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一代六零后的人生记忆里，贫穷是挥之不去的旧梦，许多的人生习惯都根源于此。比如，进超市一定会选减价打折的商品，知道“便宜杀穷人”的道理，但经常上演“老太太吃苹果，总是吃最烂的那个”故事。在家一做菜就是大盘大碗，下个饭馆总得将剩菜打包带回，然后放在冰箱里，反复吃得恶心，放坏了才会心安理得地拿去倒掉。
习惯是人生的顽固烙印，就像拖在身后的尾巴，想割掉并不容易，它反射着个人的成长史，也保存着中国人几十年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历史记忆。抛掉不必要的贫穷印记，但不能忘记共和国这几十年的节俭艰难的奋斗史。
特别是当我们“富起来”的时候，许多习惯还需要刻意保留，今天我们生活中的浪费太惊人，甚至有些肆无忌惮。居安思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存教训。面对“强起来”的历史使命，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说到艰苦奋斗，就让人想起大寨。大寨本是个平凡的小山村，这个小山村却发生了不平凡的故事。现在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人，都会知道这个故事。在那个时代，大寨的名字可以说响彻云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神州大地，到处是“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到处掀起改土造田、大搞农业基本建设的热潮。中国最大规模的农田改造、水利建设、农技普及，甚至包括改革开放以后的飞跃发展，都断不掉这段难忘的历史记忆。提起“大寨”，让人鼓舞，让人辛酸，让人有太多的联想。
大寨的联想
我第一次去大寨，是在2002年的国庆节。坐在从太原到大寨的大巴车上，新修的柏油马路宽敞笔直，路修得很好，收费站也出奇的多，几乎是十来公里就要收一次费。路边的村庄稀少，半新不旧，路上跑的多是运煤的大货车，让人想起山西是个能源丰富但经济还不够发达的省。
横穿黄土高原的黑油油的柏油公路，对比得两边的土地更加干燥和原始，缺水缺生机缺变化，似乎亘古就是如此。正值秋收的季节，几乎所有的土地栽种的都是玉米，反映出种植结构仍旧单一，田间地头也很难看到灌溉系统，说明大部分的土地，依然是靠天吃饭。戴着白毛巾的农民，正一棵一棵采摘着玉米棒子，如果不是地头停着一辆拖拉机，你很难判断出身处那个年代。
望着黄土高原特有的地貌，耳边总想起那首终生难忘的歌曲：“学大寨，赶大寨，大寨的红旗迎风摆……”。我的眼前浮现出当年农业学大寨时的情景：在寒风凛厉的冬季，传统的农闲被火热的农业基本建设所取代，工地上到处红旗飞舞，开山劈石的炮声隆隆，高音喇叭播送着旋律高亢的革命歌曲和激昂的政治口号，人们一趟又一趟地挑土造田，扁担在肩膀上吱吱作响，疲惫的脸上，印着辛苦，也映着希望。“农业学大寨”和那个时代的其他政治标语，写满全国农村的每一堵墙壁，写满每一个山头，甚至每一块平整的石头。
落后的农业和饥饿的人们，是“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经济背景。站在大寨村的虎头山上，听着导游的介绍，让人感觉到当年的大寨人确实了不起。这是一个黄土高原上最平常的山村，依山却不傍水，顺着山势铺开的坡地，靠着天老爷赏赐的雨水收获着不多的希望；山沟里的田块，经常会被一场急雨冲刷掉一年的艰辛。大寨人就是在这种“七沟八梁一面坡”的恶劣生存环境下，过着久远而贫穷的生活。
历史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年代，陈永贵为首的农民共产党员开始领导当地村民，做起了祖祖辈辈都不敢想的事：依靠集体的力量，改造贫困的山河！他们三战狼窝掌，屡败屡战，用了三年时间在最大的一条山沟里造出22亩土地，树立起大寨人百折不挠、艰苦奋斗、战天斗地的精神，接着用了二十年时间将四千多块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2900块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又在山区造人工平原，将土地集中成900多块的“海绵田”，使粮食亩产从一百来斤提高到一千来斤。
