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我国乡村地域差异显著, 乡村振兴需分类有序推进。本研究立足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从资源、环境、人文、经济等维度构建了度量乡村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和计量模型, 划分了乡村地域类型, 明确了分区发展途径。结果表明, 我国乡村综合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显著, 呈现明显的自东向西递减规律;全国乡村地域类型可以划分为11个一级区和45个二级区, 不同类型区制约因子各异;乡村发展水平差异是资源禀赋、功能定位、区位条件、政策文化等因子交互作用的综合体现。地理环境是乡村地域类型分异的决定性因素, 资源禀赋状况是乡村地域分异的关键因子, 人文和经济因素在乡村系统转型发展中扮演着重要作用。通过对乡村地域类型、特征及其分异机制的研究, 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提供了理论依据。
1、引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1978—2016年间, 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长到12363元, 年均增长12.6%, 同期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由82.08%下降为42.65%。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 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预计将达到60%, 步入城镇化中后期阶段, 城乡逐渐实现一体化发展。即便如此, 中国依旧有5亿多人生活在乡村, 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仍是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议题[2,3,4]。“三农”问题事关国民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5]。改革开放初期 (1982—1986年) , 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 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做出了具体部署。在这些国家政策的指导下, 各地积极实践, 涌现了以珠三角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为代表的农村城镇化发展道路[6,7,8,9]。进21新世纪, 中共中央自2004年至2018年连续15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 强调了“三农”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重中之重”地位, 内容涉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增收、农业现代化、农业供给侧改革等方面, 并在东部沿海地区开展了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但这些乡村建设实践多为点状式发展模式, 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广。中国乡村发展面临的问题依旧突出, 包括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基础不牢固、农村发展压力加大, “乡村病”日趋严峻、多种矛盾加剧等, 成为新时代乡村发展的重要挑战[2]。
乡村, 是指城市建成区之外的广大乡土地域[2,10,11,12]。通常来说, 传统的乡村是以第一产业为主, 第一产业从业者是乡村的主体。随着乡村的发展演化, 其内涵逐渐扩大, 乡村产业类型和主体日趋多元化。地域类型是指由若干发展条件、生产结构、发展特点和发展方向相类似的地区或单位组成并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地域单元, 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和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13]。据此, 乡村地域类型可界定为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和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 在自然、技术、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共同影响下形成的具有相似生产条件、功能特征和发展方向的乡村地域单元或乡村综合发展体系。长期以来, 由于认知的差异, 学界对乡村地域类型的研究侧重于农业地域分异格局。直到20世纪70—80年代起, 乡村发展过程中暴露出人口、就业、环境等诸多问题, 从而兴起了乡村空间类型、功能分类、乡村经济区划等研究[14,15,16]。比如, 波兰学者Stola从用地结构、就业结构、旅游和休养中心床位数等视角综合考量了波兰乡村农业功能与非农业功能[17]。日本学者Yamamoto等基于农业人口就业的区域差异和城市影响强度的差异性将日本的乡村划分为都市乡村空间、郊外乡村空间、都市外围乡村空间等七种空间类型[18]。印度学者Sharma等在剖析农村非农劳动力比重与农村经济多样性关系的基础上, 用非农劳动力比重刻画了印度乡村多样性水平的区域差异, 将印度乡村划分为多样性水平高、较高、较低、低四种类型[19]。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国内关于乡村地域类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区划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工作如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对全国农业区域进行了划分[20,21]。1949年以来, 秉持地理学研究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 尤其是为农业发展服务的宗旨, 老一辈地理学者积极推进农业地域类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2,23], 编制了中国农业区划初步方案[24]。改革开放后, 以周立三院士为首的专家小组历时三年编制完成了《中国综合农业区划》, 将全国划分为10个一级农业区和38个二级农业区, 并指明各区的发展方向和建设途径[25]。新时期, 立足于“四化”协同发展, 刘彦随等学者研制了中国现代农业区划方案, 将全国划分为15个农业一级区和53个农业二级区[2], 为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已有乡村空间类型、功能分类、经济分区和农业区划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然而, 已有研究侧重于乡村地区的空间类型、经济和农业某一个单一领域, 很少从乡村地域系统视角, 从自然、人文、社会、经济等维度全面刻画乡村综合发展水平。乡村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 其以产业为载体, 地域间存在物质与非物质要素的动态和静态交互作用, 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过程、格局和空间形态[26,27,28,29]。
