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乡愁系列
相比中国，经历较早城市化、老龄化和少子化的日本，其乡村治理走过了什么样的变迁历程？日本年轻人的“返乡”、日本学界的“现场主义流派”又如何影响日本的乡村治理？
俞博士，您从求学到留校任教，在日本生活工作已有5、6年了吧。在您看来，日本还有无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日本人过新年等有无返乡情节？他们若返乡，更多是祭祖、观光，还是会寻找就业或创业机会？
答：感谢您的提问。
首先，尽管日本在2015年底就实现了67.7%的城市化率，但仍存在许多乡村地区，日本社会称之为“農山漁村”，统指以农业、林业或渔业等第一产业为核心产业的地区，这些地区往往面临人口过疏化、少子化和老龄化等社会难题。
其实，在普通日本人的观念中，首都东京之外的地区都可被称为“田舎”（即“乡下”之意），但有个城市例外，那就是作为日本文化起源地的千年古都——京都。另外有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即在日本的交通路线中，凡是开往东京方向的路线都叫“上行线”，与之相反，凡是从东京开往其他地方的路线都叫“下行线”，从中折射出所谓的“东京一极集中”之怪象。在我看来，时至今日，日本社会仍存在根深蒂固的“首都优于地方”的观念，这对日本的央地关系以及乡村治理等都造成深刻影响。
其次，和我们中国人一样，日本人也有返乡情节，甚至不逊于我们。每年的元旦、黄金周以及盂兰盆节等重大节假日期间，日本都会出现大规模的返乡人潮，并常常导致道路交通堵塞，新干线和机场等人满为患。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日本人将“返乡”称为“帰省”（きせい）。其中，“帰”是指“回家、回归故里”之意，而“省”是指“かえりみる”，字面意思为“回头看、往回看”。据日本学者考证，这里的“省”来源于《论语・学而篇》中的“吾日三省吾身”，即意为“反省、自省”。因此，日语中的“帰省”，并非单纯的“返乡”，而是侧重强调回家看望父母，祭拜祖宗并追思先人足迹，进而以此为参照反省自己，从而包含着某种“宗教性”意味。
最后，正如刚才提及的，日本人也有返乡情节，但这里的“返乡”主要指临时性返乡，其主要目的在于探亲或祭祖，假期结束后就得返回工作地城市。当然，也有很多日本人选择在假期到乡村旅游观光。而与临时性返乡不同的是，近年来日本出现“回流乡村”之现象，日语中称之为“Uターン”（U-turn）或“Iターン”（I＋turn）。其中，前者是指“出生于农村地区的城市居民重返故乡创业和定居”，而后者是指“原本出生于城市的人们放弃都市生活而选择到乡村定居”。目前，这股乡村回流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并推动着日本乡村治理的变化。
您的求学和工作经历跨越中日两国，相比之下，您认为中日两国在乡村治理方面最重要的区别在哪里？
答：感谢您的提问。
根据日本总务省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14年4月5日，日本全国共设有790个市、745个町以及183个村。另外，截至2014年1月1日，未设有行政村（村级自治体）的都道府县多达13个，而仅设有1个行政村的都道府县也达到12个，其中就包括我居住所在地——京都府。2016年2月22日，我专门走访了京都府境内唯一的一个村级自治体——南山城村，对其政府机构设置、村貌建设以及面临的问题等进行了田野调查。
南山城村位于京都府东南端，1955年由大河原村和高山村合并而成，全村面积为64.11 km²，共有家庭户1,250户和家庭户人口2,924人。根据京都府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0月1日，该村未满15岁的人口比例仅有8.1%，而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则高达35.2%，可见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极其严重，已进入超老龄化阶段。该村盛产宇治茶（参见图1），同时生产少量的香菇和大米等。
