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仍然有不少社会“精英分子”认为，牧牛悠悠、炊烟袅袅、渔舟唱晚、天人合一的农业生产方式与农村生活模式才是人类与自然最美好的存在形态和最和谐的治理状态。然而，这种充满了中国乡土社会狭隘价值观念的浓郁乡愁，并非为今天的改革开放突出重围所提出的新生思路，而是反映了部分人遇到问题便想回头的陈规陋习。实质上就是对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时代大潮所表达出来的一种情绪抵触，也是为正在走向衰亡的传统农业农村社会而谱写的一曲悲伤挽歌。
为此，作者撰写《莫让浮云遮望眼——乡愁思潮批判》系列文章，今日推出首篇《乡愁只是文人骚客对农耕文化的深切眷恋》。
20世纪80年代，一曲优美动人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曾经唱响大江南北，唱出了对当时中国农村发生巨变的喜悦和憧憬。“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冬麦，那个一片高粱；十里哟荷塘，十里果乡……”。
实事求是地讲，被这首深沉婉约之歌所拨动的并不是广大农民群众对现实中农村生活所激发出来的那热情洋溢之心弦，而应该只是众多新生代城里人离开故土后仍然深切眷恋着的一种浓郁“乡愁”。
其实，这种浓郁“乡愁”并不是改革开放以后产生的新生事物，而是在2000多年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心目之中，就从来未曾断绝过。但“乡愁”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与时代缘由？其中蕴含哪些主要内涵和本质特征？几乎很少有人去仔细琢磨和深入思考过，因为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确实是个说不清、道不明，很容易让人蒙圈的复杂事物。
把“乡愁”视作对过去农业时代与农村社会的一种怀念与情感，应该大致上不错。一些词典如“百度”诠释说，如今的“乡愁”就是指那些出身于农村的城里人“怀念家乡的忧伤心情”，说得也算不太离谱。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村人通过各种路径进入城市打拼，面临不少难以预测的风险和难以言表的苦衷。但家乡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耕牛悠悠、炊烟袅袅、春花夏雨、秋收冬藏，那里沉淀了太多的幸福往事与复杂思绪。怀念家乡更多时候是种甜蜜的感觉，说着说着便让自己的心情忧伤起来了，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此，有专家认为“乡愁”的本质属于一种心理层面上的情绪渲泄（禹建湘2017）。
我们觉得，如果乡愁的内涵与本质简单得只是一种心理层面上的情绪渲泄的话，就很容易混淆乡愁的历史性与时代性之间的有机联系，不仅难以深刻地揭示乡愁的精神特点与现实意义，也会因为缺乏足够的正能量而得不到顶层决策者的支持与欣赏，更不可能聚焦成一种力量磅礴的社会思潮，使其千百年来一直萦绕和激荡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
喜欢也好，讨厌也罢，从来就不是无缘无故的事情。时至工业化城市化早已如火如荼、一日千里的今天，仍然有人还在声情并茂地抒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忧伤，甜甜地自我沉浸在“富春山居图”的虚幻意境里，并且顽强地将这种只有在古代中国历史上才反复出现过的思潮，突出地提升到新时代主流舆论的中心地位上，确实属于耐人寻味之举。在我们看来，至少说明了现在还有一大批人特别是某些社会精英们对于传统农业形态与乡土文明仍然痴心留恋、执着向往和无限追求。
我们认为，当前这种乡愁思潮的再次泛起，并且能够在全国出现席卷之势，恐怕不能视之为一个孤立的文学意义上审美观的讨论，应该与我们五千年来从未断裂过的农业农村历史有着极其紧密的依存关系或曰现实反映。不敢说乡愁正在被某些势力当作意识形态工具了，但确实反映了传统的农业形态与乡土文明的思维惯性正在与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进程进行着顽强的抗争。
从小学时代教科书就告诉大家，古代中国是一个让炎黄子孙无比自豪的农业大国。几千年血与火的历史记载证明，中华民族创造的农业生产方式经与游牧生产方式、商旅生产方式的反复竞争与往来厮杀，不仅把独特的农耕文化演绎得极其威武壮烈，而且还在不断地完善与升华。有人断言，如果不是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野蛮入侵打断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发展进程，也许还真的可以说中国创造的农业文明应该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存在形态。
