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留住了乡愁，无论你是记得还是忘记了，乡愁都在那里。
早在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丝绸之路》的作者）与北洋政府打交道的时期，北平城外就是乡村，不到百年，北平城外的十公里内很难找到乡村了。过去从北平城向北走，第一个驿站是高丽营，沿着驿道继续向北，通往古北口或者承德。高丽营一村的老支书庞强想保留下祖祖辈辈居住在驿站的村子，他来到“村镇长沙龙”，讲述他们一村的历史和现在。老支书今年60岁，他的声音饱含了对村子一砖一瓦的感情。
在更早的时候，唐朝征服了称霸一方的高句丽，传说在高丽营镇驻扎过朝鲜军人，朝廷特许他们在朝贡路上设立一个驻外驿馆，在史书《顺天府》有记载。日本人占领北平的时候，派了八个日本兵驻守在这儿，全村分成八个堡，四九年后改成八个村。一村有一条小河叫邙牛河，绕着村子半个圈流动。小时候河水很清澈，小鱼很多，夏天的时候，大人小孩都在河里洗澡。现在小河被污染了，因为上游办过一个淀粉厂，没有一场特大洪水，恐怕很难冲刷掉河床的污染物。这儿有戏曲传统，小时候家里穷，老支书的姑姑从小学唱戏，大陆解放之时，她随家人去了台湾。两岸关系解冻后，姑姑还回来过。现在全村有三千多亩地，可耕地占一半。有八百多人口，有三个姓氏，外来人口有三百多人。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没有走远，在周边的工业区，下班后会回村里来，晚上的村子比较热闹，在小广场跳舞的人还分了三拨。老支书上任后，把环境彻底整治了一番，房前屋后种树种草，给人干干净净的感觉，戏曲班子很活跃，村民讲究孝道。北京市评选最美乡村，一村是顺义区三个候选村之一。
这个时候，一村继续向前走遇上了一点阻力，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我们的第二期村镇长沙龙，由发起人李昇明邀请了国家行政学院张孝德教授、前挪威驻华文化参赞梅园梅女士、清华大学罗德胤教授、书院中国执行秘书长毕晓倩老师、云台山太极论坛发起人王刚老师、中荷农联盟发起人姚健俊老师、央视总编室李劲松老师，还有殷智强、余云义、李建军和田多林（云南）等一批朋友，一起来讨论一村。一村来了三个人：村支书庞强、第一村支书（顺义区挂职干部）韩鹤亭和大学生村官高竣飞。我们相聚在一起，继续我们一天只谈一个村子的模式。书院中国还作为村镇长沙龙的支持单位。
我在欢迎致辞上说，两次走进一村，第二次就有了亲切的感觉，也许是说不清楚的。我们都认为需要通过人的改变实现社会进步，第二次去一村，我邀请合作单位书院中国执行秘书长毕晓倩一起去。乡村建设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的梁漱溟、晏阳初和费孝通等三位先生，我研究其中的一位，费先生主要关注中国乡村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问题。现在需要认识两种情况，其一，费先生以前写作的《乡土中国》很经典，属于西方理论背景的文化再现，那时候他关注到孔子的礼，谈论乡村的礼治秩序。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说，我们还需要关注礼之前的文化，有了道才有德，有了德才有仁，有了仁才有义，有了义才有礼等问题。其二，我认为，现在有必要确认一个出发点：中国文化是生态文化，生态文明是从中国出发的（当然这是我的一家之言而已）。我不习惯称呼生态文明，暂且称为第三种文明，或者是新中华文明（费先生的提法）。现在我们的探索需要有这个文化发展动态的前提。
我们的村镇长沙龙，讨论印象层面、文化层面和实践层面的乡村问题。村支书介绍的一村，是一种生活中的文化，他的一举一动很朴实，却都是上千年流传下来的文化，比外来者的洋洋万言更有文化。我们这些外来者也谈论文化，是比较概念化的、知识化的文化。只有认识了乡村文化，下一步才能启动规划，历史上很多对乡村做的事情是破坏的，因为不懂得乡村。我们周边的国家有很多树，唯独中国没有几棵树，因为归属权不清楚，我把树保下来不能留给子孙后代，我不砍树别人照样去砍树，结果把树砍光了，现在的沙漠化很严重，中国人的智慧去哪儿了呢？我们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看看一村应该向哪个方向走，嘉宾和朋友们在各自的领域很优秀，邀请这些熟悉的朋友在一个空间里，不需要作秀，每个人都有机会谈谈自己的见解。
张孝德：我们国家靠工业文明无法赶上西方，只有靠生态文明才行。北京的乡村保护做得很不好，我在任何场合都敢说，我住的海淀区过去是皇家后花园，现在被破坏得认不出来了，保护文物比反腐败更重要，腐败的钱可以收回来，文物被毁了就回不来了。过去提出搞农家乐，这个名字其实是很不错的，把农民生活变成产品，问题是不要止步于吃一顿农家菜。乡村人家的前庭后院本来就是种菜种水果的，想吃什么可以现场摘，味道最新鲜。一村不用向全国去看，就搞一个北京版本的典型乡村，比如说五十年代的北京乡村。进入一村的外来人口，主要是吸引那些来生活的文化人，这样能提高村子的文化层次。李老师有文人感觉，他觉得行的话我就放心了。
