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希望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并站在生态社会主义愿景的立场，理解乡村视野和城乡协调发展的世界历史文化和生态意义。
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记得住乡愁”这句话很动听，它诉诸我们对乡土的眷念情感，但好像是城里人的事。我希望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并站在生态社会主义愿景的立场，理解乡村视野和城乡协调发展的世界历史文化和生态意义。
我的专业研究一直有很强的政治经济学取向，但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从来都是一体两面的，其终极关怀是价值和意义问题。比如，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之前关注伦理哲学，而马克思对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评旨在人类解放。
这里所指的文化，是人类学意义上的，而非文凭意义上文化。此处的文化也不能被简约到那种被商品化了的文化产品，而是涉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内在传播，即“我是谁”、“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主体性问题。生态涉及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任何政治经济形式得以存在的前提物质条件。
不久前，我在《中国的挑战：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刍议》中，阐述了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我希望通过强调文化和生态的视角，进一步打通从全球到村庄、从国际到国内两个层面的分析，发展生态社会主义“新地球村”思维。
除了批判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阶级问题外，这一思维还涉及国家内部乡村和城市、边疆和沿海，以及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和中心国家的关系等问题。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我深切认识到，非但中国救不了深处危机中的世界，唯有“生态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与世界”。林春在《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一书中，从理论与历史逻辑相统一的高度指出，“中国特色”不是别的，就是社会主义。林春描述了社会主义中国模式的四个基本方面：强大的国家；强大和赋有资源的“公有”经济部门；民生优先的发展；社会组织、参与和权力。
一个强大的国家，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公有”经济部门，比当下说的“国有”更广泛——“国有”并不是“公有”的唯一形式，在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上，就有过强大的集体经济。该书所勾勒的社会主义模式不仅非常清晰，而且具有历史基础和强大吸引力。在这里，我只希望从城乡关系的视野，在文化和生态两个层面做些阐述与补充。
乡村视野的世界历史文化意义
“村庄”这一理念，内含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悖论逻辑。一方面，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就是城市剥削，进而消灭乡村的过程，乡村的生产要素被掠夺，随后被空心化。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叙事框架里，乡村在精神和文化层面是城市的对立面，意味着落后、狭隘，是要被抛弃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把乡村作为转嫁和化解经济危机的安全阀，并且在精神和文化层面挪用和占有它，对它进行理想化和景观化处理。
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英国的圈地运动密切相关，这一过程使英国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这是我们熟知的叙事。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把工人阶级看成是最先进的革命主体。然而，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角度考察，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同样是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部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直接得益于欧洲的海外扩张。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崛起，是个全球性的过程。在全球视野而非英国视野下，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素”和社会劳动主体，除了英国圈地运动产生的英国工人，还包括北美原住民的土地、拉美的白银、非洲的黑奴、印度和中国的农民等。
2015年2月的美国《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中，一篇题为《原住民的土地和非洲人的身体：美国资本主义的源泉》的书评，说的也是这一观点。一旦跳出欧洲中心主义和东西方二元论的认识论误区，我们就会发现，奴隶，连同被驱赶、几乎被灭绝的以土地为生存资源的原住民，是与英国工人阶级同时存在的。这就启发我们，要重新思考机械的线性发展观：这一立场仅仅看到了从奴隶到农民到工人这一后者替代前者的过程，而忽略了所有这些范畴在历史时空中的同时性。虽然这些构建欧洲资本主义的非欧洲因素是“非资本主义的”，但不一定是“前资本主义的”。
这又涉及到如何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更好地把握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和边缘关系，把马克思主义以阶级为中心的立场与反帝立场更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问题。站在工人立场上的反资本主义视野和站在农民／原住民立场上的反殖民主义视野，是交互的、缺一不可的。这是连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南方”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这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是指导思想和实践问题。在实践中，忽视农民问题的代价是非常大的。在现代中国，农民问题一直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在欧洲语境中，崔之元教授就认为，马克思对农民问题的忽视，直接影响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指导战略上的失败和希特勒的上台
