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如此伟大的成绩，取得这么多宝贵的经验，应该归功于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大政方针和重大决策，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归功于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认为深圳作为最成功的经济特区，作为一个经济实力位居中国城市前三甲的现代化大都市，在 40 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是立了头功的。
1、开放的动力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已经成功实现经济起飞，基本完成了工业化，人均 GDP 已达 4080 美元，位列“亚洲四小龙”之首，享有“东方之珠”的美誉。
深圳乃至广东大量农民外逃偷渡香港。广东省委省政府承受着内地民众大规模逃港的巨大政治压力，因此当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以及省委书记吴南生等领导提出要在毗邻香港的深圳搞出口加工基地，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解决就业、发展经济的意见。这一设想得到了中央的积极回应。
▲习仲勋主政广东
邓小平是中国决定向西方开放的最终决策者。邓小平之所以决定向西方开放，主要是看到了中国经济与西方的巨大差距。正如邓小平访美时感叹的：
二战后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了，跟苏联走的都落后了。
他到了日本深深感到日本发展那么快，我们落后了。在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亲眼所见、亲身体会，让这位老革命家坚定中国要从封闭走向开放。
虽然小平同志在 1979 年会见加拿大客人时讲过：
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但囿于当时的环境，那时中央还没有明确提出搞市场经济，只是本着摸着石头过河，寄希望于在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中寻求突破。
2、深圳经验
办特区、建城市，在深圳做的每一件事情、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会和旧体制发生激烈的冲突，不突破旧体制的包围，就无法推动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每一次碰撞，实际上就是对旧体制的一次突围，对新体制的一个探索。
• 深圳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有组织地对民营科技企业进行培育和扶持，出台了全国第一个《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在全国第一次提出，举办民间科技企业不仅资金可以入股，而且商标、专利、技术等可以以无形资产入股办企业，这项规定使深圳诞生了像华为这样世界级的大公司，为深圳高科技产业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打下了体制机制的基础。
• 1987 年 12 月 1 日，深圳敲响了新中国土地拍卖的第一槌。4 个多月后，全国人大修宪，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 当时深圳证交所上市公司中，深圳国有企业占有很大比例。在民营高科技企业领域，全力推动技术、管理、专利等生产要素入股，成就了华为、中兴一批深圳高科技企业的迅速发展。在一批中小国有企业，大力推广经营者和员工持股，出台了《深圳市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试点暂行决定》，从而为金地、华强等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进行产权改革提供了依据。21 世纪初，深圳根据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布局调整的要求，根据深圳的实际，对竞争性领域处于劣势的工业、流通、商贸、建筑等领域的国有企业，以经营者员工持股的方式进行产权改革，实行改制退出，对国有企业员工转化身份，进行经济补偿，纳入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完成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布局调整任务，使大部分国有企业和员工走向市场。
• 90 年代初，深圳就进行了第一次农村城市化的改革，将特区内原来的农村基层组织纳入城市行政管理体系，将村办企业改造成股份合作公司，将几万农民一次性转为城市居民，并撤销了宝安县，成立宝安、龙岗两个区。第一次农村城市化改革为促进深圳特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城市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几十年来，深圳在制定和实施各种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时，基本上没有发生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的无谓争论，从而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历史紧迫感和务实精神，造就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并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取得了深圳质量和深圳效益的辉煌成功。
3、深圳缺憾
改革开放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当前社会也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包括腐败严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生态环境恶化，公共服务不足等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矛盾和问题，除了与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增长水平以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失误有关，最主要的原因是改革不到位、不完善、不配套，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倒退造成的，而不是改革开放必然带来的，更不是邓小平同志确立改革开放伟大方针出现了重大偏差造成的。
比如社会上严重的腐败主要是市场体制不完善，政治体制改革不配套，权力得不到监督约束带来的；公共服务不足，主要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主要是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及时从根本上得到转变带来的；收入差距过大，主要是垄断行业改革、社会保 障和福利制度改革以及财政制度改革滞后带来的等等。
因此，解决当前社会上存在的这些问题，不能采用“左”的观点和主张，否定邓小平同志开启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采取经济上倒退到计划经济，消灭私有财产，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政治上回到“文化大革命”，重新进行阶级斗争的方式，而应该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伟大方针，进一步全面深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领域各项改革。