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而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最突出体现在农村。为此, “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有助于重塑城乡关系, 实现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易和自由流动以及乡村地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如何振兴中国的乡村或者如何使乡村振兴规划落地见效成为了新时代亟待攻克的科学问题和现实难题。我国地域辽阔、类型多样, 各地理要素呈现出明显的由南到北、由东到西、由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的地域分异规律, 城乡空间格局的差异性也决定着乡村地域类型的复杂多样性[2,12,30,31]。2018年9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 》, 提出分区分类推进乡村发展。乡村振兴亟需尊重乡村地域分异规律, 以破解乡村发展面临的问题为导向, 以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实现城乡一体化为目标, 分区分类分级推进乡村振兴战略[30]。乡村振兴战略的分区分类推进亟需强化乡村地域类型研究。因此, 立足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着眼于城乡发展区域差异性特征, 本研究在构建县域乡村地域系统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综合评价了我国乡村发展水平, 诊断识别了乡村发展的制约性因子, 并区划了我国乡村地域类型, 研究结果可为分区、分类推进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指导。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指标体系构建
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 兼具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等多重功能。乡村地域系统是由人文、经济等构成的主体系统和资源、环境等构成的本体系统在一定的乡村地域空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开放巨系统, 是一种耗散结构系统[9]。其发展演化受乡村发展内核系统和外缘系统的影响, 其中前者包括人口、土地、产业、文化等要素, 后者包括区域发展政策、工业化和城镇化、体制机制等要素[9]。在这一过程中, 内核系统和外缘系统通过物质循环、能量转换、信息交流相联系, 推动着乡村地区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和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演化。乡村地域系统是城乡各要素交互作用形成的开放系统, 乡村发展受其内核驱动力、城市外援力和城乡交互力的共同影响[32]。乡村地域包括县域及县域内城关镇、中心镇、集镇、中心村、行政村和自然村等村镇集合[30]。因此, 基于前人的研究, 本研究采用县域单元作为我国乡村地域的代理指标。
乡村发展内涵的综合性决定了必须从多维度对乡村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基于乡村地域系统理论, 本研究从环境系统、资源系统、人文系统、经济系统4个维度综合评价乡村综合发展水平。选取具体的指标时, 在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简明性等原则的基础上, 研究着重突出乡村发展的差异性和可比性。由于不同指标在刻画乡村发展水平时的重要性存在显著差异, 采用商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具体指标及权重如表1所示。考虑到各指标的量纲不一致, 采用极值法对各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由此, 得出乡村综合发展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RDi为i县的乡村综合发展指数;Sia、Rib、Hic、Eid分别为i县环境系统、资源系统、人文系统、经济系统第a、b、c、d项指标的标准化值;ωa、ωb、ωc、ωd为对应的指标权重。
为了更好地刻画和甄别乡村综合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及分异特征, 基于公式 (1) 中得到的全国乡村综合发展指数, 利用自然断点法 (natural breaks) 将乡村综合发展水平进行分区, 这一方法的优点在于每个分类间距可以拥有自己的宽度, 类中的要素数量也不相同, 适用于不均衡分布数值的归类[33]。
具体来看, 自然环境是乡村发展的本底, 因此选取海拔、坡度、地表破碎度来反映县域地形地貌条件, 选取净初级生产力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NPP) 来表征乡村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通常来说, 农业是乡村的重要产业, 水土资源是农业发展的基础, 因此选取人均耕地面积和年降雨量来反映乡村发展的资源禀赋条件。在人文发展方面, 人是乡村发展的主体, 对乡村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相应地选取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受教育程度来表征乡村人口质量。由于城乡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相互作用, 因此选取城镇化率、城乡居民收入差异来表征城镇对乡村发展的影响与城乡融合发展程度。同时, 乡村作为区域的组成部分, 存在着广泛的对内和对外联系, 因此采用道路交通密度来表征乡村对外联络和对内沟通的难易程度。此外, 农业机械化水平反映了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高低, 农村人口外流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城镇对乡村人口的吸引力。在经济方面, 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构成了乡村发展的大背景, 因此选取人均GDP、人均消费水平和地方财力状况来表征地区对农村产品的消费需求和支撑状况, 同时采用农业发展优势度来体现地区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农业发展状况。乡村发展最终要为人服务, 选取农民收入水平来体现农民在发展过程中的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状况。从指标极性来看, 除海拔高度、坡度大于15°面积占比、地表破碎度等地形地貌指标为负向指标外, 其余均为正向指标, 与乡村发展水平呈现不同程度的正相关关系。
