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不是新问题，而是与人类社会相伴生。二战后，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贫困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事关人权、安全、和平的关键要素，因而摆脱贫困也被认为是国家对其人民所必须承担的、无可推卸的基本责任。在全球层面，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发达国家有责任为发展中国家减贫提供必要的物质援助和经验参照。当“减贫”同时成为“国家责任”与“国际责任”的时候，这项伟大的事业不仅催生出一大批国际组织、机构，还促成了“发展经济学”这门经济学的诞生，因为只有经济实现了持续健康发展，贫困也才有可能得到消除。
在实践层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简称UNDP）作为联合国下属机构，自1965年成立以来便成为全球最大、最权威的多边无偿援助机构。作为联合国从事全球计划发展的网络平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倡导变革，并为170多个合作国家提供知识、经验和资源，帮助人们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在理论层面，发展经济学则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方国家逐步形成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主要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以及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规律等，旨在帮助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从而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长期支持、引领和资助下，发展经济学已成为当代经济学领域中的“显学”。
在早期的国际减贫实践与发展经济学理论探索过程中，最开始人们通过直观地观察贫困问题而将之归因于落后的“产业结构”。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享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是因为他们有当时先进的资本密集型大工业。相比之下，以农业或自然资源产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水平则低下。而这种落后的产业结构又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诸多结构刚性所造成的，譬如该国历史文化等因素造成的居民低储蓄率，或因为对价格信号不敏感而导致的市场失灵等。沿着这条思路，人们自然地得出推论：发展中国家要想彻底摆脱贫困，赶超发达国家，就必须依靠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以发展现代化大产业。
其实，这种发展模式在理论化之前便以不同的形式在世界多国进行实验，包括“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苏联模式，以及二战后在拉美、非洲、南亚国家所推广的“进口替代战略”等。他们都主要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来集中人力、配置资源，以发展本国的现代化先进产业，从而实现替代进口产品的目标。然而，除了苏联等极少数个案外，数十年的“进口替代”实践，并没有让大多数这类国家发展起来、摆脱贫困。这种发展战略实施初期，尚有五至十年的由投资拉动的快速经济增长，可一旦他们将先进产业建立起来后，整个国家却往往陷入停滞，甚至危机频发，从而导致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拉大。
传统结构主义思维下的“进口替代”频频受阻，迫使人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反思，于是另一种发展——减贫政策开始出现。历史的钟摆仿佛滑向另一个极端，即从过去依赖政府实施减贫战略直接转向将政府干预视为产生贫困的源头。这一思潮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加大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过多，从而造成政府失灵，使市场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他们以经验数据来论证：发达国家政府干预较少，市场作用发挥较充分，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较多，所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加大。他们强调，政府主导发展、干预市场不仅会导致资源错配、市场失灵，还会导致寻租和腐败以及随之而来的效率低下及社会分配不公，从而既在国际层面拉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又在国内层面拉开不同人群间的收入与财富分配鸿沟。
在上述思路下，20世纪80年代末，以抑制政府干预为宏旨的“华盛顿共识”开始兴盛，并随着西方对“冷战”的胜利而成为全球主流范式。在少数西方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大力推动下，一场经济革命在众多发展中国家悄然上演：“休克疗法”、急速市场化、全盘自由化、激进私有化、全面消除政府干预、削减政府开支、取消公共服务等措施相继推出。然而遗憾的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甚至要低于六七十年代，发生危机的频率也更高。所以对他们而言，“华盛顿共识”并非灵丹妙药，没能帮助他们实现发展、脱贫致富。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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