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百姓安，国家稳。2018年8月，我们来到浙江义乌何斯路村进行了为期3天的村庄调研，这三天通过对何斯路村的调研，让我对乡村治理产生了一些思考。为了改变乡村民风凋敝、乡情不在甚至“百善孝为先”的孝道渐渐淡去的现象，2008年，何斯路村建立了“功德银行”。“功德银行”采取赋分制的方式，村民称为“一报二查三公布，功德多少大家算”，即村民可将好人好事以积分的形式存入功德银行，并在一定期限内，根据积分情况给予相应的奖励。例如：能够做好自身事情，管理自己房前屋后的卫生记1分；能够维护公共场所环境记两分；能够促进村庄事业发展，并作出卓越贡献记3-5分。截至目前，何斯路村“功德银行”上的积分已突破8万分，全村95%以上的村民都做过好人好事，并在功德银行上有自己的积分。在“功德银行”的滋养丰润下，该村村民成了维护乡村稳定、促进乡村发展的中流砥柱，人帮人、户帮户，民风村容焕然一新。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这个新的乡村治理体系中，“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是“功德银行”实施的成功告诉我们，德治在乡村治理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德治不同于自治和法治。法治的核心是法律，具有强制推行的最强硬约束力；自治实施的基本依据是村规民约，它是村民基于法律的授权，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依照村集体的意愿，经过民主程序而制定的规章制度；德治的核心是道德，道德是内化于心，为村民公认的言行准则，拥有最广泛最扎实的人文基础。因此，可以说，法治是高悬的利剑，它和自治共同对村民的行为产生约束，要求村民“必须怎么样”，否则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而“功德银行”作为德治中的一种，是对村民的行为进行教化感化，是“鼓励村民怎么样”。显然，法治和自治在我国乡村治理中属于“显性治理”，德治在乡村治理中属于“隐性治理”。一般而言，“显性治理”关注和规范的是人的组织行为、公共行为或社会行为，但对人的品行修养等私人领域则不能直接干涉或约束，而道德则与之不同，它涵盖公私两大领域，既对人们的公共社会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又对人的品行修养提出规范（朱辉宇，2015），因此，相对于法治和自治，德治发挥作用的范围更广，从“功德银行”所辐射的范围来看，它可以辐射到村民的日常生活。并且，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伦理本位下的关系社会，梁漱溟认为，儒家伦理道德是构成乡村社会关系的核心理念，社会关系从属于伦理道德。在法治和自治中，如果忽视德治的作用，就会出现“法律难以融入乡村社会”、“自治难以有效开展”等情况。因此，在新的乡村治理体系中，应重视“德治”的重要作用，德治是法治和自治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
（作者系江苏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庄村书苑（微信公众号原创）2018-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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