众所周知，从事农业生产不能像游牧民族那样随水草而居，到处自由地迁徙，必须依赖土地资源这个“命根子”才能顺利展开。同时，围绕固定的土地条件即生存空间进行农业生产不能超越一定的活动半径。在此范围内，人们依据血缘关系与宗法制度会自然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生活社区即自然村落。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从事农业经济活动，农民、土地、村落总是被高度重叠在一起，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这个生产生活的全息场景之中。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随着生存空间、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这三大要素的有效配置与相互作用，久而久之，一种崇拜土地、热爱故乡、安土重迁、守望相助的农耕文化便根深蒂固地植入到了世世代代生生不息中国人的血脉与骨髓之中。
完全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内涵就是弥漫在中华民族芸芸众生心灵深处的这种农耕文化，也叫乡土文明。而乡愁从意念到思潮的逐渐兴起与不断嬗变，则正是以传统农耕文化为基因和乳汁而孕育成长的逻辑产物。所以，乡愁有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演化递进过程：底层逻辑是对故土家园和父老乡亲的眷恋；宏观层面是对农业农村社会的怀念；实践中的核心目标则是对国家长治久安的期盼。
通过深入细致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真正把乡愁情感拥入胸中并且有能力通过各种路径表达乡愁意念的人们，基本上是以知识分子和朝廷官员为主体的社会精英阶层。
例如，西汉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乡愁诗恐怕是汉武帝刘彻的侄孙女——史称“江都公主”的刘细君的《悲愁歌》。汉武帝为了与匈奴和亲，将她嫁给乌孙国的单于。刘细君在遥远的西域十分怀念故乡：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再如《汉乐府·十五从军行》中那位“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的老汉，显然不是一般的老兵。《汉乐府·木兰辞》也曾讲到“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所以说，乡愁思潮的源头与尽头，反映的都不是普通农民即“下里巴人”的利益诉求，而是“阳春白雪”阶层中精英分子的一种精神反映与理想追求的体现。
根据我们对典籍的追溯，乡愁情绪于文字上的最早表述，应该是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所形成的《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其次是先秦屈原《离骚》中的“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两者的年代虽然相隔较远，但背景与境界都是描述公职人员远离家乡时对故土的那种忧伤彷徨与悠然思恋。
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是湖北人。他对老家襄阳农村的情况十分熟悉，感情也特别深厚。有一次，朋友请他去乡下喝酒聊天，他很随意地写了一首诗叫《过故人庄》，竟然成为了古代中国农村田园生活的一曲绝唱。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全诗用语极其平淡而通俗，叙事亦非常自然流畅，没有半点故意渲染和刻意雕琢的痕迹。如绿树环绕的生态村庄，青山横斜的美丽景色，风和日丽之下，四周一片稻菽正在茁壮成长，犹如一幅清淡恬静的水墨图画。朋友可能就是本村种田的农民，也可能是来自襄阳城里的文人，大家欢聚在村头场院（现在应该叫“农家乐”）之中，临风于菜圃之旁，频频把酒之间，畅谈庄稼的长势和今年的收成。
读到此诗，会立马感觉气氛亲切，情感真挚，环境自然，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扑鼻而来，让人对农村田园生活的美感充满了诗情与画意，对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物质与精神的和谐产生了强烈的憧憬与追求。“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显然被深深地陶醉在这种田园牧歌式的农村生活之中。