1963年大寨遭遇大洪灾，大部分家庭没有了住房，庄稼地也多被冲毁，大寨人响亮提出“先治坡，后治窝”，不仅没要国家一分钱的救济，还超额完成了粮食上交任务，又用了三年时间，全村统一建设起人均2间的农民新居，村民过上了半共产主义的温饱生活，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
刚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中国，贫穷和饥饿是急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大寨人在无意中树立了一个榜样，升起了改变中国落后农业的希望，更吸引了急于寻找中国迅速发展出路、对农民极有感情又富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主席的注意，称之为“穷山沟里出好文章”。1964年毛主席向全国正式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伟大领袖的一句话，改变了陈永贵的命运，改变了大寨的命运，也改变了全中国许多人的命运。
“农业学大寨”运动，随着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的升级而不断遭到扭曲，逐渐脱离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造落后农业的本意，成为一场政治运动的特殊伴生物。陈永贵从一位基层党支部书记，飙升为国务院副总理，最后默默地病死在北京。
大寨也升级为全国学习的典型，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圣地，成千上万的人络绎不绝地来这里参观取经。这个面积1.8平方公里、如今也只有五百来人的小村庄，在七十年代曾经接待过全国各地960多万人次的参观团，还有五大洲134个国家二千多批二万多外宾的光顾。
学大寨运动，波及到整个中国的农村，无论是东部的平原地区，还是西部的山地高原、戈壁荒滩，到处都是“农业学大寨”的火热场面。大批判和大生产奇妙地联系在一起，贫穷劳累和乐观向上结合在一起，农业基础设施改善和事倍功半劳民伤财也同时得以表现，以“运动”的方式来促进农业发展，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我当时只是一名13岁的中学生，也有背土造田的任务，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风大、寒冷、肚子饿，时间过得特别漫长，好不容易熬到天黑了，有时还要搞“挑灯夜战”。我们在河滩上艰辛地干了一个冬季，夏天的一场洪水就把劳动成果冲个精光，改造出来的大寨田，没有收获过一粒粮食。最惨的是我的一位中学同学，他在排除哑炮时，和那块大石头一起永远地消失了，直到今天，他那张总是挂着鼻涕的憨厚笑脸，还经常浮现在我的脑子里。
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特别是在1983年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全国农村的面貌大多焕然一新，大寨却有些迷茫了。学大寨的政治运动，扭曲了大寨精神和大寨人的形象，大寨的牌子不再响亮。
老先进变成了后进，原来人山人海参观的场面不见了，大寨街道上堆着垃圾，房檐上长出了荒草，十年换了四任党支部书记，干部和群众都着急。1991年，当年的铁姑娘队队长郭风莲重新担任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重新凝聚大寨人的思想和干劲，重新为大寨定位，原来是全国学大寨，现在是大寨学全国，大寨又在建设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再次创业。
大寨再创业
或许有不少的人，都有这样的好奇心，改革开放以后，走出“先进变后进”的迷茫，大寨会变成什么样？
汽车一进入大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旅行社的招牌，那是七十年代典型的灰色大楼建筑。大寨两个红色大字，伴着一排飘舞的红旗，醒目地立在人民公社时期的二层陈旧砖楼上，门前停放着许多旅游车，旁边是一座新建的七层宾馆，形成鲜明的时代对比。
