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农村家庭能源调查数据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提升为“千年大计”，明确提出要推进绿色发展，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综合考虑中国农村遭受严重环境污染和低碳清洁能源应用相对滞后的现实，识别农村能源系统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并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对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本文基于第三次中国家庭能源消费调查入户数据，使用倍差法和Probit模型从微观层面探究中国农村家庭低碳产品消费行为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因素，并着重考察国家对低碳清洁新能源产品的财政补贴政策以及同群效应对农村能源系统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识别出科学、有效的政策措施，推动农村能源系统转型，实现美丽中国目标。
关键词:农村能源系统；绿色转型；补贴政策；同群效应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及当前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并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做出了深入详细的阐述。十九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提升为“千年大计”，明确提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发展清洁能源是改善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目前来看，生态环境问题是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突出表现，已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制约。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方略；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要贯穿中国发展的全过程，成为检验中国发展成果的重要指标。这一系列的论断和表述都为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了重要指引。
作为拥有超过13亿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由居民消费特别是占总人口近半的农村居民的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的增长正成为中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新的主要增长点，也成为调整能源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改善环境的关键因素之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农村居民能源消费量从1985年的55.27百万吨标准煤增至2015年的179.28百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长率为4.2%。就人均能源消费量而言，1985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仅为68公斤标准煤，到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达到268公斤标准煤。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催生了能源消费的城乡二元分化。城市居民基本实现用电或天然气进行炊事、照明、洗浴或取暖，而在广大农村地区，超过60%的居民烹饪、取暖、热水还是依靠直接燃烧散煤或薪柴、秸秆等传统生物质能，太阳能利用仅占2%。能源消费结构呈高碳化和非清洁化特征，“能源贫困”问题严重。农村地区不合理的能源消费结构和落后的用能方式不仅造成大量能源浪费，增加农民负担，还对生态和生活环境产生严重破坏。
优化能源结构，实现清洁低碳发展，是推动中国能源改革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迫切需要。根据国家能源局“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力争提高到15%以上，天然气消费比重达到10%，煤炭消费比重降低到58%以下。要实现上述目标，就要进一步落实扩大清洁能源利用的规模。清洁能源是可再生能源，其开发利用一直被国家列为发展重点，给予重点扶持与支持。其中太阳能因为可以被直接使用，对环境无污染而被认为是最优质、高效、理想的清洁能源，是中国能源结构清洁化、低碳化转型的现实选择。据测算，每平方米太阳能热水器每年可替代标准煤150千克，相当于节电417度，可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粉尘等排放物170千克。