四十年我国取得的伟大成就靠的是改革开放，而要解决改革开放四十年后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也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扩大开放，这也是深圳经济特区四十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一条基本经验。
4、曲折与教训
目前，最能代表深圳改革开放特征的是“市场机制”+“民营经济”的发展格局，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制度是深圳经济成功的最根本的制度、体制、机制方面的保障，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无疑是深圳改革开放的一条基本经验。
深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表明，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最重要是处理好市场与政府、民营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凡是坚持了正确的以市场为改革取向，处理好两对重要的关系的时候，就会大大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 发展，凡是工作中发生偏差或失误的时候，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和损害。
•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凡是政府直接投资或直接主导的竞争性领域的大规模建设项目，包括电子信息、汽车以及其他高科技项目，基本上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在 21 世纪初期，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市场的导向，提出了发展重化工产业、汽车产业，建立化工产业基地等规划和政策，基本都没有达到制定的目标。相比之下，深圳发展过程中凡是坚持以市场为主导的一些产业，包括信息通信产业、互联网产业等高科技产业，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最终成为支撑深圳经济发展的顶梁柱。随着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的充分发挥，深圳产业结构自身不断得到优化和调整，政府用不着花气力用行政手段督促企业去产能、去库存、 去杠杆等。
• 在处理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关系上，深圳也经过艰难探索，走过弯路，付出代价。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对国有企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认识不足，政府花了很大精力，动用很多资源，在市场竞争激烈的工业、商贸、建筑业、服务业等发展了一大批国有企业，结果到 21 世纪初大批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难以生存，被迫进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通过国有企业布局调整，市政府集中精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逐步形成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民营经济无论是在企业数量、质量、效益，还是在 GDP 的贡献、税收、就业等方面都占绝对的优势，使深圳成为全球现代制造业基地、高科技创新中心和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孕育出一大批如华为、腾讯、比亚迪、顺丰、华大基因、平安保险等全球知名的民营企业。
5、改革需要闯将
邓小平同志在 1992 年视察南方谈话中说道：
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 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邓小平同志的谈话是对深圳改革开放经验的高度概括，也是对深圳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小平同志讲，改革是一场革命，每一项改革不可避免的既是对传统理论、思想观念的冲击，又是对利益的再调整和权力的再分配。因此，没有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改革开放很难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深圳改革的实践表明，每一项改革举措和探索，几乎都要不同程度地突破国家和省有关部门既有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如果完全遵守国家、省有关部门的政策、法律法规，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突破进展。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深圳率先借鉴香港土地制度的管理经验，对土地使用权进行转让、拍卖，直接违背了当时《宪法》有关条文的规定，大胆敢试的勇气可想而知。
讲究策略、艺术、方式、方法，都不可避免地引起上上下下、前后左右、方方面面的矛盾、非议、不满甚至得罪一些人。因此，深圳在敢闯敢试进行改革过程中，无论推动哪一项重大改革，都不仅做出了艰难的努力，克服了大量的困难，而且也往往付出很大代价，甚至做出了很大牺牲。
从具体的某一项改革而言，深圳的改革总是在“臭三年，香三年”的循环中不断重复。在探索试验过程中，往往先受到有关方面的批评、指责，待改革取得理解，尤其是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时，又往往受到有关方面的肯定乃至推广。从具体推动某些改革的个人来讲，其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是多方面的，有些同志往往受到非议、争议、批评，甚至受到批判；有的或因改革出现不足、或因得罪有关方面，受到处分；在深圳改革历史上作出重要贡献的同志通常很难得到提拔重用。
6、深圳改革开放：未竟的任务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生活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而且也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也有了更高的期待。深圳这些年民营企业家及高收入阶层的资产向海外转移，中等收入以上的市民移民，以及比较富裕阶层将子女送到国外读书等都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
深圳经济社会方面存在的上述问题，有些是受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制约而难以完全克服的，有些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最重要的是民生社会领域的各项改革长期滞后必然带来的后果。