梅园梅：我们每个人首先是一个人，人是最重要的，在于人怎么能持续下去。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乡村，需要我们从了解家族开始，由家族故事去做决定，（过去的）中国就是农耕文明。我在1981年来到北京上学，那时候中国的城市人口只有15%，现在的城市人口有50%，在这么短短的30年里，中国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这里面存在怎么看可持续性的发展问题，欧洲各国的每个大城市花钱建立博物馆研究中国古人的文物，就是想看到文化的延续性。挪威有保护很好的乡村，每年全世界有上百万人去参观，得过很多大奖。中国人是出色的主人，你们村子的特殊性是你的故事，用你的故事拓宽我的世界。（她有时把中国的农耕文明写成“农根”文明）
罗德胤：我在清华大学教书，主要工作是做乡村遗产的保护，以及由保护引发关于发展的问题，在全国各地有一些实践案例，有时间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想了解一个小问题，没有看到乡村的整个区域图，有没有老房子、数量有多少？还有，要考虑外来人口的数量，如果没有大量外来的人流，想当一个地方的榜样不容易。（注：只剩下五六间老地主的房子。罗教授刚从河南开完乡村文明复兴论坛回来，收集了很多国内外专家的乡村建设观点）
毕晓倩：这个村子很宁静，很干净。书院中国致力于做文化的挑水入户，乡村书院是一个公共空间，现在乡村的人们容易走向家庭生活的自我封闭，像城市人那样关起门来过日子，可以在公共空间找回一些邻里关系。乡村的孩子们在书院学习，他们的母亲可以在书院喝茶。我们有针对孩子、针对母亲和针对老人设计的项目，一个个去设计，去落实。在一村，可以比我们在凤凰岭的乡村书院做得更大、更好。可以提供乡村的礼乐，这个礼是礼治秩序，乐的部分可以结合乡村的戏曲。我们在挖掘乡村文化上可以派出志愿者，收集八九十岁老人的记忆，做一个老照片展览。还可以结合非遗项目和手工项目，丰富老人和妇女的生产和生活。也包括传承太极文化，和李老师这边做好配合。
姚健俊：荷兰的村子都不在路边，距离公路一公里，至少是五百米，保持了乡村生活的私密性。对于一村的未来，我们首先要清楚乡村的目标是什么，其次看什么是驱动力量。一般来说有功能驱动、环境驱动、产业驱动、故事驱动等。故事主导的难度有点大，成功是相同的，悲伤是不同的，我们还没有接受悲伤文化的传统。一村在城乡的夹缝中生存，未来的发展很难自我左右，一个村子会被一次次的新建设伤害，有时候不如一次伤害到位，做一个彻底的重建。我们梳理一下，一村的发展将会遇上几个关键词：空间、文化和生活。
以上的建言非常丰富，很多发言没有展示出来，如王刚老师讲的城乡都在追求快乐，余云义老师讲的乡村孝道和师道，智强老师讲的对接资源，有个青年导演想找个乡村拍摄一部小电影。李建军本来想约个房山的村支书来旁听，到这里找找思路。我们这里的文字展现的内容还不到沙龙对话的两成。特别感谢高丽营一村的韩鹤亭书记和书院中国执行秘书长毕晓倩，为这次沙龙前前后后做的各种准备，使第二期村镇长沙龙顺利进行。
谈论乡村，怎么会有沙龙味呢？过去是没有，不过现在有了，或者可以说是味道渐浓。看我们照相的阵势，一个个按照自己的个性站立，不也是一种沙龙味吗？
但是大家被一个问题纠缠住了，在京承高速路边，也是一村的对面，将要建设一座京沈客车的车站，意味着一村的未来有很大的变数，想保护乡村是一件很难的事。在这个时候，需要下决心做出一个智慧的决断，庞强老支书说，在我这一任不把乡村保护下来，下一任是年轻人来做，保护乡村就更难了，我必须带头保护乡村，上头今年还给我几百万建设乡村，说明还没有什么（拆除的）概念。李老师跟我们说打出三张牌，做乡村公益书院、太极生活美学和乡村休闲空间，我们是赞同的，这是一个出路，符合我们一村的实际需要。今天难得有机会听了那么多专家们提出的建议，我们要去占领这个山头，让别人不好拆。
我想说一个故事，我熟悉韩国首尔大学的金光亿教授，他写了一本自己金氏家族的书，他们的文化来自明朝理学，但是他们没有经历过土地革命。金氏家族在老家的最好的土地，一直是按照传统传承给长房长子，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后，有人出去上学了、当企业家了，还有当官员的，每当他们回到老家，一律要向金氏家族的长老请安，他们出去混得有点成就，不是很稳定的，家族的地位是稳定的。家族不变，外出的人还算有个精神家园，不会沦落为没有家园的吉普赛人。他们接受了现代文明，与传统从不对立，没有失去归属感。而他们的儒家文化不过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一村的讨论，展示了多层次、多角度看乡村建设，谢谢大家的精彩发言。我们把各位专家学者的建议认真记录下来，也承认各种的同和不同，中国文化没有绝对主义的态度，孔庙大殿上有中和位育四个大字，中和的意思是文化可以共存和共享。我们的讨论，凝聚了一些共识，为一村的发展奠定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最美乡土》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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