2.2 乡村地域类型划分方法
分区是指基于一定的地理要素对地域进行区域划分, 以揭示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规律[34]。在这一过程中, 区划原则是制定区划方法, 形成区划体系的重要依据[2], 通常包括综合性原则、主导因素原则、资源利用与环境整治相一致原则、综合分析与主导因素相结合原则、多级划分原则等[35,36]。新时代的乡村地域类型划分要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重在诊断出乡村发展的短板和不足, 从而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依据。由于同一乡村发展类型在发展基础、结构特征、生产组合、发展方向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因此, 在前述构建的指标体系基础上, 借鉴相关研究成果[2,33,37], 中国乡村地域类型的划分遵循的原则包括综合性测度和主导性因素相结合、资源环境基础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发展现状与发展方向相结合、定量综合评价与定性描述分析相结合、空间连续性与区内一致性相结合。
在一定地域空间内, 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要素之间综合作用构成具有内在联系和空间规律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由此使得区划成为地理学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工作方法[37]。基于乡村发展水平的综合测度, 结合环境子系统、资源子系统、人文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各指标, 采用聚类分析对我国乡村地域类型进行一级分区, 并在分区数量的合理性、类型的明确性、对象的互斥性、要素的科学性等基本要求的基础上, 采用“自上而下”的分类法确定具体的分区, 形成中国乡村地域类型大区 (一级区) 和亚区 (二级区) 的划分。在二级分区名称上, 采用“地域范围+主导因素+发展水平”的命名法则 (图1) 。
2.3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所使用的县级行政单元矢量数据 (不含港、澳、台地区, 下同) 来自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http://www.resdc.cn) , 时间为2015年。以2015年为基准年份, 对2010年至2015年期间涉及行政区划调整的县域行政单元进行归并、对应等操作, 并剔除无乡村人口分布的县级行政单元和冷湖行委、大柴旦行委、茫崖行委三个政府派出机构。同时, 为满足研究之需, 将各地市的中心城区合并一个研究单元, 最终处理后的数据包含2321个县级单元。对于少数数据缺失的区县, 采用相邻年份数据补齐或者利用县级单元所在地级市的平均值予以替代。DEM数据下载于WebGIS (http://www.webgis.com/index.html) , 年均降雨量 (1980—2015年) 、净初级生产力 (2000—2010年) 、土地利用 (耕地面积, 2015年) 等地理要素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2015年全国道路交通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http://www.ngcc.cn) , 社会经济发展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2011年、2016年) 和各省、市、自治区2016年统计年鉴及各区县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人口数据来源于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和2010年各省、市、自治区人口普查资料。
3 结果分析
3.1 中国乡村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及其分异特征
将获取的各子系统指标数据及权重经标准化处理后, 根据公式 (1) 得到我国综合乡村发展水平, 并对评价结果进行归一化处理。基于乡村综合发展指数, 采用自然断点法将乡村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划分为5个等级, 分别为低水平区 (0～0.26]、较低水平区 (0.26～0.43]、中水平区 (0.43～0.56]、较高水平区 (0.56～0.69]和高水平区 (0.69～1.00] (图2) 。从各类型区占比来看, 五个等级区占全国的比例分别为7.46%、15.52%、27.16%、39.08%、10.78%。基于综合评价结果可知, 我国乡村综合发展水平呈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 这与县域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自然资源禀赋等因素密切相关。
(1) 低水平区 (RD≤0.26) 。主要分布在除湟水谷地和柴达木盆地以外的地势第一阶梯及其外围地区, 这些地区高山大川密布, 地势险峻多变, 气候寒冷, 土层浅薄, 综合自然条件极其恶劣, 农业生产活动的限制性条件尤为突出。同时,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 区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滞后, 乡村主体发展内生动力不足, 对内对外交通不便, 城乡要素流动性不强, 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缓慢, 城镇对乡村的带动作用有限, 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易受极端气候事件、自然灾害等冲击波动性大, 区内贫困人口集聚, 多数地区属于现阶段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亦是当前国家脱贫攻坚亟待攻克的深度贫困地区。
注:此图根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 (审图号:GS (2016) 1569号) 绘制而成, 底图无修改。