由于种种原因，社会领域的这些重要改革有些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些改革持续多年而长期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如教育、卫生体制改革；有些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出现过反复和重大失误，如住房保障制度改革；有些改革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没有启动，如分配制度改革；有些改革受现有既得利益群体的影响，长期难以有明显进展，如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制改革等等。
应该承认，社会领域的改革涉及广大市民的切身利益和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难度大、见效慢，但是长期以来，政府的职能转变、执政理念未能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的需要而及时的调整。深圳政府职能转变已经讲了多年，但总体上仍然没有摆脱以经济增长为目标，以 GDP 为中心的传统执政理念，政府领导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是确保经济增长，扩大投资规模，追求城市形象和追求政府政绩；政府部门仍然迷恋于行政审批权力，自我设立了分钱分资源的各类大量审批项目，而市民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民生问题、公共服务问题、公平正义问题、分配共享问题等本来应该由政府做的事，却没有得到认真解决。因此，如果政府的执政理念、职能转变没有解决，民生社会领域的改革很难有所突破， 公平共享、共同富裕的深圳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心就很难真正落实。
一些重要的改革出现了颠覆性的错误，对深圳的改革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较为典型的是深圳住房制度改革出现的反复。深圳作为市场经济的改革试验区，也是住房制度改革的先行试验场，早在 1988 年深圳就借鉴新加坡“居者有其屋”和香港建立不同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的经验，出台了住房制度改革方案，提出建立社会保障和市场商品房“双轨”，以及福利房、微利房、商品房“三类”的住房供应体系，由政府负责建福利房，企业建微利房，开发商建商品房 。在 2000 年前建成了 27 万套包括福利房和微利房在内的政策性住房，大体上满足了机关干部、企业员工、困难群众等不同层次的多元化需求，商品房的 价格也基本上保持稳定。
但是自从 2000 年前后，受国家住房制度改革以及地方经济增长、财政收入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对深圳已经实行多年的住房制度改革进行了重大调整，基本取消了福利房、微利房的政策，政府停止了福利房的建设，禁止企业自建微利房，甚至企业利用自有土地兴建职工宿舍都被严格控制，把社会所有阶层的住房需求都推向市场商品房。住房制度改革的重大调整，使得商品房价格的涨，从 2005 - 2015 年，10 年间深圳房价整体上涨了 7 倍左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报告数据，2016 年上半年深圳以 38.6 的房价收入比，列为全球大城市第一，成为全球“最难买得起楼”的城市。
以住房制度重大调整为主要原因的深圳奇高房价，固然能够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促进经济增长，使部分家庭财产性收入增加，以及在促进城市更新等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深圳经济和社会造成的伤害却是多方面的、长久的和巨大的。高房价提高了营商成本，给深圳的制造业、物流业带来极大的挤出效应，大量制造业企业外迁成为现实，增加了深圳产业空心化的风险；高房价大大提高了深圳的物价水平，给中低收入群众的正常生活带来极大的压力；高房价降低了深圳对各类人才的吸引力，使青年人失去了奋斗的希望;高房价加大了收入差距，成为拉开不同群体财富差距的重要因素，对深圳建立公平共享、和谐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住房制度改革的重大调整和失误，到 2015 年深圳享受不同类型保障房的群体仅为 126 万人，与同年常住人口 1137.89 万人相比，住房保障率仅仅达到 11% ，即使加上领取人才安居补贴、机关单位住房货币补贴的群体，深圳市的住房保障率也只有 15% 左右，而新加坡的住房保障率为 82% ，香港有 50% 以上。
由于受执政理念、发展模式、既得利益群众的阻挠以及政府机关官僚主义的影响，深圳户籍制度改革长期难以推动，更谈不上有突破性进展。到 2015 年深圳户籍人口仅占常住人口 31% ，占实际管理人口的 17.7% ，在深圳有 800 万左右的非户籍常住人口，他们在深圳有稳定和相对稳定的工作和住所，是深圳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繁荣稳定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圳经济增长和建设发展的重要贡献者。
然而这 800 万非户籍常住人口，与深圳户籍人口相比，在养老、医疗、失业、住房等方面得不到应有的公平社会保障，不能够公平地享受政府应当提供的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他们基本上被隔离在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社会安全网之外。他们几乎被排斥在参政议政、城市管理、社会管理、基层管理之外，无权参加基层的人大代表的选举和被选举，没有资格参加政府公务员招收的考试，甚至没有资格成为教育、卫生等事业单位中有正式编制的员工，只能成为“同工不同酬”的编外人员；他们不仅不能成为城市管理、社会管理的主人，实际上成为城市管理、社会管理体系中被管理甚至被管制的主要对象。
自从 21 世纪初以来，深圳市民对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日益增强，中央对户籍改革的要求也不断加强，深圳有关部门也多次提出了以扩大户籍人口比例、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内容的改革建议方案，但由于受地方政府自身利益的保护、政府有关方面的官僚主义以及户籍利益群体的阻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深圳户籍改革的方案始终未能正式出台，更谈不上取得突破。因此户籍改革应该是深圳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深圳改革史上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深圳多年来在国有企业改革总体上讲是比较成功的，20 世纪在探索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为全国的改革提供了很多经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走过弯路，出现了一些教训。