在国家大力推广节能减排和绿色低碳产品的背景下，2009年4月，国家商务部下发“太阳能下乡”招标文件，正式把太阳能列入下乡目录，这是“家电下乡”产品中唯一的一种新能源产品。自2009年4月到2013年1月，历时近4年，中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在农村实行对太阳能热水器给与13%的价格补贴是目前对太阳能热水器范围最广、力度最大的补贴政策。全面评估“太阳能下乡”的政策效果，可以为后续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农村“能源贫困”和清洁低碳能源利用率低两个相关联的突出问题促使学术界对农村居民低碳产品消费行为的决定因素进行更深入地研究。而现有一些研究多集中于工业减排，少量关于家庭能源的研究又集中于城市居民；事实上，农村家庭消费心理与行为具有和城市不同的鲜明特点，如果忽略该特点研究农村家庭能源问题，将难以准确判断太阳能热水器推广的影响机制，难以使制度安排与农户实际决策相契合。中国农村属于高情景社会，具有天然的社会生产网络特征，生活在其中的农户属于同群范畴，他们的消费和决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互依赖性。农户对新能源产品的购买可能会产生模仿或者跟随特征，趋向于使自身消费行为与同群保持一致，起作用的机制包括空间知识外溢或通过接触传播信息、资源共享、偏好变化、炫耀性消费等。
有鉴于此，本文从社会经济学视角对中国农村能源系统绿色转型问题研究进行丰富与拓展，主要回答三个相关问题并探究答案背后的深层机理。第一，农村低碳新能源产品推广中是否存在同群效应？第二，国家对低碳产品的财政补贴政策效果如何，是否有效促进了农村能源绿色转型？第三，补贴政策是否会强化或弱化农户应用低碳产品决策中的同群效应？综合考虑中国农村遭受严重环境污染和低碳产品推广相对滞后的现实，识别农村低碳清洁产品推广应用的影响机制并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对未来中国能源绿色转型十分重要。
二、文献综述
（一）同群效应与家庭能源选择
现实经济生活中，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并不完全由市场价格决定，市场以外的社会互动和宏观层面的政府政策都会对行为人的经济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上述因素，研究同群效应对农村家庭购买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是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视角。简单而言，社会互动是指不同行为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不是直接在市场上通过价格变化产生，因此称之为非市场互动（Non-market Interaction）。其中，同群效应（Peer Effects）正是体现个体之间决策相互影响的一种内生的社会互动。在许多针对其他行为的研究中，如就业/失业、贷款、犯罪、移民、劳动力流动、生育等行为中都发现同群效应会影响个体决策；但在农村能源消费领域，相关研究还不多见。
国外相关研究对光伏安装同群效应的研究较多，这可能与国外分布式光伏发展成熟而家用太阳能热水器进入置换阶段有关。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诸如，Prasadh使用瑞典家庭数据，检验不同信息渠道对太阳能光伏采用决策的影响，确认了同群效应的存在，并发现同群效应发挥作用的机制主要来源于心理和交流成本因素。Bollinger和Gillingham分析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光伏聚集机制，重点研究了环境偏好和来源于社会学或者认知推动的同群效应，用准实验和风险模型证明同群效应在光伏集聚中起到关键作用。Graham从时间和空间视角考察了澳大利亚光伏应用推广的决定因素，应用线性动态面板和德宾模型识别了光伏推广中的同群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揭示了空间相关性、政策、环境和社会经济变量是影响推广的主要因素。Richter以英国为样本，研究光伏安装技术是否被空间邻居的社会溢出效应影响，他以邻里安装的累计数量作为社会互动效应的度量，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效应对安装决策有正向显著影响，个人的安装决策受邻居影响。
与国际学术热点一致，国内对同群效应的研究近年来也在增多。陆铭等利用CHIPS2002数据，发现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决策存在着相互依赖效应，该效应被村民之间的信息交流行为加强。周艳菊等以低碳交通卡为例发现低碳产品的价格、同群效应以及消费者的低碳环保意识、个人收入对其购买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王火根和李娜基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1500家农户数据深入分析了农户购买太阳能热水器的意愿和影响因素。囿于数据匮乏，在低碳能源推广领域对同群效应仍缺乏细致深入地研究。
（二）补贴政策与家庭能源选择
在发达国家中，西班牙、美国、日本和德国是太阳能产业，特别是太阳能热水器产业发展比较集中的国家，其产业政策也较为成熟和健全。其中，西班牙是典型的以强制安装政策为主要政策的国家，而美国、日本和德国则偏向于采用政策法律与经济刺激双向手段并行且通用性较强的政策来支持包括太阳能热水器在内的新能源产业。