(2) 较低水平区 (0.26 (3) 中水平区 (0.43 (4) 较高水平区 (0.56 (5) 高水平区 (0.69 3.2 中国乡村地域类型分区 乡村地域类型的划分重在从特定空间单元中识别出在资源、环境、人文、经济等方面具有较高相似度的地域子单元, 使得不同子单元之间差异性尽可能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分区过多会导致分区地图过于混乱, 而分区过少又难以发现存在的地域分异规律[30], 因此, 选择适当的聚类分析方法成为能否有效划分乡村地域类型之关键。通常来说, 聚类分析方法主要有统计方法、机器学习方法、神经网络方法、面向数据库的方法等。其中, 自组织神经网络 (Self-organizing maps, SOM) 作为一种无监督学习方法, 能通过网络结构的自主执行寻找数据中的内在规律和本质属性, 进而将数据划分为不同的类别, 是脑认知科学和数据挖掘的有机结合[38]。SOM通过竞争学习的方式在隐藏层找到与输入数据最匹配的节点, 无需事先确定分类个数, 适合于聚类数目未定的多为数据聚类分析。借鉴前人的研究[27,36], 本研究亦采用SOM模型对我国乡村地域类型进行划分。结合实际情况, 具体操作过程中对分区结果进行了微调, 确保分区结果的空间连续性和区内一致性, 据此进一步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城乡融合发展状况角度等进行二级区划分。 基于对各子系统的综合评价, 对SOM模型的进行多次调试, 并结合上述区划原则对模型结果进行微调, 最终划定我国乡村地域类型的11个一级区和45个二级区 (图3) 。一级区主要特征如表2所述, 二级区名称见表3。 注:此图根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 (审图号:GS (2016) 1569号) 绘制而成, 底图无修改。 3.3 中国乡村地域分异特征及其分区发展途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旨在实现乡村地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发展目标,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但是, 由于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状况、经济基础等差异, 以及受区位条件、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 不同地区乡村发展水平差异明显, 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也迥异。因此, 着眼于区域差异, 乡村振兴宜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基于各乡村发展分区的主要限制性因素, 明确发展方向和发展途径。借鉴刘彦随等对中国现代农业分区发展的思路[2], 结合本研究划定的乡村地域类型区内制约乡村发展的主导因子, 研究提出我国乡村地域类型一级区发展途径如下: (1) 新疆区 (Ⅰ) , 包括新疆北部、天山山区以及天山南麓塔里木河地区。该地区土地资源丰富、光照和水资源条件充沛, 乡村整体发展基础较好, 但是面临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生态环境脆弱、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低、水资源季节性强等问题, 乡村发展属于较低水平。未来, 该地区在巩固现有特色农业生产种植的基础上应强化推广节水保育技术, 提升农业机械化和标准化, 同时积极推进以道路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发展, 强化区内区外联系和城市对乡村的带动作用。 (2) 青藏高原区 (Ⅱ) , 包括西藏、青海、南疆、四川西部等地势第一阶梯及其外围过渡地区。该区为气候高寒、地形起伏、生态环境极为脆弱、自然灾害特别是地质灾害多发频发, 乡村发展基础薄弱。同时, 该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建设严重滞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缓慢、城乡发展差距大、受教育水平低等劣势突出, 乡村发展水平较低, 是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分布最广的区域。依据国家主体功能区划, 青藏高原区是我国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区, 需重点做好保护多样、独特的生态系统, 依托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后备资源, 发挥涵养大江大河水源和调节气候的作用。因此, 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 应禀持绿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山水林田湖草有机生命共同体的发展理念, 充分发挥其特有的后发优势, 注重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 在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推进现代农牧业、生态旅游业等生态型产业的发展, 走生态产业化发展路径, 注重减灾与减贫的有机结合。 (3) 内蒙古高原区 (Ⅲ) , 包括内蒙古中东部的乌兰察布高原和锡林郭勒高原、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高原和河西走廊。该区地势平坦, 为中国重要的草牧业区, 近年来随着气候条件的改善, 大量边际土地被开垦为耕地, 耕地资源增长迅速。同时, 资源开发导向下的经济快速发展, 为乡村发展创造了条件, 乡村发展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是, 由于地区生态环境脆弱, 资源型产业突出, 可持续发展成为该区面临的重要问题。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应在生态保育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现代种养殖业和草牧业的发展、优化农业种植结构, 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同时, 加强基础设施配套, 强化城镇化和工业化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 (4) 东北区 (Ⅳ) , 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地区, 包括东北平原和大小兴安岭地区。该区整体地势平坦开阔、土壤肥沃, 自然资源禀赋较好, 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和林业生产基地, 加之开发历史悠久和工业化、城镇化的带动, 乡村发展水平较高。但近年来该地区耕地资源退化、大规模的荒坡和湿地边际土地开垦等人类活动加剧了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 同时由于计划经济背景下僵化的体制机制, 区域城乡和经济转型升级压力大。因此, 乡村发展亟需优化土地利用结构, 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推进乡村地区产业升级和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从而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竞争力。 (5) 黄土高原区 (Ⅴ) , 包括山西、宁夏南部、陕西秦岭以北地区和甘肃东南部地区。