印度棉农的破产，中国的鸦片贸易，把非洲黑奴贩卖到南美银矿和北美种植园，大规模向外移民以减轻英国本土的人口压力，所有这些，构成了以英国工业资本主义为核心的“西方崛起”。从1840年到1860年间——也就是中英第一次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段时间，从非洲运往美国的黑奴从25万增加到75万。
更重要的是，和当下有关美国国家角色的新自由主义迷思不一样，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国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一开始，美国国家就是暴力原始积累的引擎，干着驱赶原住民和镇压奴隶反抗的勾当。今天，这些问题依然以各种官方的和民间的、暴力的与非暴力的形式存在。
在温哥华，我所供职的学校位于市区的校区就在原住民一直没有割让的土地上；我的办公室不远处，就有原住民的聚集区，这是温哥华最穷的街区。在这里，沦为妓女、流落街头的100多名原住民妇女失踪了。她们中许多人受到一位白人猪场老板的暴虐后被肢解。这是一个令人发指的故事。在原住民眼里，这也是种族灭绝历史在今天的遗产。总之，北美农业资本主义的历史遗产包括原住民痛苦的挣扎和黑人社区的贫困等。今天，美国黑人社区时有发生的暴乱，也是美国黑奴问题的历史遗产。
有关中国农业为什么不能走美国道路这一政治经济问题，吕新雨教授已经有深刻的讨论。但回到文化层面，我要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密切相关。上述书评中说，通过军事力量，原住民的家园被转化为了“种植白色”的巨大保留地。这里的白色是棉花，但同时也是种族意义上的白色——“优越的白人”。实际上，我们至今还深受内在化了的白人种族主义的影响。作为海外华人，我对这方面更有体会。
比如，中国人移民或把孩子送到国外教育，往往希望到一个白人多、华人少的地方，对其他有色族裔，则避而远之。更令人担心的是，今天在讨论“中国崛起”时，一些民族主义者对殖民主义及其文化表达——种族主义——没有足够的反思和批判，一厢情愿地表达出希望中国步英美后尘的“帝国”心态。由于西方的某些舆论也乐于和急于制造“中国威胁论”，而中国在亚非拉的投资，尤其是中国对这些地方的能源和其他资源的兴趣，往往成为了西方制造“中国威胁论”的话柄。
如果中国模仿美国道路，“我们真的也会阔了”吗？美国人真会把你当回事，与他们平起平坐吗？实际上，美国——或更具体地说，美国的主导阶级——更可能会像《阿Q正传》里的赵老太爷那样，只许他自己革命，不许你革命。你可以成为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的附庸，但美国的“赵老太爷”不会让中国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取代它自身。正如林春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积累逻辑“包含着剥削、宰制、颠覆，这些都阻碍边缘国家的发展”。
同时，由于韩国、台湾等地的成功发展得益于美国的援助和市场以及冷战的特殊背景，它们不能证明依附理论的基本立场是错的。更何况，今天的中国也绝不可能像当年的欧洲白人垦殖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那样，有地缘政治和道德空间去剥夺亚非拉民众。
相对于上述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城市与乡村关系悖论，中国当下的情形与其他国家不完全一致——这部分得益于中国农民不屈的抗争。但是，中国农村也面临同样的矛盾：一方面，农村正在被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所边缘化；另一方面，农村又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根脉之所在。就在几年前中国开始大规模并村的时候，连《纽约时报》也刊登头版文章指出，村庄才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村庄死了，中国文化也就死了。
已成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我的家乡浙江缙云河阳古民居为例，一方面，它早就面临空心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它也面临被挪用和被景观化的问题。这个村庄，与其他一些类似的少数村庄一样，成了城里人，甚至整个中华民族寄托乡愁的标本性地方。2015年春晚《乡愁》那首歌的背景影像，就有河阳的镜头。
然而，好几户村民在被拆了房子或迁出如今成了文物的祠堂后，由于宅基地分配问题多年没有解决等原因，成了住房困难户或感觉利益受损。这些人眼里，民生问题与古民居保护和旅游开发之间出现了矛盾。宅基地是按市场购买力还是按需分配？拆迁或征地过程中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如何保证？村民作为村庄的主体参与村庄建设的积极性有没有得到发挥?城里来的专家在设计规划河阳未来发展的过程中，有没有尊重本地知识，更遑论走“群众路线”和充分征求村民的意见？最起码，这些规划村民是否知情？
这些问题，加上村庄内外复杂的政治经济权力关系和社会分化、村庄选举政治对一个以血缘和宗族为纽带的熟人社会产生的社区撕裂影响、村民们对公权力机构的信任度、对村庄未来不同的想象、信息的公开性等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相互纠结，使一个小小的河阳，跟整个乡土中国一样，处在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那场中国革命是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不仅挑战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而且为中国农民赢得尊严和主体性开创了可能性道路，也为世界下层民众赢得尊严树立了标杆。在今天的中国，随着资本下乡和农村变成城市人后花园的进程不断加快，随着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不断侵蚀农村和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如何重构农村社区，维护农民、农村、农业的尊严和主体性，如何定义什么是好的生活，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世界历史文化意义上的问题，绝对不是简单的靠经济发展就可以解决的。为了避免中国重复农业资本主义的道路，我们有必要对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内在化了的白人种族主义进行意识形态和文化层面上的双重批判。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崛起的声音不绝于耳。有些美国精英正在担心中国会取代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在中国国内，也有不少飘飘然的声音。但是，如果可以说土著人的土地和非洲人的身体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源泉，那么，在今天，中国农民的土地和农民工的身体，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秘密。