汽车直接把我们拉上了虎头山，这里已经变成了花果山，山路铺上了平整的石板，修砌了台阶，空气十分清新。虎头山原本是黄土高原上最常见的那种荒山秃岭，干旱得石缝里直冒热气。
从五十年代起，大寨人就在改土造田的同时，开始植树造林，六、七十年代周恩来总理三访大寨，每次都强调发展林业和灌溉，大寨人几十年如一日地绿化山头，终于让虎头山彻底改变了模样，全村林木面积达一千多亩，覆盖率近百分之四十。
1996年被山西省政府批准为省级森林公园，虎头山不仅收获林果，更带来源源不尽的旅游收入，据说2002年仅门票一项，就高达120多万元。大寨人感激周总理的关怀，在当年总理指点江山的地方，专门修建了总理纪念亭。站在这里遥望，整个大寨基本尽收眼底，公社时期整齐划一的半窑洞式建筑，在阳光下显得古旧，新修的12幢别墅式农民新居，红砖红瓦排列整齐。
山坡上过去用来灌溉农田的储水小水库，配套建设上亭台走廊，巧妙地变成了森林公园的景点。大寨人重情，小水库仍旧称之为军民池或者支农池，这是当年解放军帮助建造的；山脚下的引水渡槽，则被称之为团结沟渡槽，因为当年来自边疆的少数民族参观团，参加了渡槽建设的劳动。
渡槽的那头，是正在修建的大寨文化展示馆，据说投资了三百余万元，自上而下分为四层，每层院落自成体系，集别墅休养和文化创作展览于一身，白墙红瓦依山而建，错落有致。
虎头山上还建有一座“郭老诗魂碑”。1965年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率一批科学家到大寨访问，大受感动，挥毫写下了《颂大寨》诗一首：“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人是千里人，乐以天下乐。狼窝成良田，凶岁夺大熟。红旗毛泽东，红遍天一角。”1978年郭老去世，留下遗嘱要将骨灰撤向大寨的土地，由其夫人于立群女士乘飞机完成了其遗愿，将郭老的骨灰永远留在了大寨的山山水水。在1992年11月16日郭沫若百年诞辰时，大寨人专门为其立了诗碑，以纪念这位对大寨有真感情的人。据说诗碑的设计还很有讲究：碑座象征砚台，古柏象征毛笔，碑后的墙壁象征白纸，意味着郭老对大寨有诉不完的心曲，书写不完的话题。
当然虎头山上最壮观的纪念物，还是大寨前任书记、当年中国的副总理陈永贵的墓地，从这里能够看到大寨全境，也可以隐约看到昔阳县城。
游客很多，几位导游竭尽全力地大声讲解，虽是人声喧哗，墓地旁边的松树林里，却是群鸟争鸣，格外清脆，显出一种特别的宁静。陈永贵是中国唯一的“不脱产”高官，虽然贵为大国副总理，还坚持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劳动，而且仍旧依靠大寨工分生活，只领取部分职务津贴。
陈永贵在北京去世后，骨灰送回了故里，大寨人为他们尊敬的老书记举行了简朴而真情的葬礼，将他埋葬在自己生前选中的地方，以后又三次为他修坟，形成今天的规模：中间是一座圆形的墓，外面围着半圈石墙，后面是护墙，前面立着汉白玉的墓碑。正面顺着山势，大寨人自行设计、自行投工建设了228级青石台阶：最上端为72级，象征陈永贵走过的72年生命历程；中间38级，象征陈永贵的38年党龄；最下面的8级，象征陈永贵在北京工作生活的8年。台阶完结后，是一尊陈永贵的大理石雕像：满面风霜皱纹，扎着白毛巾，穿着对襟衫，欲说还止，欲笑还休，憨厚中透着坚定。也许在大寨人心里，陈永贵永远是他们的老书记，永远是一位朴实的大寨农民。
陈永贵的雕像前，就是著名的大寨展览馆，宽敞的大厅里，以翔实丰富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分七大部分的内容介绍了大寨这个小村庄半个多世纪的变迁。毛泽东主席当年接见陈永贵的照片，周恩来总理视察大寨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在展览馆旁边的旅游品商店里，我买了几样有大寨特色的纪念品，售货员朴实厚道的态度，使我对大寨人产生了初步的好感。她认真地回答每一个问题，不厌其烦地让我挑选商品。
走进大寨的大院，更加深了这种印象。我在一个小摊上打听有没有胶卷卖，摊主说家里好像有一个，一路小跑，给我拿来了一个外观已经破旧的富士胶卷，我拆开包装后才发现，胶卷已经过期一年，在其他地方，可能只有自认倒霉，然后大寨人的回答是：“没有用了？那我不能卖！”非常干脆地将胶卷收了回去。大寨人的实在，让人感动。