该区是我国重要的经济林果生产区, 但地块破碎、坡耕地多, 农业生产条件差, 广种薄收普遍, 同时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 治理难度大, 乡村发展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本区虽然能源资源丰富, 但是地区能源开发与经济发展联系不紧密, 带动乡村发展的作用不明显, 同时由于气候变暖和单一农业生产结构, 土地开垦现象普遍, 加剧生态环境压力。未来, 乡村发展应着眼于强化生态保育, 加大生态补偿力度, 借助国家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政策, 继续开展沟道土地综合整治, 充分挖掘土地生产潜能, 优化农业生产结构, 同时借助气候变暖趋势, 积极探索“一季变 (改) 两季”农业发展模式, 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业、设施畜牧业等, 拓展农民增收途径, 强化乡村对城市发展的支撑作用和城镇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6) 黄淮海平原区 (Ⅵ) , 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和河南、河北两省大部分地区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北部地区, 主要由黄河、淮河、海河等河流冲击而成, 光照、热量、水土资源等要素匹配良好, 地势平坦开阔, 农业生产条件优越, 交通条件较好。但是, 在悠久的开发历史基础上和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带动下, 乡村发展水平较高。但是, 这一地区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等“乡村病”问题突出, 农业产业化、信息化发展不足。此外, 该区地下水超采严重, 尤其是华北平原形成了我国最大的漏斗;环京津冀地区仍有大规模的贫困人口集聚。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 应注重现代农业与工程技术的结合, 优化农业种植模式和农业生产结构, 积极培养现代农业经营主体, 促进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2], 强化其作为全国重要农业生产基地的地位。 (7) 东南沿海区 (Ⅶ) , 包括长三角和浙江省、福建省等农村地区。该区人口密度较大, 耕地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 但光、热、水等资源条件好, 环境承载能力强, 是中国重要的水产品生产基地和经济作物种植区。同时, 作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 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对乡村带动能力较强, 乡村发展水平整体较高。但是在发展过程中, 农村人口老龄化、农地非农化、耕地撂荒、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等问题突出, 区域农业生产功能下降明显。作为城镇化优化开发区域和农业重点开发区域, 在现有的乡村发展基础上, 该区应创新土地经营方式, 优化城-镇-村空间格局, 推进乡村地区产业的横向和纵向联系, 推进区内和区外产业的融合发展, 大力发展外向型、都市型、高品质的多功能产业, 提升要素资源的效益和效率, 走产业生态化乡村振兴道路。 (8) 长江中下游区 (Ⅷ) , 包括湖南省、湖北省中部和东部地区、安徽南部地区、河南南部部分地区、南岭地区和桂北山地区。该区人均耕地面积少, 但光照和热量条件好, 降水充沛,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强, 为乡村地区的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乡村地区的发展, 乡村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 该区发展面临着土地退化、基础设施建设难以满足地区发展需要等问题。因此, 亟需强化土地整治、优化开发格局, 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 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服务于与产业多元化发展和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发展目标。 (9) 华南区 (Ⅸ) , 包括广西中部和东部的山地丘陵区、南岭山脉以南的广东全部和海南省, 是中国的热带作物区。该区整体自然条件优越, 农业生产结构多样化, 较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带动作用的发挥创造了条件, 为全国乡村发展水平第二高的区域。但是, 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域之一, 珠三角对区内乡村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相对较弱, 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基于现有的发展基础, 未来应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配套, 推进乡村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同时强化珠三角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 (10) 四川盆地区 (Ⅹ) , 包括陕南地区、四川中东部、重庆大部分和湖北西部地区。该区以盆地和山地为主, 自然资源丰富、农业类型多样, 但人口规模大导致人均耕地面积小, 农村人口老龄化、人口外流率较高等问题严重, 区内工业化和城镇化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有限, 乡村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 本区乡村发展应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 构建多元化的农业经营体系, 发展绿色有机农业, 强化对外交通联系, 发挥成渝城市群对区域乡村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既满足城镇化的发展需要, 也为城镇发展提供生态屏障。 (11) 云贵高原区 (Ⅺ) , 包括云南和贵州两省大部分地区以及广西西部地区。该区喀斯特地貌广布, 河流深切作用显著, 地形复杂、起伏度大, 耕地资源少且贫瘠, 石漠化问题突出, 交通基础设施落后, 农业农村发展限制性因素突出。落后的基础设施使得区内区外联系不便, 低水平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不强,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且与城乡差异大, 乡村整体发展水平低, 农村贫困化、主体老弱化等问题严重。