今天，在“小岗村”早已完成了它为改革鸣锣开道的意识形态符号作用之后，在广东乌坎、浙江画水成为农村围绕土地和环境而爆发的新冲突的符号之后，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中国何去何从、中国农村何去何从的问题。就像农民问题曾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样，今天，乡土文化的复兴是中国“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而追求这种软实力，正如黄平在一篇访谈中所指出的那样，最关键的不是如何走出去影响别人，而是我们应该有一个自己视为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文化伦理格局，广大人民身在其中，自得其乐。这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更是一个寻找精神家园、重建社区共同体的过程。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关注乡土中国，并不是要简单地回到过去——我们既没有理由把过去浪漫化，实际上也回不到过去了。拿我个人来说，首先，由于我出生的岩山下自然村已被并成河阳村的一部分，我不知回到岩山下还是河阳——从行政意义上，岩山下这个村已不存在；其次，我出生的那间“十八间”厢房，现在房门紧锁，从窗户往里可以瞧见里面堆满了我父母用过的农具。房子的主人——男权社会里我的弟弟，已离开村庄谋生多年，早已找不到开启房门的那把钥匙了。众所周知，到了改革开放后期，年轻人继续留在农村，已经很难看到未来了。实际上，在中国语境下，“回到过去”是一种特定修辞方式，以此打压有关中国未来走向的讨论。我们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走向未来——不是所有人都不得不到城市，而是要让乡村留得住年轻人，在那里过上一种怡然自得的生活。
要回答什么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好生活，需要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变革，需要挑战劫持了什么是好生活想象的西方消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还需要中国社会科学进行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的创新和范式革命，彻底抛弃西方中心主义、城市中心主义，扬弃资本主义发展本体论和资本积累的逻辑。
如果跳出发展主义，并从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一角度看，我们也许对“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问题会有新的认识。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陷阱”本身会不会就是一个资本逻辑和发展主义逻辑内的问题？首先，在一个贫富非常不均、极少数人占有大量财富的社会里，基于“人均收入”的“中等收入”，是个非常有欺骗性的指标；其次，分配不平等，生产过剩，底层消费能力不足，是经济危机和发展“陷阱”的根源。
更何况，西方早有研究表明，GDP增长到了一定的程度，不会给国民带来更多的幸福感。今天，用壮士断腕的决心推动更激进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只能带来更大的不平等。我们更需要推动的是新时代的“潘晓讨论”，对那场为利己主义思想和丛林法则正名的讨论进行否定之否定，重新讨论什么是人生目标这个问题，进而确立生活的意义。
要开启新生活，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19世纪的发展观，思想资源在中国，在全球的南方，在欧美反帝、反资和同时反种族主义的学者以及原住民那里，在我们展开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双重批判这里。在河阳，传统文化强调“耕读家风”。我就是在“耕读家风”的潜移默化下成长起来的，我祖辈所建“十八间”的院门上，则赫然写着“淳朴家风”四个字。
从“耕读”、“淳朴”这四个字里，我深感这是一种追求物质和精神、体力和脑力平衡的、非消费主义的生活。在温哥华，在读过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伊尼斯等人的著作后，我发现了加拿大原住民思想家们。2013年夏天，在我主办的学院40周年院庆国际学术会上，我们请来了三位原住民理论家做会议的主题发言人。
他们是北美原住民文化500多年来几近被毁灭后的新生思想家，他们来自哥伦比亚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维多利亚大学这些殖民历史刻在其名字上的北美大学，他们具有北美最前沿的批判学术思想。
他们关于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思想，与我的中国农民先辈有共通之处。而他们彻底的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思想，又是我所熟悉的西方批判思想难以望其项背的。其中的格林•科塔德（Glen S.Coulthard），刚出了一部名为《红皮肤,白面具》的书。这一书名与20世纪非洲著名反殖思想家范农的名著有明显的对话关系，而作者自称是他所属的德尼部落的共产主义者。
乡村视野与生态社会主义理想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是马克思所说的“代谢断裂”的过程，即人与自然物质交换关系的断裂过程。为了弥合这一断裂，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有许多工作可做——一方面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一方面深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研究，从而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思想和文化基础。在文化方面，我认为，把“天人合一”当作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应该毫无争议。如果要说“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而不应该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如果说中国特色就是社会主义，那么，这样的社会主义，必定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这才是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定义。而社会主义制度也是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