在上述国家中，政府关于扶持太阳能发电产业的上网电价补贴政策（FiT，Feed-in-Tariffs）最多，相关政策是推广新能源的主要工具。Lizuka以中国太阳能光伏科技为例，指出政府对光伏产业有很大支持，但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发展战略强调出口导向，对中国低碳转型贡献不大。Urbanetal.比较了中国两种主要的太阳能利用技术，太阳能光伏和太阳能热水器，也发现太阳能光伏受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和政策的大力支持，而对太阳能热水器的财政支持较低，但是太阳能热水器对中国的低碳转型，特别是农村低碳转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于太阳能热水器的补贴政策，台湾的经验比较丰富。从1986到1991年，2000年到现在台湾一直推行政府太阳能热水系统推广奖励补贴，对住宅太阳能热水器，初始投资费用稳定在大约10500新台币/㎡，其中补贴金额可以覆盖21%。台湾成功大学能源研究中心团队对台湾太阳能热水器推广做了长期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太阳能热水器的初装成本很高，制约其推广，传统的政府补贴计划推动了台湾太阳能热水器的快速发展，但长期的补贴计划正在逐渐失去动力。于是，该团队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对终端用户直接补贴的支持措施，以基于性能的关税形式，对在商业领域安装太阳能热系统的能源服务公司提供资金支持。
总体来看，同群效应在社会和经济行为研究中已经被广泛捕捉到，但关于太阳能热水器推广中存在同群效应机制的研究文献还不多见。此外，政策效应评估逐渐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热点，已有文献考察了“家电下乡”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但针对“太阳能下乡”补贴政策的评估较少见。考虑到目前中国能源结构优化过程中迫切需要相关政策工具的机制设计，而微观影响机制研究是政策工具机制设计的重要基础和政策依据。本文拟在以下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扩展和丰富。
第一，从研究问题看，已有文献缺乏以中国农村家庭能源选择为研究主题的规范研究，国外模型由于假设条件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使得其结论在与中国现实相联系时难以作为政策依据发挥作用。第二，从研究视角看，中国农村属于高情景社会，群体对个体消费行为的影响特别显著，这一点还没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一方面，缺乏较高质量的丰富数据；另一方面，准确地识别消费行为中的内生效应比较困难。本研究基于农村家庭能源入户调查数据，基于离散选择建模方法，全面考察农村消费者能源选择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同群效应，以及社会互动、社会人口经济特征、国家政策等因素对清洁能源应用推广的影响。第三，本文将中国能源转型研究下沉到农村，选择农村家庭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有利于探究能源选择背后的微观影响路径，且研究结果具有良好的政策操作性和针对性。
三、数据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中国农村家庭能源消费调查数据（CRECS2015），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家庭能源研究中心主持实施。入户调查于2014年暑期进行，收集中国农村居民在2013年的能源消费总体状况，抽样范围涉及12个省65个村镇共计3404户农村家庭，抽样采用比例概率抽样法（PPS）和多级随机抽样法。12个代表性省份分别是河北、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陕西、甘肃。本文使用的是农村家庭样本和对应村庄两个层面的微观数据。
（二）变量说明
实证模型的因变量是太阳能热水器选择的二值变量，自变量包括家庭和村庄两个层面的特征变量，关注的变量包括反映家庭购买太阳能热水器决策机制和同群效应的两类因素。
1.因变量
本文构建二进制结果变量来衡量家庭购买热水器的决策，若被调查者选择太阳能热水器，赋值为1，否则为零。
2.核心变量
在村一级的问卷中能够得到村庄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的数量，本文将村的总安装数减去本家庭安装数除以村总户数减去本家庭，得到除本家庭之外的村安装比率，即为本文关注的家庭层面的同群效应指标。Richter使用安装总数这一绝对指标来衡量个人受到的社会效应影响，本文使用村平均安装率这一相对指标来衡量同群效应，这种方式强调的是农村家庭之间存在着社会互动导致的决策相互依赖性。换句话说，当两个村庄有相同的安装数量时，如果两个村庄的人口规模和总户数有差别，其安装比率也将不同，处于高平均安装率村庄的家庭，更有可能安装太阳能热水器。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家庭和村庄层面的特征变量。在家庭特征变量中，本文关注反映家庭决策机制和家庭社会互动效应的变量。对于家庭决策因素，借鉴Michelsen和Maetal，本文采用：（1）人均收入，用家庭总收入除以家庭人口数表示。