作为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少数民族集聚地, 本区乡村振兴旨在生态保育的基础上发挥民族特色、文化特色、物种优势, 加快发展多元化的农业生产体系和生态旅游业, 依托乡村旅游业振兴农村经济。同时, 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和农业中小型机械, 强化城镇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建设区域性优质高端农产品市场体系, 提升农民技能和收入水平。 4 结论与讨论 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明确提出乡村振兴要分类有序推进。乡村地域类型研究是有序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和基础, 有利于理清乡村发展思路, 明确乡村振兴各项任务优先序, 同时有利于统筹安排各类资源, 集中力量、突出重点, 加快补齐乡村发展短板, 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同时也有利于引导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 促进城乡融合。面向乡村振兴国家战略, 立足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本研究从资源、环境、人文、经济四个维度刻画了我国乡村综合发展水平, 并对乡村地域类型进行了分区, 揭示了乡村地域分异机制, 研究提出了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及乡村振兴途径。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 我国乡村综合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 突出表现为由东向西的递减规律, 东部地区乡村发展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 乡村发展水平低、较低、中、较高和高的区域分别占7.46%、15.52%、27.16%、39.08%和10.78%, 可见我国50%以上的乡村地区处于相对较低发展水平。 (2) 我国乡村地域类型可分为11个一级区和45个二级区, 其中11个一级区分别为新疆区、青藏高原区、内蒙古高原区、东北区、黄土高原区、黄淮海平原区、东南沿海区、长江中下游区、华南区、四川盆地区、云贵高原区, 其中一级分区综合反映了区域气候、地形、主体功能等特征, 二级分区则体现了农业地域分异的复杂性。 (3) 地理环境是乡村地域类型分异的决定性因素, 资源禀赋状况或资源类型是乡村地域分异的关键因子, 人文和经济因素在乡村地域系统转型发展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乡村地域分异的内涵表现在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差异, 乡村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各地区资源禀赋、功能定位、区位条件、文化政策、历史背景等诸多要素交互作用的综合体现。 (4) 以破解问题为导向、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基于对区内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的深度剖析, 本研究提出了分区分类的乡村发展途径, 从而为我国乡村振兴和乡村地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比如新疆区强化推广节水保育技术, 强化区内区外联系和城市对乡村的带动作用;青藏高原区走走生态产业化发展路径;内蒙古高原区应积极发展现代种养殖业和草牧业;东北区应着重优化土地利用结构, 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竞争力;黄土高原区应加大生态补偿力度, 积极探索“一季变 (改) 两季”农业发展模式, 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业、设施畜牧业等;黄淮海平原区应注重现代农业与工程技术的结合, 优化农业种植模式和农业生产结构, 积极培养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东南沿海区走产业生态化乡村振兴道路;华南区应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配套, 推进乡村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同时强化珠三角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长江中下游区应强化土地整治、优化开发格局, 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云贵高原区需加快发展多元化的农业生产体系和生态旅游业, 依托乡村旅游业振兴农村经济。 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旨在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从各层面厘清“三农”问题产生之根本, 从而明确补短板之方向。现阶段, 西部地区的乡村发展整体处于较低水平, 乡村振兴是以摆脱贫困、消除绝对贫困和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为主, 应从制度创新、体制转变和和功能提升的角度来切入推进;东部地区乡村发展水平较高,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强, 乡村振兴应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为主。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应立足于乡村地域类型, 进一步强化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特色保护类型、搬迁撤并型等村庄类型、特征及其振兴路径的研究。乡村振兴要求实现乡村地区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全面振兴, 本研究主要是从资源、环境、人文、经济等角度对乡村综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研究, 而对乡村地区的组织建设、文化传承等要素考虑不足, 未来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强化。 基金：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资助 (XDA2307030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871183;41601172);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016M591105);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地理研究2019年03期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