大院里当年由生产队统一建造的房屋，已经出售给农户，各家搭起小院，使大院失去了当年的整齐和宽阔。大寨村委会新建的三层楼房，外面贴着磁砖，显得格外的洋气。院子里到处都是做小生意的大寨人，一脸朴实的微笑，静静地座在摊位上，不吆喝叫卖更不拉客，出售的多是农副产品，从面饼、杂粮、老陈醋到大南瓜，绣花鞋垫和各种手工织品，充满乡土纯朴的美，当时大寨似乎特别流行编织拖鞋和提包，几乎每一个摊位都出售着样式相同的商品。空旷处也有村民从容地晒着粮食，似乎对熙熙攘攘的游客视而不见。
我们随着导游小姐的引导，径直去参观陈永贵故居。这是1968年陈永贵按5口人的标准，从村集体统一分到的住房，直到1980年家属随迁北京前，陈永贵的全家一直住在这里。2孔窑洞，一间是厨房，一间做卧室，地道的农民家庭摆设。三间瓦房，大间是客厅，是陈永贵办公和接待国内外来宾的地方，正中有一对竹椅，旁边是一张长条桌，上面供着陈永贵的遗像和骨灰盒，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墙壁上毛主席和陈永贵的合影照片。中间是陈永贵的卧室，一张床和一个书架，再加上一部老式电话，就是当年副总理休息的地方。最里面是一间过道式的小房。
在故居的客厅里，陈永贵的孙女陈红梅神态自若地坐在竹椅上，出售着《扎白毛巾的副总理陈永贵》一书，她为每一个购买者都写上“感谢光临故居，祝你前程似锦”。面对游客的邀请，她总是举止大方地和大家合影留念，我打听到她在昔阳县城当教师。在故居的大门口，我们幸运地遇到了陈永贵的大儿子陈明珠，他刚巧从县城回到了村里，态度也非常和蔼，亲切地和我们一起合影，握手的时候热情而有力。
接着参观的是大寨村西北的原大寨旅行社大院，现在专门举办名人踪迹展览。几十年来，大寨接待过上百位国内外政要，灰色朴素的大院默默地诉说着辉煌的过去。
北排房一号是周恩来住过的房间，二号是叶剑英，三号是李先念，四号是邓小平。每套二间屋，一间做客厅，一间是卧室，老式沙发老式床，几乎都是一样的布置。中午饭安排在大寨招待所的大厅里，这里可以容纳几百人进餐，是县政府当年为接待人拥如潮的参观团建设的，现在正重新装修。
大寨的饭菜和大寨人的风格一样，朴实而不铺张，大多是当地的土特产品和农家作法，酒也喝的是“大寨春”，这是大寨和内蒙古宁城老窑集团合作的产物。吃饭的时候，大寨的头面人物郭风莲在百忙之中专门来看望大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我们的参观访问表示欢迎，风度气质极佳。
这位当年被大寨人亲切的称作“凤妮子”的铁姑娘队队长，如今又被大寨人爱称为“五个代表”：她是“三个代表”思想在大寨的代表者，同时既是五届人大代表，又是党的十六大代表。十多年时间里，郭凤莲重新率领大寨人站了起来，走南闯北，内引外联，办起了十多家乡镇企业，大寨已经从一个纯农业的温饱小村，变成了初步小康的新农村，全村总产值已达亿元，人均纯收入在四千元左右。
当年让大寨人引以自豪的农业，已经退缩到非常次要的位置。全村几乎家家都开上了小饭馆、小旅馆、小商店，经营旅游业，户均年现金收入在五万元左右。然而大寨人依旧重视农业，特别看重自己在战天斗地中创造出来的“大寨精神”，他们知道今天大寨的发展，依然靠的是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这种精神，造就了大寨昨天的辉煌，也创造了今天的复兴。大寨精神，是大寨最珍贵的财富。
走好，大寨！
离第一次去大寨，一晃十六年过去了。今天的大寨，又会是什么样？心里一直有一种挂念。2018年春节前夕，全家自驾出游，从山西省北部的大同开始，一路向南边走边玩。路上总觉得有一个心愿未了，又掉头向东，绕道奔大寨而去。昔阳县城在阳光下新崭崭的，几乎全是新楼新路。去大寨的公路也扩展并美化，路上没有了收费站，多了摄像头，空旷的公路限速40-60，让人开车很难受。
公路一拐弯，出现一座L型的二层楼房，上面赫然写着“大寨欢迎您”，这是新建的大寨旅游服务中心，旁边依山就势的小公园里，雕塑群再现当年大寨人改土造田的景象，山坡上的巨大红旗，书写着毛泽东题词的“农业学大寨”，公路对面的护墙上则是“同党中央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让人民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巨幅标语。再前行一里路，才到达大寨的寨门，灯笼高挂却空无一人。鳞次栉比的商店以及形形色色的招牌，讲述着平时的热闹。
正当我们东张西望的时候，从大楼里走出一位挂牌子的姑娘，自称是大寨旅行社的导游，开始了接待工作。