同时，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近20来年在“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方面已有许多突破。根据美国《每月评论》杂志主编、激进生态社会主义者福斯特的分析，西方生态主义思想已经历了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发展。
在“第一阶段”，即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西方的生态主义者——有的也自称是“生态社会主义者”——多少受“绿党”的影响。当时，他们希望与斯大林主义以及作为共产党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科学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也希望与因苏东剧变而处于危机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保持距离，有些人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生态主义思想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只“绿”而不“红”。他们并没有在汲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激进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生态主义理论体系。在政治上，西方第一阶段的生态主义者更接近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即资本主义改良主义的立场或“绿色资本主义”。
此后，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马克思与自然》（Marx and Nature，1998)、《马克思的生态学》（Marx’s Ecology 1999)等著作的出版，以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深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态视野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展。这些研究表明，马克思早已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被破坏的程度和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生态危机。而《每月评论》2014年第10期上发表的一篇对马克思有关现代农业问题的笔记研究，则更清楚地表明，虽然马克思在早期曾对现代科技对农业的影响表示乐观，但基于他所掌握的当时最前沿的农业化学知识，马克思已经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农业科技应用对人与自然交换关系具有不可逆转的破坏作用。
正是在这些最新研究的基础上，西方一些生态主义者的思想进入了更激进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彻底反对资本主义和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然科学基础和“科学性”的阶段。对这第二阶段的分析者来说，“绿色资本主义”这个词本身就自相矛盾——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生态危机不可能靠资本主义体制本身来克服，不管具体的手段是绿色技术还是碳排放的市场交易机制。总之，正如福斯特指出，马克思不仅认为资本主义损害了劳工和土地这两个财富的源泉，而且认为社会主义的定义包含生产者联合体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合理规制”。我以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科学”一词才回归了其本义。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重新定义生产目的、超越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活逻辑：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被剥削的劳动者往往从事异化的、浪费的、破坏生态的生产，为资本积累而消耗自然资源和自己的生命。然而，异化劳动不仅局限于富士康般的血汗工厂，“世界工厂”早已把触角伸到了麦克卢汉意义上的“地球村”每一角落，剥削着农村里任何具有劳动能力的人群。比如，在我生长的村庄里，不少老年人和妇女从事非常简单和机械的“来料加工”工作，主要是装配微小的塑料小玩意儿，如笔头的小饰品等。他们是全球资本主义这架生产机器最末端、最不需要技能、最低廉的劳动力。用我一位邻家姑姑的话说，她知道她做的东西是“垃圾”，也知道卖到国外也是“垃圾”，但她没有别的出路。
当然，说到垃圾，就不能不提到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对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态破坏，包括中国的农村已是电子垃圾和城市垃圾的倾销地这样的事实。比如，广东贵屿已经成为西方电子垃圾的最大堆放地，不仅造成当地环境污染，更让本地人的健康受到极大威胁。
与此同时，中国农村的土地正被逐步商品化，而更激进的中国新自由主义者不仅力推土地私有化，还认为这是效仿美国的“先进”制度。实际上，在北美，原住民的反殖民主义、反资本主义斗争一直围绕着土地问题而展开。在原住民的思想里，人和土地的关系不是一种占有的概念，而是一种馈赠的概念；土地不止被看成是人的一种物质资源，更被看成与人形成一种互惠关系。换言之，除了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我们还有必要从文化和生态的角度丰富对土地的认识。在这点上，北美原住民的认识和中国农民的认识也是相通的。也正因如此，我反对文化本质主义和简单的东西方二元对立〔17〕——我本人生于“东方”，现在又来自地理意义上的“西方”，而原住民一直在“西方”的土地上。
上面所指的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合理规制”，必然涉及农业知识。前面讲到，马克思十分关注现代农业科技的应用对土地造成的损害。这使我想起《四千年农夫》以及这本书所昭示的谁“先进”、谁“落后”、谁有知识、谁在学术思想前沿的问题，与我们今天重新发掘被抛弃、被压制和边缘化的知识体系和思想的迫切性问题。
