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晖临教授多年来研究农村变迁与发展。接受紫金传媒智库访谈之前，卢教授正在安徽农村进行调研，访谈时他介绍了其农村调研的第一手鲜活资料，以飨读者。
紫金传媒智库（以下简称“问”）：卢老师，您好！每逢春节都是中国人“乡愁”最浓的时刻，您能否从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谈一谈您所理解的“乡愁”？
卢晖临（以下简称“答”）：我出生在皖南一个小山村，在那里完成的小学教育。后来离家求学，但因为家人、朋友、同学的关系，一直和家乡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工作之余也经常回去看看。1986年我到北京上学，之后留在北大工作，前后逾三十年，已经远远超出我在老家生活的时间。回顾起来，我在北京过年的次数只有两三次，在家乡过年则超过二十次。内心里一直觉得回到老家才是真正的过年，这当然是一种乡愁。
对于像我一样定居都市多年的人来说，家乡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影响。所谓乡愁，更多地是一种对于家乡的情感性依恋。一个人成长的故乡会给他打下深刻的烙印，这与此后工作地的意义不可同日而语。童年、少年时期的特殊的记忆——人和环境之间的记忆，食物的记忆，过年过节的记忆，亲人、朋友、同学一起经历的记忆，不断滋生和维系着乡愁。
乡愁是人和地方之间的复杂的情感，出生在乡村和城市的人的乡愁情结是有差别的。一般来讲，在乡村或是小城市出生的人乡愁会浓烈得多，人和地方、人和环境之间特殊的记忆也更加难以取代。出生和成长在都市，人和地方、环境之间的联系可能就变得越来越标准化、国际化，相对而言，记忆也就更加容易被取代，表现出来的乡愁也会淡得多。
当然，乡愁是相对的概念。比如我现在在北京，我的家乡广德就是寄托乡愁之所在，这里的环境、生活、亲人朋友，就是所寄托的对象。但是，当我到其他国家去学习、生活、工作，乡愁可能又扩大到中国，所以乡愁本身也是一个弹性的概念。
乡愁所包涵的内容当然不仅仅是对于食物、风景和人物的记忆。从社会学的角度去思考和理解“乡愁”，它是人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于乡土社会的回望，是对于乡土社会所蕴藏的人情的依恋。往大了说，乡愁是现代人对于社会性的一种追求。
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人情社会，是人和人之间保持密切联系的社会，人际之间的包容、责任、义务、体恤是指导人们行为的通行原则。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从乡土里走出来的人进入城市，在那里工作，生活的环境变成陌生人的世界，人们在社会分工、市场交换和法律契约的框架下相互联系，生活需求和情感需求也都以现代社会的方式来加以满足。在摩肩接踵的都市，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大量而频繁，但基本上是以一种“去情感化”、“非人”的方式完成的。人情寡淡成为生活在都市里的人的一个普遍体验。乡愁，正是都市人对于都市中人情缺失状况的一种心理反应。
回老家过年的人是幸福的，他们循着亲情网络回归乡土，哪怕是短暂的停留，但毕竟找到了一个安置和排解乡愁的空间。都市人从“去情感化”、“非人”的都市回到重视人情的乡土，可以说是一段集中式的情感充电，也可以说是一段情感疗伤。我猜测，有老家可回的人，心理健康的状况是相对较好的。
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非常宝贵的社会和文化资源，这一方面与中国传统的家庭价值观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们从乡土社会、传统社会走出的时间还不是太久远有关系。乡愁的未来在哪里？取决于中国乡土社会将以一种什么样的形态进入现代。如果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乡村不断凋敝，都市人回家过年之路也会被阻断，再浓的乡愁最终也无法落地；如果乡土社会简单复制城市的样态，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失去乡土中的人情和密切的人际互动，都市人的乡愁最终也会烟消云散。
问：之前和您预约专访时，您提到您正在安徽农村调研，您此次调研的内容是什么？在调研过程中，安徽农村给您怎样的印象？
答：从2015年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承接国务院参事室重点课题——“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跟踪研究”，在东中西部各选取一个村庄（安徽的这个村庄是其中之一），持续观察乡村社会的生产方式、居住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乃至于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