目前，该村设有村长、副村长、教育委员会（与其他町共设）、总务科、税财政科、保健福祉科、产业生活科、建设水道科、村落营造科，另外还设有议会和议会事务局，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共计57名，其中包括一般职员45名和特别职员12名（村长和副村长各1名、议会议长和副议长各1名、议会议员8名）。政府办公地被称为“南山城村役場”，办公模式采取日本传统的“大部屋主义”，即除了特别职员，其他一般职员均在一个大房间内集体办公（参见图2、图3）。
总体而言，村里设施较为完备，建有JR电车站、发电站、村民文化会馆、便利店、餐饮店、邮电局、警察派出所、农产品直销店、中小学校（和其他町共用）、银行ATM取款机、农业协同组合南山城村分店、居家护理支援所（南山城村社会福祉协议会）、神社以及寺庙等公共设施或便民设施。
另外，村内环境极其整洁和有序，居民住宅区古朴素雅，洋溢着浓重的日式建筑风味，着实让人流连忘返（参见图4、图5、图6、图7）。
此外，由于地处偏僻以及农业生产所需，村民几乎人均一台私家车或农用车。在村头的农产品直销店购物时，我曾和负责收银的老奶奶攀谈，得知她家7口人就拥有7台私家车，同时获悉村里面临最大的问题为老龄化和少子化，年轻人基本上都进城定居，农业（茶农业）面临后继无人之困境。为此，南山城村专门出台《南山城村乡村生活定居促进奖励金制度》，规定凡到该村购房或租房的外地人员或返乡人员均可获得一定额度的财政补贴，其计算方式如下：（1）购房补助：30万日元＋家庭人数´5万日元；（2）租房补助：15万日元＋家庭人数´5万日元。以4口之家为例，购房补贴可获得50万日元，而租房补贴可获得35万日元。目前，已有4、5家外地家庭前来定居南山城村。
由于时间关系，关于该村的其他情况无法一一详细介绍。比较而言，在中国，从乡村到地方，各级政府属于上下级隶属关系。而在日本，各级政府之间在法律上基本平等，从而使得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自治体之间主要以“支援性关系”呈现，与此同时，地方自治体的行政首长和议员均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从而迫使地方（包括乡村）自治体政府必须向当地居民负责并努力实施团体自治和居民自治，从而有效地促进地方治理（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
日本农业现代化程度很高，俗称“都市农业”，您能否解读一下？另外，日本的农协又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答：感谢您的提问。
准确地说，“都市农业”只是日本农业现代化的表现之一。我曾在京都市伏见区向岛地区居住过将近2年，公寓旁边即为一片都市农业区，让我很直观地感受到了日本都市农业的春种秋收之景象（参见图8）。
那么，何为“都市农业”？根据日本《都市农业振兴基本法》第2条的规定，都市农业是指“在市街地及其周边区域所开展的农业”。另外，日本农林水产省将都市农业的功能总结为6条：（1）景观创出功能，即能够在城市内部形成绿色景观；（2）交流创出功能，即能够通过农业体验等交流活动塑造并维系社区；（3）教育或食育功能，即能够与本地学校联手合作，利用农田和农产品创设出教育或食育之场所；（4）地产地消功能，即能够将本地产的新鲜度高的农产品及时地提供给都市居民，并通过地产地消方式实现都市振兴；（5）环境保护功能，即能够减低都市气温并制造出凉爽空气，同时还具有净化水源以及保护生物多样化等功能；（6）防灾功能，即能够提供防灾用地并在灾害发生时提供水和粮食。另外，还能在火灾发生时有效阻止火灾的蔓延，并在暴雨季节降低洪水灾害发生的机率。
为了推动都市农业的发展，日本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支援性法律和政策。除了出台《都市农业振兴基本法》和《生产绿地法》，还通过《租税特别措施法》和《地方税法》等法律为都市农业提供税收减免待遇。此外，日本政府还积极实施各种支援性政策，为都市农业提供形式多样的补助金。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最新统计数据，截止2011年底，日本市街化区域内的农业面积为83.632公顷，其中生产绿色地区面积达到14.19公顷。
