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2年，我以“无主体熟人社会”为题，在《开放时代》发表了短篇学术随笔。此后，又于2011年在《读书》发表“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一文，通过与“熟人社会”的对比，突显“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特点。在我看来，“熟人社会”的特点是“舆论压人”“面子有价”“社会资本可累积”，“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特点是“舆论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熟人社会特点的周期性呈现”。我想揭示的是，“‘无主体熟人社会’的上述四个特征，显示了变迁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的特性，也显示了‘无主体熟人社会’这一概念的解释能力大于‘熟人社会’的概念。它表明，在村成员人际关系的高度熟悉并非构成熟人社会的充要条件；熟人社会的形成，还取决于农村社区内主体成员的常在”。
“无主体熟人社会”概念的提出，是为了推进对“空心化”乡村社会的理解。虽然乡村“空心化”的趋势至今未见得以扭转，但时过境迁，随着微信这一新的媒介技术在乡村的普及，乡村的舆论场域和社会运作逻辑也在悄悄地发生一些令人关注的变化，呈现出与“无主体熟人社会”不同的特点。
我们知道，舆论压力的形成，有赖于一定数量的生活共同体成员与口头传播中的舆论放大效应。如果乡村社会的主体（中青年）常年不在村，舆论则难以形成，此即“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的“舆论失灵”。但在乡村的微信群里，舆论场域又被构建出来了，只不过这是一个无中心的场域。以下以孙村的两次修路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我在《孙村的路：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一书中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孙村修路的过程。时隔二十多年，孙村在2020年疫情期间再次修路，两次修路都是民间自发的行为，但动员机制却很不同。
20世纪90年代，农民负担普遍比较重，除了完成农业税，还要交纳的各种费用名目繁多，此即所谓的“乱收费”现象。当时农村的收费工作是通过层层包干的机制来推行的。比如镇里下达指标，要求一个行政村今年必须完成多少万元的税费上缴，一个行政村之下又有很多自然村，行政村就划了不同片区，行政村对片区也实行包干制，负责某片区的村干部如果完成不了包干任务，就得自己掏钱填补；如果超额完成任务，剩余则归其自己所有。包干片区的村干部为了完成征收任务，就必须依靠自然村里的民间权威，通过民间权威了解本村各家各户的经济情况。在这个过程中，民间权威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与杜赞奇所说的“保护型经纪”差不多。虽然国家行政力量在这一时期不断向农村基层及各个家户扩张，但由于基层政权需要依赖民间权威，民间权威正好也可以出于村庄自身的利益主张公益事业，要求村干部给予配合支持。20世纪90年代孙村的修路就是由民间权威发起民间乐捐，然后让包干片区的村干部出面征地而协力完成的。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流行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民间社会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行政力量层层渗透和压力之下依然保有其活力。
进入21世纪，国家大力整顿农村“乱收费”现象。2000年“费改税”和2006年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基层的税费征收完全被取消。这看上去是对农民生计及乡村发展非常有利的事情，却又导致了另一些负面后果，此即“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问题。此前因为征收税费和包干制，乡村干部非常有动力去走基层，深入乡村。可是在税费被取消后，基层干部失去了走村串户的动力；再加上“零上访”的行政考核指标要求，乡村干部逐渐不敢、也不愿再深入基层去解决那些实际的、涉及到乡村公共利益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在以财富为人生成功的唯一取向之下，乡村社会里基于公正、道义等声望的民间权威也开始式微。乡村干部下不去，民间权威出不来，这可以说是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一种危机。以致于像孙村这样民间权威本来非常活跃的村庄，在21世纪开始后的20年时间里，再没有兴办过一桩值得一提的民间公益项目。