安徽这个村庄位于淮河北岸，是中国农民进入城市打工最早的地区之一。经过村民自身的努力和国家对新农村建设的持续投入，村庄和村民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村民的住房和生活水平等和三十年前相比有了质的飞跃。在这个最基层的村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化的不竭动力。用非常朴素的话来说，就是农民对于过好日子的追求：多赚钱、盖楼房，用上现代化设施。
青壮年劳动力平日里大多外出务工，村庄变成打工人口的家属区，但村庄对于打工人口的意义仍然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些打工人口在城市里并没有办法真正地安家，哪怕他们一年中只在村庄生活很短的时间，村庄也成为他们能够发现自己生活意义的最重要的空间。我们调研正值年关，冷清的村庄一下变得热闹起来，辛苦一年的打工人口从各处回到村庄，展示在外面辛苦劳动的成果，从大包小包的礼物，到开回来的一辆辆轿车。
但是我们也在调研中发现一些问题。举两个小例子。一个是物的例子：我们走村入户和村民聊天，村民们热情相待，可能是出于方便和卫生的考虑，大多使用一次性的塑料杯盛水待客，既不利于饮水健康，也造成村庄环境问题。在招待宴席上，一次性塑料餐具的使用更为普遍。另一个是人的例子：由于缺乏公共性活动，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年末回到村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装修精致的家里看电视打游戏，而很少串门聊天。这一切都发生在追求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大潮中，却阻断了乡土社会人和土地、人和环境、人和人之间的紧密而友好的联系。
问：您在研究中提到留守儿童，父母出门打工是为了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又对留守孩子成长造成负面影响，您怎么看待这种矛盾？
答：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让自己的家庭过上好日子，让子女有更好的生活机会、更好的前程，但对于很多外出务工家庭来说，恰恰在子女教育这一点上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后果。父母在外打工，赚到更多的钱，让留守的孩子可以去镇里甚至到县城去上学，看起来是为子女提供了更好的受教育机会，但未必能够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我们知道，教育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的三位一体，在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的角色尤为重要。由于父母长年不在身边，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职能只能由（外）祖父母承担，但受自身能力和沟通方式的限制，（外）祖父母等无法替代父母在家庭教育上的作用，造成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严重缺失。家庭教育的缺失不仅会影响到学校教育的效果，而且会对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和成长造成负面的影响。留守儿童问题对家庭代际关系也有影响，淮南调研结束后，在回老家的火车上，我们就碰到一对祖父母带着十岁的孙子去宁波看他的父母。十岁的孙子出生不久就由祖父母在老家照顾，每年和父母差不多就见一两次面，相处时间很短。孩子祖父母告诉我们，即便见面，这个孩子也不愿意和父母多说话。
在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数以亿计的农村孩子是以留守儿童的方式接受教育的。这个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也是很罕见的。过去几年，留守儿童因为得不到妥善的监管和照顾而发生安全悲剧的极端事件时有发生，可是这个板子并不能打在这些留守儿童的父母身上，他们外出打工让孩子留守，这个选择本身就很无奈。这是社会经济结构性的问题，而不是父母狠心的问题。这样的矛盾应该尽快结束，如果能让它这样持续下去，无论是对留守儿童本身，对他们父母，还是对整个社会，不良的后果都会越来越严重。
问：您说到安徽农村调研，我联想到如今也零星看到有农村的精英或者城市人返回农村，希望借助城市精英的力量来改变乡村的衰败，您认为这对乡村治理和发展有无作用？这个过程有哪些问题是需要警惕的？
答：在乡村空心化，青壮年人口外流，乡村人才缺失的背景下，确实很多人会寄希望于城市精英重返乡村，期待他们能在乡村复兴的过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之间的互动更多是乡村劳动力和人才由乡到城的单向流动，现在则出现了一些由城到乡的反向流动的苗头。城市里的一些人才，无论是规划人才，知识分子还是工商精英，能够关注乡村，进入乡村，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积极作用的。
