话，找到根本的事实与关系，才能找到解药。中国正在经历三千年未有的文化变迁，梁漱溟、晏阳初、费孝通等老先生们留下来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需要我们站在这个基础之上看得深、更要看得远，中国对世界要有大的作为。
城脉研究院：您如何看待乡村振兴下的“城乡”关系？
李昇明：我过去说过，中国社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可能是撕裂、分开的城乡关系。中国古代不存在什么城乡对立的问题，乡村有很多大宅院，说明原来的乡村能沉淀社会财富，当时的城乡是一体化的。那时的人即使在城镇经商，也会把大家族的根基留在乡村，回到家乡、续延家风，最优秀的人成为了乡贤，创立一个有竞争优势的宗脉出来。过去的乡绅、乡贤不仅为自己的家庭服务，同时还为整个宗族服务，甚至为整个村子服务，为以后的子子孙孙留一条长远的道路。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村未来应该怎么办？我对这个问题的考虑是，城乡的撕裂必须要重新弥补。第一，乡村必须重建团体；第二，城乡人员能互相流动，第三，要好好想想当年费孝通那篇《小城镇大问题》的文章，发展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小城镇，让农民离土不离乡，而且真正融入进来。
小城镇是农村的文化中心，县城不是农村的文化中心。如果人口一两万的小镇能建设得很漂亮，经济很有活力，也能吸引一部分年轻人回去。例如，过去的江南小镇，那些“小桥流水人家”如诗如画，是出过民国大师的地方。民国时期，苏州市不过就30万人，已经可以叫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了。
我们现在看西方几十年前提出的一个理论——田园城市，其实回头看看我们历史上的江南小镇，古苏州不就是“田园城市”吗？怎么我们还跟在西方人的背后介绍这个理论，几百年前我们已经有田园城市了，“江南小镇”就是“田园城市”。我个人以为，如果说英国人建的文明叫“质的文明”，那么美国人建的文明叫“量的文明”，而中国完全可以建立一种“美的文明”。
城脉研究院：当下，国家提倡“文化自信”，您认为中国乡村文化该如何提振信心？
李昇明：现在的中国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叫“文化不自信”。从建筑上来看到这种不自信，比如原来的乡村建筑讲究“粉墙黛瓦”，每一个园林都是一幅山水画，清朝中期以后随着国力的下降，建筑、家具的形状开始变得很张扬，而现在农村的建筑变成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已经没有了传统乡村原来的那种依山傍水、错落有致的美，而从心理学上讲，这种“张扬”恰恰是一种文化不自信的表现。所以，到乡村搞建设，如果我们没有带着美去，带着文化自信去，可能到头来会干出一些搞破坏的事情。
未来，我们无论是走向生态文明，或是后工业化时代，还是重新建设我们的家园，我们都不应该失去乡村文明这个稳定的基础，我们是人口大国，大国战略要大气，要稳健。如何为我们争取一个未来社会生活的理想空间，都需要回顾历史，思索我们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乡村振兴还有很长的探索道路要走，但是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机遇上，在后工业时代做好城乡一体的链接。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请回来，回到其应有的地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新的文明，将来的大江南北的新老村镇一定是世界游客最喜欢的地方。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城脉研究院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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