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悠久的、富有生命力的小农传统，哺育了连续而辉煌的东亚农耕文明。在近百年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础，为工业化、城市化和政权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不过粮食问题一直头等大事。
1953年10月，陈云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褐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他想了七八种办法，最后还是只能搞征购，搞统购统销。这是基础性的制度。统购统销自然要求加快农村合作化进程，扭曲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并抑制农业市场的发展。1957年，费孝通在重访江村的时候，发现粮食确实是在增产，但农民的生活水平反而不如以前，是在下降。他认为问题是在副业上。
从统计数据上看，集体化时期粮食产量增长速度并不比之后的分田到户后要低多少。大包干之后的粮食增产，除了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之外，更有粮食价格、粮食进口、化肥、粮种、市场开放、农田水利等多种因素的作用，其背后核心的是“农民-国家”关系得到了调整。国家在向农民让利。
不过，粮食问题多是出现长时段的波折。八十年代后半段粮食生产就出现了新的危机。1994年，赶上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提出了他那个著名的问题“谁来养活中国”，我们对农业问题被进一步简单化为“粮食问题”；赶上中国分税制改革，农民负担达到了36%，农民终于起来打扁担。
然后在世纪之交，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在2003年之后连续发布了十多个以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这两个的关系其实不大），推进农业代化主题的一号文件。取消农业税，提高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推行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粮食连年高位增产，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度提升。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供给侧结构性矛盾。
玉米、水稻、小麦三大谷物普遍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国产粮食库存积压。粮食进口完税到岸价格低于国内市场价格。2014年-2016年进口粮食连续超过2000亿斤（其中大豆1600亿斤），而财政部却不得不为粮食生产、保存、销售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补贴。粮食市场调节、政府支持政策都亟待调整，在保证农民收入的同时，提高中国产品在价格上的竞争力。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我家农村的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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