家庭总收入包括农业收入、非农就业收入及其他收入。太阳能热水器是具有较高前期成本的耐用消费品，家庭收入是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关键因素之一。（2）家庭规模，用家庭总人口表示。家庭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家庭的热水需求量。（3）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本文用二元变量表示，户主是文盲，赋值为1，否则为0。一般来说，受教育水平越高，对新能源产品的接受度越高。（4）节能意识，节能意识在选择低碳型家电（如太阳能热水器）而非环境不友好型家电（如电热水器）方面可能很重要。家庭使用至少一个低效的白炽灯泡，赋值为1，否则为0。原因是中国农村目前普遍使用日光灯或节能灯，那些仍然使用白炽灯的家庭，其节能意识明显要低得多。（5）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农业收入=1，非农就业收入=2，其他收入=3。
村庄特征变量包括：（1）村人均纯收入。（2）村常住人口。（3）村距离最近的县城/城市中心距离。家庭位于县城/城市中心1公里内，赋值为1，否则为0。（4）村辐照水平，参考中国太阳能资源辐照分布（表1），如果家庭位于I类和II类（辐射丰富）区域，赋值为1，否则为0。
4.社会互动变量
本家庭与其他村民的社会互动越多，越受其他村民的影响。一个家庭受其他村民影响的大小还与该家庭与其他村民的社会互动强度有关。本文感兴趣的是农户社会互动主要包含劳动力市场上的互动和信息的互动，以此衡量“亲疏远近”。首先，在农村地区，由于劳务市场不完善，村民之间存在广泛的劳动力市场上的互动。其次，低碳产品是新事物，由于知识欠缺和消费信息不对称，农民了解产品信息的渠道较少，口头传播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信息交流是社会互动非常重要的功能。本文选取是否有家庭成员在外工作代表劳动力市场上的互动，以家庭成员的外出频率（仅指一天内不能返回的长途旅行）代表信息上的互动。如果外出总数在1和5之间，赋值为1，否则为0。
5.电价和燃气价格
电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消耗能源较多，较高的电价和燃气价格会催生消费者选择节能产品。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2所示。
调查发现，在总样本3404户家庭中有574户样本农户购买了太阳能热水器，占总样本量的16.9%。购买时有补贴的83户，占总样本量的2%，占购买太阳能热水器总样本量的14.5%。购买年限大多在1-8年左右，占比78%左右。
购买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农户年龄主要分布在41-60岁，占比约44.7%，与中国农村劳动力主要为中老年的现状相吻合；42.3%的农户家庭年收入为2-5万元，家庭年收入5万元以上的农户占比28%，反映出农户间收入差距明显，生活水平相差较大。调查户主年龄平均值为54岁，说明农村年轻劳动力大多选择外出打工或从事非农经营，与农村实际情况相符；户主受教育程度为2.73，说明调查户主受教育程度平均为初中文化水平；农户户均人口约为4人，家庭人口以4人或5人为主，占购买农户总样本量的51%；少于3人的家庭较少，占购买农户总样本量的10%左右；农户人均年收入均值11055元。
购买太阳能热水器的农户家庭中，选择外出打工的均值为0.98，说明绝大多数购买家庭都有成员外出打工；家庭成员在外地工作的均值为0.5，意味着很大一部分农户打工地在城市，说明与外界交流互动多的家庭，有更大概率选择购买新能源产品。
四、实证模型与结果分析
（一）模型设定
本文实证模型将被解释变量“是否安装太阳能热水器”设定为0-1型离散变量，以避免同群效应识别中存在的“映射”问题（Reflection Problem）。考虑到节能政策是全国性政策措施，是农户无法预期，无法影响到的外生事件，符合倍差估计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的政策变化外生性要求。本文使用倍差法的基本思想是，“太阳能下乡”一方面产生了同一地方在补贴政策推行前后的差异，另一方面产生了同一时点上获得政策补贴农户与未获得政策补贴农户之间的差异，基于上述双重差异的估计有效地控制了其他共时性政策的影响和受政策影响农户与未受政策影响农户的事前差异，进而能够识别出补贴政策带来的效应。
综上，基本回归模型设定为：
其中，yi为是否购买太阳能热水器，Di为受补贴政策影响的虚拟变量，购买时有补贴，赋值为1，否则为0。peeri为同群效应的代理变量，Xi为包括农户家庭特征、村庄特征在内的其他控制变量，μi为随机扰动项。δ反映政策出台前后，实验组相对于对照组购买太阳能热水器行为受同群效应影响的变化。
本文选择Probit模型对影响农户购买太阳能热水器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把被解释变量通过Probit概率函数转换成分类变量的概率比，将观测值0和1看作是无法观测的潜在效用的代理变量。为了估计Probit回归模型和边际效应，本文使用极大似然估计（MLE）方法，以此得到一致的和渐近有效的估计量。
（二）实证结果分析