《四千年农夫》是美国农学家富兰克林•H•金的遗著。他在20世纪初，就意识到美国现代农业的不可持续性，因而来到东亚研究“永续农业”和东亚农民是怎么种地的，并把这些农民描述成是在生物、化学、土壤、气候方面拥有丰富知识的专家。这本在辛亥年间在美国出版的著作，记录了许多东方农民的传统农业知识，如今成了美国有机农业实践者的指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本书在2011年，正值它在美国出版后的一百年之际，在中国农业滥用化肥和农药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今天，被翻译成了中文在中国出版。
当然，就像我前面提到的电子垃圾问题，当我们谈环境和生态时，就不能离开国内、国际层面的正义问题。不久前，柴静拍摄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引发了极大的争论。批评者把矛头指向柴静倡导能源产业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倾向，以及全片的城市中产阶级立场：因工厂被关闭而失业的工人和受更严重的水污染和土壤污染之害的农民是不被当作主体的，他们最多是被同情的对象。
需要指出的是，比城市雾霾问题更严重的土壤、水源等污染最终也会通过食品影响城里人，而这也恰恰证明了城乡关系视野的重要性，以及在今天的语境下如何重构作为主体的“工农联盟”的迫切性。国际层面上，在此前哥本哈根国际气候会议问题上，柴静对中国科学院的丁仲礼院士做过一次访谈。
访谈中，柴静俨然内化了主要西方国家在碳排放分配中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公正立场，以致于引起丁院士反问：中国人是不是人？如果一个国家颇有影响的媒体人，一边忽视国内不同阶级和阶层间的环境正义问题，一边把西方在环境问题上的立场当成“普世”的立场，那么，环境领域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维护其特权地位和西方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及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新场域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经过30多年的商业主义转型，中国媒体本身早已被做强做大的资本逻辑所驱动，并沦为了强大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推销工具了。
总之，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持续的农耕文明，作为一个在20世纪进行过血与火的土地革命，在宪法中明文规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至今依然具有在21世纪引领世界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资源；另一方面，从化肥农药在当下中国农业中的过度使用，到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在土地和环境等问题上的新自由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立场，再到中国最边缘的劳动力也已被卷入世界工厂的生产这一事实，生态社会主义愿景在中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结语：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的“新地球村”
在不久前的一次演讲中，我指出，在一定意义上，农民是中国的原住民。需要补充的是，中国的农民，当然也包括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农牧民，是人民共和国的主人，他们与北美保留地上的原住民有非常重要的政治主体性上的区别。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人民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北美的一些原住民至今还在争取他们的“主权”——在他们眼里，北美的国家政权依然是垦殖主义者政权的延续，而不属于他们。
在中国语境下，强调乡村视野，旨在希望实质性地提高农民和农民工的政治代表性、话语权和参政机会，从而真正落实“人民民主”。需要强调的是，要在村庄层面实现真正的民主，就要超越简单的农村选举政治，而在具体的工作中让村民实质性地参与乡村治理。同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国需要在抗击与资本主义“接轨”的过程中，争取自主发展的空间，逐渐改变目前这种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
当然，在思想、文化与传播层面，必须坚持不懈地批判西方霸权和内在化了的种族主义。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超越资本主义、城市中心主义和工业主义，实现“新乡土主义”或“新地球村”愿景。之所以是“新地球村”，是因为麦克卢汉意义上的“地球村”不仅在象征层面掩盖了国内、国际不平等关系，而且具有技术中心主义的色彩，而我所想像的“新地球村”，既是象征意义上的，更是实质意义上的。它既涉及重构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也涉及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它是生态的、社会主义的，也是科学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
回到河阳这个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村庄，当下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古民居保护和开发中，在她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使村庄依旧属于河阳村民的村庄，并能拥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如何以村民为本、民生为本，以及以村民自我民主管理和主体性重构为核心，进行社区再造，促进农耕文明的承传和河阳作为“新地球村”的复兴？文化和生态资源是社区共同体的公共财富。
正因为如此，河阳只有也必须在林春所倡导的“共产主义道义经济”框架中才能健康发展。我以为，除了在新历史条件下把农民以集体或合作经济为基础和共享共赢为原则组织起来，从而把乡村共同体变成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的生态社会主义建设前沿实验区，任何其他选择都是不可欲和不可行的。
作者简介：赵月枝，西蒙•弗雷泽大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浙江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执行院长。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乡土•文明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