深圳特区建设之初是一个边陲小镇，国家几乎没有投资，基本上没有多少国有企业。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特区全面建设和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一方面原来一批政府行业管理部门转为行政性公司，利用特区的政策和市场机制，得到较快发展，形成一批从事工业、商贸、旅游、物资、粮食等有一定实力的专业化公司；另一方面，根据特区建设的需要，政府也投资组建一批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没有多少资本金，主要靠银行贷款而得到迅速发展。应该说，深圳市属国有企业为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深圳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20 世纪 90 年代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迅速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国有企业本身的体制机制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不具备优势，国有企业经营面临着很多困难，有相当多的企业难以为继。为此，中央提出了“抓大放小”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战略方针，以提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深圳对国有企业发展的规律认识不足，认为国有企业只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都是可以搞好的，从而对中央提出的“抓大放小”国有企业布局调整，有进有退认识不足，动作迟缓，措施不力，反而在竞争激烈的领域和行业，深圳提出了国有企业做强做大的一系列目标。比如在工业领域的建材、石化、轻工、电子等领域提出建成若干个超百亿集团，在物资、外贸、商贸、旅游、饮食服务等领域组成大型综合商社，在建筑行业、房地产行业要推进“组龙工程”等，并动员大量的资金、土地等行政资源，用行政手段给予大力支持。
随着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国内多种所有制企业的激烈竞争，除极个别企业外，绝大多数竞争领域的工业、商贸、流通等行业的国有企业难以生存，不少企业还不起银行债务，发不了员工工资，资不抵债，为国有企业和深圳经济的发展带来沉重的包袱，给社会稳定带来极大的压力，使深圳政府和金融机构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 21 世纪初，深圳根据中央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方针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布局调整和结构优化，对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工业、商贸、建筑、服务业等行业中的大量劣势企业，通过员工持股的产权改革转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剩下的少数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保障城市安全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领域。应该说，深圳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教训也是深刻的。
7、深圳精神”不能丢
深圳因改革而生，因创新而强，以先行先试为己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几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方面推出了 1300 多项各个领域的改革举措，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时期，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和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应该进一步发扬敢闯敢试的特区精神，发挥改革开放的体制机制优势，为全国全面深化改革 提供更多的经验，作出更大的贡献。
然而，在近几年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深圳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重要领域关键环节上的重大改革突破并不多见，为全国提供的重要的改革经验乏善可陈，深圳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了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不作为现象，从而使深圳改革开放和体制领先的优势逐步消失，深圳在全国改革开放大格局的作用和地位在逐步弱化。
与全国各地相同，深圳这几年在改革中出现的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主要表现在：
• 改革的目标、口号、措施“虚多实少”，真正有突破意义的改革并不多，所谓改革举措大多数属于正常工作的完善和日常工作的改进。
• 对上级部署的各项改革的文件、方案、举措，大多数采取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使各项改革并没有真正落实或者没有完全落实。
• 各级政府缺乏创造性的改革，针对本地实际情况和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的重大改革举措不多，使积累多年的问题不能从体制机制上得到有效解决，甚至在个别领域，改革发生反复的现象，等等。
深圳这些年在改革工作中存在的这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与改革大环境有关，近些年的全面深化改革，在策略和方式上，主要是以顶层设计自上而下依靠行政手段强力推进为主，客观上给地方根据本地实际进行自主改革的空间比较小；地方上的一些改革往往受制于国家有关部门的有关规定，需要得到上级的批准；上级部署的大量的改革举措超越了地方的实际能力，又给地方施加较大的行政压力，迫使地方以形式主义对待上级部署的改革举措,等等。
二是有历史的原因。四十年来，在改革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和利益格局，受到利益驱动，多元化的利益群体对很多改革难以形成共识，而每项改革都必然涉及对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使得打破现有利益格局的改革难度加大，也使推进改革的部门和人员望而生畏。
三是与当前领导干部从政环境的变化有关。这些年来随着党风廉政建设的不断深化，对各级干部问责日益强化，而改革又是一件容易得罪人、风险大的事情。面对着复杂的改革局面，一些干部在改革问题不想改、不敢改、怕惹麻烦、怕出事，普遍存在“只求不出事，宁愿不干事”，遇到矛盾绕着走，做“太平官”。
四是与领导干部的经历和精神状态有关。几十年的改革开放，领导干部已经经历几代人了，“盛不过三代”的规律在改革开放事业也不同程度地出现，现在的年轻干部，未经历过 20 世纪 80 年代火红的改革年代，也没有经历过艰苦创业的磨练，其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的紧迫感、危机感不强等等。
在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中，不进则退，小进也是退。作为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的特区和先行城市，深圳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再创佳绩、再领风骚，还是满足于过去的成绩，停止不前，使深圳在改革开放新时代中逐步失去昔日的风采，逐步演变成一般化的城市，这是摆在深圳面前的历史抉择。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 刘胜军微财经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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