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李克强总理督导着力解决“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国务院也印发了《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进一步助推新型城镇化，再次引发了对“三个1亿人”问题的热议。
如何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最近，笔者走访了西部某县，从中得到了一些启示。
改革开放之前，该县是农业大县，基础差，底子薄，人均耕地资源明显低于周边县市，农民常常吃不饱饭。迫于生存压力，一些胆大的农民开始离开土地，外出谋生存。这些农民外出闯荡的经历，使他们积累了资金，学到了技术，掌握了信息，建立了关系网络，不断有人回乡创业，推动了该县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壮大。
就业机会的增多，农业转移人口也逐渐增多，为了消除农民进城落户的后顾之忧，政策明确原有农村户籍上享受的各项权益保持不变，特别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三项权利”继续保留，积极探索相关权益的实现形式。比如建设的农村新型社区，房屋建筑质量好，还是国有产权，并以成本价出售给农民，农民如果用宅基地置换，不需要再多掏钱；相比在宅基地上翻建房屋，至少得花20万元，集体产权不能流通的性质也使得农民的投入成为沉淀资金。
该县的发展历程，给人最大的困惑在于，为什么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几大支柱产业，而周边的县市却不能？老百姓的一句话切中要害：因为人均耕地比周边县市少，农民吃不饱饭，逼迫他们到外谋生。从望天吃饭，到穷则思变出外闯荡，再到回乡办企业，进而形成产业集群，当地农民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彻底将自己从土地之中解放出来。
当前，农民进城落户积极性不高，特别是涉及农村土地制度的相关改革进展缓慢，农民的意愿和政策的导向正好相反。这就需要审视当前的政策是否符合农民实际需求，是否真正接地气。农民落不落户，是用脚投票的，哪里有就业机会，哪里能赚钱，哪里公共服务好，就往哪里走，很显然，那些能吸引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必定符合上述条件，这不仅是农民自愿的结果，更是市场导向的结果。
就近城镇化，不仅要以人为本，更要挖掘人的无限潜能。在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不搞运动式指挥，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实践证明，只要设计好土地相关权利的退出路径，让农民能够从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农民的账比谁都算得清楚。同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创造力，在城镇化进程中能够主动作为，提升存在感。
务农带来经营性收入，外出务工带来工资性收入，附着在农村户籍上的各项权利，探索合适的价值显化路径，会给农民带来财产性收入，增加农民进城落户的底气。另外，通过实施农村土地征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分配给集体和农民的各种土地补偿款，应该集中起来成立发展基金，实施股份制配置，进行产业投资或股权投资，成为农民进城落户之后可持续的财产性收入来源。
作者系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研究员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国土资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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