而2020的春天，由于疫情，所有本应该在春节后分赴全国各地创业经商的中青年人全部受阻，滞留在孙村达三四个月之久，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里从未有的情景。疫情造就了一个特殊的时刻，在这期间，孙村的公益事业蓬勃发展。通过“爱家乡”微信群募捐，滚动筹集了一百多万元的善款，陆续完成了桥梁加固拓宽、水渠护栏、村道硬化、路灯照明等一系列公益项目。
20世纪90年代的孙村修路，是由民间权威发动的、包片村干部配合的、有计划、有目标的公益行动。而在2020年春孙村的公益热潮中，基层行政与民间权威在这场公益活动中都是缺席的，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孙村的“爱家乡”微信群。这个微信群的成员数在最高峰时也没有突破过120人，基本上都是孙村外出创业经商的中青年。这批人虽然同村，但由于平时各自在外，相互之间并不熟悉。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出生的青年，从小跟随父母外出，即使见面，也可能叫不出对方名字。加上这个微信群并非实行实名制，群里昵称满天飞，虽然热热闹闹讨论，但却是一个无中心的言论空间。其“无中心”特点典型体现在这次孙村公益热潮的无计划性与滚动性。一开始其实只是几个同宗的年轻人在线下商议建一个景观性的墙屏，不料引出了拓宽加固此墙屏边上的一座旧桥的动议。“爱家乡”微信群公布此动议后，捐款不断，加上疫情期间中青年集聚村里，人力充裕，线上的捐款几乎与线下的工程施工同步进行。由于款项超过修桥所需，有人因此在群里倡议不如再去固化村道。如此往复，滚动衍生出始料不及的其它五个公益项目，微信群里的人也前前后后捐款了四五次。值得注意的是，大家因为疫情而滞留村里，其实完全可以进行线下联系，但几乎所有的捐款与讨论全部都是在线上进行的。
在一个成员之间并不相互熟悉的、没有中心的微信群里，为什么可以激发出如此巨大的公益热情？为什么弃唾手可得的线下联系于不顾而转入线上联系？这需要回到“爱家乡”微信群。这个微信群里成员之间的相互熟悉虽远未达到“熟人社会”的程度，但微信这一新的技术媒介却很好地建构起一个特殊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不仅时空被压缩，而且陌生感也被压缩。
我在“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一文中指出，只有乡村社会成员达到一定数量并且相互熟悉，乡村的舆论才可以产生并保持一定的压力，所谓“一传十，十传百”。如果作为社会主体的中青年长期不在村，则可能导致舆论弱化乃至失灵。原本乡村的舆论传播需要有一个过程，而因为微信群的存在，舆论的产生在瞬间内就基本完成了。这种无中心、靠事件带动而形成的场域，能够快速地让大多数人了解到公共意见的产生，并将舆论收集和放大。在“爱家乡”微信群里，舆论的产生不需要在时间和空间上展演（如“一传十，十传百”）。我们知道，在实体的乡村社区里，舆论传播的过程可能也是逐渐放大舆论效应或者扭曲事实的过程（所谓“唾沫淹死人”），但微信群里舆论传播的时间和空间在被压缩的同时，舆论传播过程中扭曲事实的可能性也被降到最低程度。而且，微信群里成员的昵称化，也使舆论传播不取决于成员之间的熟悉程度。所以，“爱家乡”微信群的动员能力其实大大超过线下。
但这并不等于说“爱家乡”微信群的舆论传播可以不受到挑战。目前农村里的微信用户还是明显存在年龄分层的现象。在“爱家乡”微信群里，只有一两个成员的年龄超过六十岁。也就是说，孙村绝大部分的老年人都不在“爱家乡”微信群里。本来，微信群里舆论的发酵传播几乎是在闭环中实现的，但由于疫情期间微信群里的成员滞留村中，并且微信群中讨论的又是本村公益事情，群中舆论难免溢出线上，传到某些感觉被边缘化的线下老年人的耳中。加上这些老年人不了解微信群中的讨论动态，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可能在线下制造出偏离事实的负面舆论。所以，在同样一件事情上，出现线上线下两种舆论，并且二者之间展开竞争。