比如乡村的住房，今天农民盖的住房从样式、格局、功能上基本是城市住房的劣质翻版。城市规划人才进入乡村，从事房屋设计和建设，在植入满足生活需求的现代设施的同时，尽可能实现房屋和周边环境的协调一致，尽可能体现人和自然、人和土地之间的友好联系，会对周边的农民兴建住房起到借鉴和示范作用。工商精英进入农村，在农业生产，尤其是经济作物的生产方面，他们可以以其敏锐的市场意识和高超的营销手段发挥方向引领的作用。工商精英可以以其对于城市需求的把握，在乡土产品的价值开发和提升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要警惕什么呢？资本下乡可能能解决农业的问题，也就是农业现代化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相关的规定、约束，就可能不会解决我们农村和农民的问题，甚至会加剧农村很多的问题。
月初，我们去四川调研，成都平原附近的一些地区，家庭农场已经遍地开花，农民的土地几乎全部流转，这些流转的土地被城市资本承包，建立规模不等的农场，大多数的农民实际上失去了土地。我觉得这样的趋势是需要警惕的。一定程度上的工商资本进入农村，对农村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但比例是多少，规模是多大，需要各个地区因地制宜加以规定和约束，不能完全的放开，否则会造成农民普遍的失地化。农村发展的根本主体应该是农民，城市的精英只能是在政策规章的约束、引导之下起到协助作用，否则可能会加剧农村和农民问题。
问：在读您的作品《尘肺之殇：我们时代的创伤》时，让我联想到中国乡村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为了发展而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想请教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发展和污染的矛盾的？
答：发展和污染的关系，是一个需要辩证看待和处理的问题。不计污染的发展要不得，杜绝污染的发展不现实。发展和污染是一个度的问题，不可以绝对地去讨论。“绝对不可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来追求发展”，这句话看起来是非常正确，但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得到执行。在目前的经济发展程度、技术条件之下，工业发展和农业生产都会对环境产生影响。现在中国环境问题的关建，是享受发展之利的主体和付出环境代价、承担环境代价的这个主体是不一致的。
一些高污染的行业，倾向于选址农村地区。这些高污染行业本身的收益和这些农村地区没有关系，但农民却不得不承受污染的代价。城市的发展产生大量垃圾，这些垃圾不能得到妥善处理，有些运到农村地区，作很浅的掩埋，甚至露天堆放在沟渠，造成农村地区环境的恶化。城市在发展，但是农村承受了代价。
最近这些年中国雾霾问题非常严重，造成雾霾的原因众说纷纭，有很多的讨论和争论。在秸秆焚烧令之前，农民往往是一把火将秸秆焚烧在田地里，这当然会产生环境污染。这个污染和工业的排放、汽车尾气的排放和其他的排放源相比较，到底哪个更为严重，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非常权威的研究。最近几年，粮食主产区都执行了最严格的秸秆禁烧政策。每到庄稼收割的前后几个月的时间，从县到乡到村庄的干部都被动员起来，投入到秸秆禁烧的管制运动中，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大量的精力被占用，最后追求的目标就是禁燃。但是，秸秆综合利用方面的举措并不完善，高压之下，农民随意地把秸秆堆放在田间地头，虽然没有造成大气的污染，可是秸秆腐烂渗到地下，却对农村当地的生活水源造成了污染。
这些问题都显现出发展获益主体和环境受损代价承受主体的不一致，这是今天中国环境和发展的最核心和最实质的问题。
回到乡愁这个话题。如果任由乡村的土地和水遭受污染，农民在乡村没有长远的生计，没有真正的乡村发展，或者乡土社会在奔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丧失其人情社会的特点，再浓烈的乡愁最终也将无处安放。
作者简介：卢晖临，安徽省广德县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博士，哈佛燕京访问学者，多年来以历史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与社会学方法论为研究领域。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务院参事室重点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多项课题。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紫金传媒智库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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