关于日本农协，可以说，离开农协，日本乡村治理将无法开展。农协，其全称为“农业协同组合”，成立的法律根据是《农业协同组合法》，会员主要包括农民个体和经营农业的法人（近年来还招纳准会员）。另外，农业协同组合还有各种全国性的联盟组织和专业性联盟组织，例如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全国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农林中央金库、全国共济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全国酪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全国畜产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全国养鸡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等。概括而言，农协为会员提供三大服务，即经济服务、信用服务以及共济服务，这些服务基本囊括了涉及农民和农业的所有服务，以至于有日本学者调侃说，日本农协提供着除了“风俗业”（色情业）和“柏青哥”（赌博式撞球机）之外的所有服务。我前段时间前往京都府南山城村进行田野调查时也发现农协在该村开设有活动据点——“京都山城农业协同组织・南山城村支店”，以此为该村农户提供各种服务（参见图9）。
您在微信中经常晒您的导师亲赴田野与学生、与乡民一起耕种的照片，这是日本大学教学之需要，还是日本学者实证研究之需要，抑或日本学界的一种现场主义流派？
答：感谢您的提问。
我留学期间的导师是今里滋教授，他曾在国立九州大学执教20余年。2003年，为了阻止福冈机场建设项目，他毅然辞去九州大学教职，参选福冈县知事（相当于我国的省长），最后虽然败选但却成功阻止福冈机场建设项目。之后他转任日本代表性私立大学之一的同志社大学。
早在2000年，今里教授曾在日本行政学会创立50周年纪念大会的研究报告中针对日本行政学的未来走向提出这样的改革建议，即应将“行政”置于政治之上，将行政学发展为公共学，将行政学转化为公共问题的“综合百货公司”。很显然，他明确主张日本行政学要坚持以该学问的使命来确立自己的认同，而这个使命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即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前提确立其学问的理论和方法。为此，今里教授转任同志社大学后随即着手行政学教育改革。
2006年，今里教授所率领的教学团队获得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资助，在日本高校中首创社会创新方向的硕博士课程，致力于培养以解决地域公共问题为使命、兼具行动能力和研究能力的“社会创新家”。这里所谓的“地域公共问题”，就包含乡村治理所面前的一系列问题。今里教授经常强调，乡村治理是公共治理的根基，高校学者应该为解决乡村治理问题展开行动。
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今里教授身体力行，经常带领学生深入京都农村地区，为村民出谋划策并协助高龄农民开展农耕活动（图10）。
去年，今里教授不顾60多岁的高龄，考取了猎师证，利用周末等假期带领学生进入农村地区打猎。原因是近年来日本野生动物繁殖过快，而猎人老龄化且后继无人，从而导致许多农作物遭受野生动物的糟蹋。另外，今里教授针对日本农村耕地荒废等问题，聘请日本有机农业专家长泽源一以及“半X半农理论”创始人盐见直纪等社会实践家为讲师，开设有机农业等非常接地气的课程，致力于培养日本农业的接班人。截止目前，今里教授门下已有2名博士和1名硕士成功创设有机农业园，1名博士成为职业猎人，另外还培养了多名活跃在其他社会领域的社会企业家。
今里教授之所以开展上述教学改革，首先是因为他一直倡导学者应该通过实践改善社会，同时也是日本教育改革和实证研究所需，我们不妨将其做法称之为“现场主义流派”。这种学者支援乡村治理的模式，正逐渐成为日本高校与地方政府合作的新模式。
注：文中图片除特别说明外均由俞祖成博士摄于2016年2月22日
作者简介：俞祖成，福建永定人，日本同志社大学政策科学博士，现执教于日本同志社大学综合政策科学研究科，学术兴趣：日本非营利组织政策、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改革。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紫金传媒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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