同样充满了美妙绝伦之乡愁意境的诗歌，还有南宋时期著名文豪陆游写的《游山西村》：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陆游当时因政见不同遭到弹劾罢归故里，心情十分郁闷与忧伤，一腔愤恨正待发泄，但家乡一片丰收的景象与人们宁静、欢悦的氛围，这种纯朴的农村生活给了他极大的欣慰，“乡愁”思潮的社会底层逻辑一目了然。
与陆游同时代的范成大也有一首《四时田园杂兴》，其中之二的“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亦给后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是平江吴郡（今江苏吴县）人，对南方农村农作物的各类与特色很熟悉，非常细腻地描写了农民初夏时节紧张的劳动气氛，让人读来逸趣横生，思绪飘逸。
由各个朝代知识分子们接力创作的这一首首脍炙人口、叹为观止、传诵千古的山水画般的文学作品，具有十分典型的美学意义，渗透着人们对于淳朴自然、恬静闲适的田园风光的由衷崇拜和无限遐想。久而久之，乡愁便由情绪价值变成了社会思潮，最后成为国人的审美标准和新的世界观。
乡愁思潮之所以能够获得中上层社会很多文化人的高度认同，还因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精英及其代言人亲身修为过的生活范式，更是逐步升华并扎根在心中的理想境界。
中国古代社会中，不仅只有那些闲云野鹤式的文人骚客们在诗词作品中热情讴歌山水田园生活。科举制度打破了传统门第对“官场”的限制之后，大量的农家子弟得以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挤进上层社会，不少人还通过辛勤努力最后当上宰相、尚书等一品大员，成为了泱泱大国朝堂中的决策层人物。而出身于乡野的这些文人士子为官之后对于自己家乡那种恬静的田园生活仍然有着一种称得上本能式的怀恋和向往，甚至可以说是刻骨铭心、深入脑髓的自觉。
由于历朝历代都奉行“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加之上述官场精英分子潜移默化的长期影响，很多同属于农家子弟出身的现职官员们在内心深处对农业生产、农村社会、农民生活充满了尊敬与期盼，市中心认同这种自然而然的“三农”存在方式与运行场景，就是美丽社会形态中最时髦和最有效的一种制度“供品”。
当然，我们在分析古人特别是被官场文化“浸淫”过的那些文人思想的时候，恐怕不能把他们捧为至爱的“山水”与“田园”简单地等同于农业、农村、农民的概念，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庙堂”、“官场”或“朝廷”相对应的一种具有社会环境意蕴上的用词。
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世称“范文正公”的范仲淹先生借《岳阳楼记》抒发情感，讲了一句千古不朽的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这“江湖之远”，即泛指下层社会的烟火民间。他们拿山水田园来说事儿，“醉翁之意”不完全在农业与农村，而在官场与朝廷。
前面所言的关于农业文明的评价，即使与同时代世界各地的生产与生活模式相比较，中国开创的农业文明也未必能被断言为人类社会先进的存在形态。但是，在古代那些出身于平民阶层的中国官员以及大部分传统知识分子看来，他们所经历或所见所闻的农业生产方式、农村生活场景和农民的自由自在，就是典型的山水田园式的美学境界和闲暇恬静式的生活归宿。在这里，他们亲近自然、走向自然、与世无争的心态、天人合一的处境、与山水园林为友的志趣，几乎都能得到尽情宣泄和充分体现，成为其身心的疗养院和精神的栖息地。
在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基调的“色彩斑斓”的世界里，农村山水田园式的美学境界和闲暇恬静式的生活归宿，并且在此基础上构建出和谐稳定的社会治理模式，恐怕全天下再也没有比这个生存形态更让他们孜孜以求、欣欣向往的美好社会了。因此可以说，这就是绝大多数知识精英分子心目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真正“乡愁”。这个富含着信念与理想的社会存在形态，值得为之陶醉、为之讴歌，甚至值得为之献出生命。希望它即使海枯石烂、地老天荒也能够没有变化，永远永远地存在于人世之间。
作者简介:宋亚平，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党组副书记、研究员，政协湖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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