有学界朋友问，孙村在这次疫情期间通过一个无中心场域的社会关系结构形成了合作，问题是微信平台在很多乡村都会被应用，但并不是所有的乡村都能产生孙村这样的积极效果，其背后的社会机制以及乡村公益得以发生的基础是什么？
孙村所在的莆田沿海乡村的“同乡同业”特别发达，因此特别看重乡土社会的团结问题。而如果将孙村的案例放到更抽象的意义上来讨论，它所体现的则是乡土社会的一种韧性，即乡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团结、社会治理的危机，可是乡土社会的力量还是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次疫情期间，在孙村“爱家乡”微信群里爆发出的公益热情，说明乡村社会借助新的媒介技术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格局。虽然仍然存在着中青年与老年人之间因技术鸿沟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应该看到，中国的乡村社会依然是有韧性和活力去应对“空心化”和“无主体熟人社会”带来的困局的。
还有朋友问，在无中心场域的背后或许还是存在着固有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网络。此外，危机作为无中心场域发挥作用的一个突出契机，无中心场域是否有可能发展成一个有效的稳定机制？
无中心场域的背后肯定还是会有社会结构的作用，只是这个结构不一定还是像以前那样围绕中心（如民间权威）而形成的。在莆田这样的地方能够利用微信群形成一个无中心的场域，仍然需要一些条件的配合。如孙村爱家乡微信群的活跃，是因为有事件的带动。而且孙村还是有一些比较活跃的、在外经商较为成功的、有愿望来参与推动乡村社会公益的人群存在，只是这些人可能还并不具备成为一个自然村的权威人物的那种名望，而是要通过做事情来累积他们的社会资本，他们因此也乐意活跃于家乡微信群中。也许他们可能在未来会成长为乡村社会里的民间权威，只是在目前阶段这个场域还是无中心的。
家乡微信群所构建的无中心场域既是目前乡村社会民间权威式微的反映，也是新媒介技术塑造乡村人际交往方式的表现。所以，如果乡村民间权威还可以复现，也许无中心场域将得以改观。而如果新媒介技术对乡村人际交往方式的塑造进一步广泛并且深入，那么，即使乡村社会里出现了以民间权威为中心的秩序，微信群里特有的言论生态和舆论形成方式，也将使无中心场域长期存在。家乡微信群虽然也是一个线上群落，但它是有鲜明地缘性的，一定是交织着线上与线下互动的，激发着群内与群外力量、舆论博弈的。此不可与城市里各种基于业缘、友缘、情缘的微信群一概而论。
所以，家乡微信群并非虚拟社区，也不仅仅是安德森界定的“想象的共同体”。它源于乡村社会，又是对乡村社会的超克，即超越乡村社会的“空心化”并且克服其某些弊端（如“无主体熟人社会”中的舆论失灵等）。关注家乡微信群这个无中心场域，不失为对“空心化”乡村社会、“无主体熟人社会”研究的推进。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说，乡村社会研究需要将家乡微信群的动态纳入视野，将家乡微信群作为一个重要的田野点。就像去巴黎、伦敦、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观光，如果只是在路面上步行，触目所见无非老者、外来者乃至流浪汉，而这些都市里最有活力的常住人口却在你视野之外的地铁里通行。类似的是，我们现在做乡村研究，尤其是做“空心化”乡村研究，如果只是在“空心化”乡村社区做调查，访问留守老人、留守妻子、留守儿童，其所得结论大体是令人沮丧的。而家乡微信群（如果有的话）则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那里有村里年轻人不完全依赖熟悉程度的交流，有各种建设性的议题设置，有时空压缩下舆论的瞬间形成与切换。这个无中心场域是“空心化”乡村的一部分，但与其说是“空心化”乡村的延伸，不如说是“空心化”乡村的转世。这也是我所说的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危机与生机所在。
（作者系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华南农村研究中心教授，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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