除了政策补贴和同群效应，农民购买太阳能热水器的决策还可能受收入、家庭人口数、受教育程度、节能意识以及村庄辐照水平等变量影响。因此，本文在回归方程中控制了这些变量。使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MLE）对农村受访者关于太阳能热水器决策选择的Probit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的第1列和第2列是在没有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本文关注的同群效应的估计量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从整体来看，同群效应增加了农户购买低碳产品的概率。从边际效应列的结果来看，在全样本中，村庄平均安装率每增加1%，农户购买太阳能热水器的概率增加17.8%。表3的第3列和第4列是在回归方程中纳入所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同群效应的估计量回归系数仍然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农户购买行为的农户和村庄社会人口特征因素后，同群效应仍然使农户购买太阳能热水器的概率增加。并且在全样本中，村庄平均安装率每增加1%，农户购买太阳能热水器的概率增加35.4%，说明在排除农户特征、村庄特征变量对购买行为的影响后，农户会根据其他农户的行为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验证了在农户购买决策中存在强烈的同群效应。
本文使用倍差法得到的估计量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补贴政策的引入显著增加了同群效应的强度。对于受补贴政策影响的群体，政策的引入使得同群效应对农户购买行为的影响显著增强，说明政策的有效性。
实证模型中关于农户特征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收入、家庭规模、受教育程度和节能意识等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符合理论预期，说明更高的收入水平、更多的家庭人口、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和更好的节能意识都提高了农户购买太阳能热水器的可能性。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越是以非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购买太阳能热水器的倾向性越强。此外，年龄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老年人对太阳能热水器的购买概率趋向降低，这与通常的认识相一致，即年轻人更追求生活质量和舒适度，老年人偏向保守节俭的消费方式。
实证模型中关于村庄特征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村庄距离最近的县城/城市中心越近，村民购买太阳能热水器的可能性越大。一方面，验证了张磊等发现低碳能源技术在农村推广应用中存在“仰城效应”的结论，即农村消费者把县城/城市当作消费潮流的风向标，主动模仿县城/城市消费。另一方面，消费品的流通便捷程度直接影响农户的采购地点选择，这种便捷不仅仅指购买距离的远近，更包括商品安全、质量可靠、维修方便等多种内涵。在太阳能热水器产品层面，越靠近县城/城市的农村越能享有县城/城市的销售网络、售后服务、物流配送优势。村庄辐照水平（太阳能资源）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农户购买何种热水器产品，很大程度上受当地资源限制，在太阳辐射最丰富的地区，相比于电热水器，居民更可能购买太阳能热水器。能源价格上升也将提高太阳能热水器的选择概率，因为电价和燃气价格提高促使消费者意识到使用节能热水器可以降低能源消费支出。
实证模型基于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所示结果可见，受补贴政策影响的实验组农户所在村庄平均安装率每增加1%，该农户购买概率增加47.8%；而未受补贴政策影响的对照组农户的相应数据显著降低，即所在村庄平均安装率每增加1%，该农户购买概率增加21.4%。说明“太阳能下乡”补贴政策使得同群效应对农户购买行为的影响显著增强，对于受到“太阳能下乡”补贴政策影响的实验组农户来说，补贴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同群效应。农村社区的开放性大，消费的示范性强，在“太阳能下乡”的政策刺激下，农户希望获得政策补贴的购买行为受同村其他农户的影响更大。
（三）社会互动与同群效应影响机制的再检验
上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太阳能下乡”补贴政策和同群效应整体上对农户购买太阳能热水器的决策产生正面影响的结论，本部分进一步从社会互动视角分析同群效应的影响机制。在乡土社会，社会互动对农村家庭购买决策有独特作用，社会网络还会产生风险分担效应和示范效应。由于低碳产品是新事物，加上知识欠缺和消费信息不对称，农民了解产品信息的渠道较少，口头传播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信息交流是社会互动非常重要的功能。本文关注的农户社会互动主要包含劳动力市场上的互动和信息上的互动，以此衡量“亲疏远近”。与理论模型的方程对应，此处将这些虚拟变量和村平均安装率相乘做交互项，从而得到异质性的同群效应。相关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本文区分不同维度的社会互动，主要是为了考察同群效应的大小是否还取决于家庭与其他村民之间的互动类型和频率。表5中第1列和第2列是针对全样本估计，第3列和第4列是基于购买太阳能热水器农户的子样本估计。