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往的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 ,对早期村落的地位与价值关注不够 ,使之几乎成为最为薄弱的一环。其实 ,中国早期村落与城邑同时脱胎于原始聚落 ,两者共生共存 ,是早期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当作为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早期村落以集村为主 ,自产生之日起 ,便处在城邑统治下。早期村落与城邑往往处于同一共同体中 ,实质是宗法关系与政治关系。早期村落组织主要是宗法血缘组织 ,至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被地缘行政组织覆盖 ,成为以编户齐民为主体的基本乡村组织。对早期村落的研究 ,有助于深化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道路一般性及独特性的探讨。
关键词 :文明起源 早期村落 城邑 聚落
数十年来 ,在国内史学界关于中国古代村落发展史方兴未艾的研究中 ,日本学者和西方学者的理论及方法被陆续引入 ,并产生较大影响。这些学说对于推动中国古代村落研究起到一定作用 ,但也必须看到 ,中国古代村落发展中的许多基本问题并未得到很好解决 ,尤其是在中国古代村落早期进程、中国早期村落的基本功能及村落管理体系、村落与城邑的关系等研究中 ,众说纷纭 ,聚讼颇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在于我们过多依赖外来理论 ,很少从中国文明起源的独特道路中对早期村落的发生与发展进行系统梳理。这既影响了中国古代村落发展史的研究 ,又影响了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道路的认识。基于此 ,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中国早期村落进行系统探讨 ,明了其基本脉络 ,从一个侧面深化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道路一般性及独特性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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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通过对中国早期村落形态的初步梳理 ,可以基本构建起早期村落间以及村落与城邑间的空间关系 ,理清乡村组织体系的主干脉络 ,勾勒出早期村落内部的基本面貌。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出若干认识 ,或有助于对中国文明起源与文明发展道路的探讨。
首先 ,中国古代村落的形成是一个连续发展过程 ,它并非突然产生于某一时代。它与早期城邑同时脱胎于原始聚落 ,自产生之日起 ,两者便共生共存 ,处于同一共同体中 ,同是早期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早期村落 ,也就无从真正了解中国早期文明。可以说 ,日本学者日比野丈夫、宫崎市定所主张的中国早期社会结构为都市国家 ,社会基本人口包括农民都要居于城市之中的 “都市国家论 ”,并不符合中国早期社会的实际 ,不能以之直接建构中国早期社会。同样 ,池田雄一所主张的散村论 ,无视龙山时代以来大量城邑的存在 ,认定龙山时代以来的聚落都是散村的观点 ,也不符合中国早期社会的实际。
其次 ,处于同一共同体中的城邑与村落并非酋邦理论所称之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在宗法血缘关系构造下的主从关系。在这一时期 ,即使有各式各样的征服 ,也是此共同体向彼共同体的征服。这种共同体可以视为 具“有明确个人性质的政治权力色彩的社会 ”,但不是 “一个人拥有整个社会的最高权力 ”,更谈不上当它们向国家转化后 ,从中发展出人类最早的集权主义的政治形式。因为直到西周春秋时代 ,国人所享有的民主权利仍显而易见。再者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政体是在春秋战国社会变革的基础上形成的 ,与酋邦模式也无直接的历史对应关系。
再次 ,中国早期村落以集村为主 ,每个村落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济单位、生活单位、文化单位 ,但它自产生之日起 ,便处在城邑的统治下 ,早期城乡关系实际就是主从关系。美国学者塞维斯及其后继者所主张的村落 “在政治、文化和政治领域都是一个独立的行事单元 ”、是 “关键的行为主体 ”等观点 ,并不符合中国早期村落的实际。从早期村落的组织演进可以看到 ,无论是宗法血缘编制 ,还是向地缘组织编制的转化中 ,城邑一直是村落的管理者。池田雄一所描述的 几“乎无法确认有公权力的介入 ”的村落是不存在的 ,他所给出的中国国家政体从殷周分权制度经春秋战国过渡到秦汉的集权体制 ,是通过构建 “皇帝 —父老阶层 —自然村 ”这样的实现形式 ,也不符合中国文明发展的实际进程。
最后 ,中国早期村落直接由原始聚落而来 ,保留着较多原始聚落基因 ,在其发展中 ,又处在独特的城乡结构与社会环境中 ,因此孕育了若干富有特色的文化要素 ,诸如守望相助的理念、安土重迁的情结、共有观念与集体精神、宗法血缘观念与伦理文化等 ,对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需要我们进一步发掘与整理。（本文为原文内容节选）
作者简介：马新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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