走进寨门，街道整洁、彩旗飞舞，大寨还是上次见到的大寨，但没有了旅游季节的游人如织景象。村委会和党支部的三层大楼紧锁，人们都放假回家过年去了。当年陈永贵捧着大斗碗、边吃边开群众大会的那棵大柳树，依然挺立在大寨卫生所前的阳光里。那些集体统一建立的一层层一排排窑洞式整齐住房，代表着当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曾经让全国各地的参观者为之羡慕，今天显得陈旧而破败，只有少数老人恋旧仍住在这里。
导游小眭是九零后，是刚嫁到大寨不久的外来媳妇，对自己能够成为新大寨人深感自豪。她介绍说大寨仍旧是周边发展最好的村，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一万五千元，年轻人多在村企业或出外打工，只有老人才守在这里做点旅游生意。
旅行社也是大寨的集体企业，收入是保底工资再加导游费提成，最重要是村集体提供了许多社会保障，比如大寨所有的人家，要么住上了150平方米左右的楼房，要么住进了统一建设的二层楼小院，各家只需要自掏6万元左右的资金，其他的都由村集体统建统筹。大寨四处停着的小汽车，也证明今天大寨人生活，确实又上了一个台阶。
小眭把我们带到了老劳模宋立英家，她和儿子仍旧住在陈永贵家旁边的老房子里，院子里的小平房改成了一个商店，卖土特产和纪念品。
老人出生于1930年，是大寨村的第一个女党员和第一任妇女主席，是大寨村任职时间最长的村干部。1947年入党时，她还是个17岁不到的小姑娘，直到1993年才从村干部的岗位上退下来时，已经是63岁的老大娘了。
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村干部生涯中，宋立英曾担任过大寨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先后两次任昔阳县革委会委员、昔阳县妇联副主任、山西省妇联副主任、第四届全国妇联执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2月，出席山西省农业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获奖章一枚；1979年9月，被命名为全国妇女“三八红旗手”和山西省“三八红旗手”；1980年2月，当选为山西省劳动模范。
真是应了“革命者永远年轻”那句话，宋立英老人精神矍铄，仍旧是一付精明能干的样子，窑洞和院子都十分干净整洁。谈起今天的生活，她非常满意。
大寨早在九十年代就实行三有政策：小有教(从幼儿到小学免费上学)；老有靠(实行了养老保险金制度，从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可领到60元，70岁以上月领100元，共产党员月领150元，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战的月领120元)；考有奖(凡考入大学、大专、中专的学生集体年发给奖学金，本科大学生年1000元、专科大学生年800元、中专生年500元)。
对于她这样的老党员老干部，现在每月收入已涨到一千多元，再加上自家开的小商店，觉得日子已经很不错了。
在她的小商店里，我购买了两瓶大寨特供酒，比之过去包装有了很大的进步，旅游产品也多了一些品种。我又选了一些书和音像制品，最高兴是买到了三联出版社1979年版的《西行漫记》，这部美国人埃德加·斯诺的著作，非常生动地记述了共产党人长征到达陕北初期的艰难岁月以及钢铁一样的意志和信心。
我接着去了梁家河村，又到延安参观了一圈，一路走一路读，抚今追昔，给人一种全新的阅读体会。我专门请宋立英老人在书上题字，她极其认真、一笔一划地写上：“大寨，宋立英89岁，2018年2月10日”。告别的时候，我坚持要送她一个小红包，她则坚持要送我二包大寨煎饼。路上一吃香脆的大寨煎饼，就想起这位慈祥厚道的老人。
小眭又带领我们参观了大寨人民公社旧址，当年气派的大门显得陈旧而狭小，大门两边那幅“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毛体对联气势不减，两边墙壁上分别写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让我恍然回到了童年时代的公社大院时光。