总体来看，在控制其他因素之后，受访者的信息交流系数和效应估计值显著为正，这与预期一致。信息交流变量系数和边际效应为正值，说明本家庭与其他村民的信息交流越多，越受其他村民影响。同样，以外出工作衡量的家庭劳动力市场互动网络，变量系数和边际效应也显著为正；说明家庭社会网络对总体上的太阳能热水器安装率具有显著影响。劳动力互动交互项的系数和边际效应为正值，说明劳动力互动强化了购买决策中的同群效应，这与调研发现一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许多走出农村进城打工的务工者是城市消费传播者，他们已经养成城市人的生活习惯，认同安装太阳能是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理念。在新产品的采用上，外出返乡的农民工是农村消费的“意见领袖”，其消费对其他群体起到带动示范作用。
为了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两类补充分析：一是在原模型中添加区域虚拟变量，以控制不可观测的区域异质性效应；二是剔除没有购买太阳能热水器家庭的子样本。两类分析的回归结果均发现，虽然系数估计值和效应估计值略有不同，但回归结果保持稳健。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十九大报告关于美丽中国的阐述，彰显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自然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认识，确立了环境在生产力构成中的基础地位，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思想。为有效解决新时代面临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中国农村地区发展清洁低碳能源产品在改变能源消费结构、合理利用能源、促进节能减排、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太阳能热水器是新能源产业中技术最成熟、使用最经济的主导产品，其大规模应用有利于以低成本实现既定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与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关系比其他产品更加密切。本文从这个影响农村居民能源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入手，基于农村家庭能源调查数据，使用倍差法和Probit模型，着重讨论了同群效应、补贴政策以及其他社会人口特征变量对中国农村家庭低碳清洁能源应用的影响机制。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农村家庭安装太阳能热水器决策与其所在村庄平均安装率呈现同方向变化趋势，中国农村太阳能热水器安装的同群效应得到证实。在控制影响购买决策的因素后，补贴政策确实起到了推广太阳能热水器使用的效果，同时，“太阳能下乡”补贴政策的推行强化了同群效应，使得同群效应对购买决策的影响显著加强。此外，农户购买太阳能热水器的决策过程表现出很强的经济理性。在模型的控制变量中，家庭收入、家庭人口规模、受教育程度、节能意识、电价、燃气价格、区域辐照水平、村庄到县城/城市的距离等对农户购买热水器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实证研究结论对制定相关能源政策，引导居民向节能型产品消费方式的转变，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提出低碳清洁能源产品在农村推广的政策建议：
第一，嵌套在“家电下乡”计划中为期四年的补贴政策在2013年1月已经到期，这个方案并不是一项在中国农村推广太阳能热水器的特定政策，13%的价格补贴政策也同样涵盖了电热水器和液化气热水器。中国低碳清洁能源推广中的扶持政策应该明确以节能或低碳方面的热水器为目标加以改善，对农村居民应用低碳产品提供财政激励。
第二，政策补贴要结合同群效应才能发挥最大作用。农户受同村其他村民的影响进行决策，其购买行为由于受邻居影响而放大。因此要充分利用同群效应，引导农村干部、党员或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村“意见领袖”率先应用低碳清洁能源，充分发挥示范效应和辐射效应，带动更多的农户应用低碳产品。通过建立示范项目、培训、提供信息等使得村民能更广泛便捷地获得信息和进行信息交流，使消费刺激政策和环保、节能信息宣传相结合，改变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建立低碳消费行为方式，从而持续地对农村居民能源消费产生影响。
第三，农村能源市场低碳消费的实现是农民消费能力的体现，要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对农村新能源技术的推广和教育投入，提高农村居民教育水平和节能意识。还要加快农村交通物流设施建设，整合各种物流资源，培养和引进现代物流企业，以县城和中心城镇为重点建设物流配送中心，形成以村级物流为基础、县城内商品配送为重点的新能源产品物流格局。
作者简介：邓慧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虞义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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