旁边大寨礼堂及其大院，是当年接待高级领导人的住所，正在进行重新修整，许多讲解词和介绍牌子都收起来了，原来这里正要扩建为“大寨干部学院”，一个新的培训机构即将诞生，大寨精神有了新的宣传点，这让人感到欣慰。
大寨从1992年开始，在郭凤莲的带领下就开始了市场经济的探索，成立了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引项目、引人材、引资金，建起了年产10万吨的水泥公司、粮食转换的酒业公司、制衣公司、煤炭发运站、煤矿、毛衣厂、贸易公司、吃住行一体化的森林公园，2000年时大寨的产值已经达到亿元。
现在情况如何？小眭说不清楚，村委会大门紧锁，企业也处于春节停工状态。小眭突然想起好像郭凤莲回到了村里，我就请她带路，在山坡上的二层小楼群里，找到了郭凤莲的家。冒昧敲门走进郭家，71岁的郭凤莲从二楼的书房里优雅走了下来，气质风度不减当年，她当然不记得我这位不速之客，但十分礼貌客气地与我合影留念。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她正在赶写三月份北京召开的人大会上的提案，所以抱歉地说不能与我多谈。
郭凤莲1947年出生在昔阳县的武家坪村，三岁失去了母亲，寄居在大寨村的姥姥家。1962年小学毕业后就在大寨务农。1964年，不满18岁的郭凤莲成为“大寨铁姑娘队”队长，她与那些花季少女同男社员一样战天斗地，改变家乡落后面貌，成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曾受到毛主席、周恩来、李先念、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热情接见和赞扬。
在“农业学大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郭凤莲与大寨一起站到了历史的舞台上。那时的大寨，风光无限。但是随着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大寨和郭凤莲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
1991年11月15日，在群众的呼吁声中，离开了十一年的郭凤莲被任命为大寨村第八任党支部书记，再回来时她已经45岁。她心里头憋着一股劲儿，要带领大寨人二次创业，重振大寨！创业难，二次创业更难，在市场经济中二次创业难上加难。但曾经战天斗地的郭凤莲扛得起任何艰难，她走南闯北，卖煤炭、办水泥厂，请专家、学经营，学习商业谈判，学着陪笑脸求人。在郭凤莲的手上，大寨完成了从昔日“政治品牌”到今天“经济品牌”的华丽转身。截至2007年的数据，大寨村经济总收入1.2亿元，比1980年增长了600倍。
大寨最新的发展数据我没有找到。可以肯定地说，大寨不是今天中国发展最好的农村，但它仍走在中国农村发展的前列，绝不落后于这个伟大的时代。特别是寨门上那八个醒目大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依然闪闪发光。大寨人精神仍在，志气未丢，这可能就是我始终挂念大寨、也希望大家记住大寨的原因。
在我们饥饿的时代，大寨依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解决温饱，大寨精神曾经给全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到来时，大寨人还是依靠这种精神奋力追赶，勇立潮头。无论今天的中国如何富起来，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丢，这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在，更是未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所在。
（作者简介：徐平，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兼职教授，费孝通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大家（微信公众号原创）2018-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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