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作者在2016年3月25日由“十月杂志社·十月文学院”与“北京乡村文化保护与发展志愿者协会”于北京主办的“‘十月’青年论坛”第四期“‘回馈乡村，如何可能：文学与乡村的对话’研讨会”上的发言稿的增订版，仅代表个人观点
谢谢主持人！我今天主要谈黄灯老师《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这篇文章。黄老师这篇文章最初以《回馈乡村，何以可能？》刊发于《十月》杂志2006年第1期。此文就文体而言是笔记体散文。她以笔记的方式讨论了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为何这篇笔记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我觉得要放到这两年对乡村问题的持续关注和随之涌现的大量“返乡笔记”这一大环境里来看。
2015年春节，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首先在“澎湃市政厅”栏目发出，因为赶在春节这个节点，在社会中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人参与讨论。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回乡偶记：双重视域下的农村生活》参与讨论，主要谈了乡村伦理秩序的崩解问题。后来蒋好书老师也写了一篇文章《如果真爱家乡，知识不会无力》，批评了知识人面对乡村问题时的无力感和知识无用论。我则又写了《在乡村，知识为何是无力的？》回应了蒋老师。此间，很多的笔记文章都在描述、讨论和反思农村问题，黄灯老师当时也有文章面世。就当时很多人不知道农村现实的状况而言，我觉得这类以描述为主的笔记体文章比粗浅的批判文章要有价值。
回到刚才的问题，此类题材的笔记体文章为何会在这两年火起来？究其原因，首先是大众媒介的推动力。大众媒体的传导作用远大于传统纸媒，具有及时和辐射广的特点，受众面非常大。而且，大众媒介很会“发现”和“制造”话题，知道公众的兴奋点，很多“返乡笔记”的题目都会被媒体编辑改动，如将“（女）博士”“（女）博士后”和“返乡”并置，以此吸引公众的眼球。其次是话题的时效性，春节很多人返乡又返城，对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诸多问题有着切身的体会，情感上很容易引起共鸣。然后就是农村问题的持续发酵，已经到了必须深入讨论的时候。最后，就文体而言，返乡体写作与传统农村题材写作的差别在于，它具有极强的写实性，或者说是乡村生活实录，语言通俗易懂，受众面广，与带有较强情感色彩的散文和以虚构为特征的小说存在差异。
在农村题材书写中，我们较为熟悉的是鲁迅以来的小说传统，这条线一直延续到当代的余华、莫言和阎连科等作家的创作。小说就是虚构的，一旦涉及到虚构，读者会觉得小说中的农村图景是一个想象出来的虚假世界，虽然会拿来和现实对照，但仍会认为那是个遥远的世界。但笔记体不是，笔记体的前提是真实，它会让现实与读者的情感经验短兵相接。也正因此，今年春节冒出来的诸如“上海姑娘”“东北媳妇”“不让上桌，城里媳妇掀桌子”等虚假的返乡笔记和新闻，才会让大家信以为真。抛开文体，我们也要问，为何这类虚假的返乡笔记会让大家信以为真？因为它以虚假的方式揭示了真实存在的问题，或者说它们作为一种“症候”揭示了读者的情感经验，也就是大家认为现实就是如此的。此类文章叙写的事件本身是虚假的，但是作为一个现象它也揭示了一些社会真实，值得分析。
黄灯老师这篇文章，过年时刚发出来我就读了，本来也想做一个回应，但是后来又忍住了。为何不做回应呢？我觉得就当下各类返乡文章泛滥的情况而言，不适于再继续写呈现农村负面状况的笔记体文章。这首先是因为，此类文章会使得大众，包括知识人群体，进一步固化自己对农村的负面印象和认知。还有更危险的一点是，大众媒体追求聚焦效果和时效性，会在短时间内集中推送特定类型的消息，其聚焦效应亦会扭曲现实图景，造成受众认知单面化。而且，大众媒体受众又多有一种猎奇心理，新奇感淡化了也就不会再关心此类事情。即便认真对待此事的人，也会在情感遭到一次次震惊后，变得麻木，进而熟视无睹。因为事情太普遍和太复杂，可能反而打消了人们想要马上解决它的紧迫感。而且，目前很多笔记体文章仍然停留在单纯的现象描述，缺乏必要而有效的原因分析，甚至将农村问题仅仅归结为农民自身的认知局限和情感结构缺陷，未能在社会整体层面结构性地分析问题，如此难免走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类价值判断的老路。将现实问题归结为个体还是结构，会引出迥异的结论和情感效应。
农村图景是复杂的，总体上是在不断改善的，但是返乡体文章（包括我那篇）却造成了大家认为农村生活在不断恶化的印象。即便我们今天在这儿讨论此问题，听到最多的词是什么？溃败、没落、贫困化、空心化等等，都是负面词汇。对此，我们要想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关于农村的经验是真实的吗？我觉得不是。苏格拉底说过，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去过的。但问题的另一面是，经过反思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它是我们从某个角度或立场想象、建构起来的生活。此类生活图景离我们的真实经验有多远？我有时候会反思自己的农村经验，我觉得那是一种夹杂了个人情感和认知的经验，是知识化的经验，与那种源初的、最为真切的生活经验离得很远。我作为一个知识人，其实已经外在于农村生活了。我只是在观看和反思它，而不是去经验它，因而我的经验也在很多时候并非真实。
此外，我们总是说农村在衰落，似乎农村曾经很美好，如陶渊明描写的桃花源一般。然而，乡村生活美好过吗？其实，无论文学叙写，还是现实经验，都告诉我们，农村生活在现实层面没有美好过，其美好只是一种情感效果。我们现在在小说和返乡笔记里描写和读到的那些问题，农村一直都存在，只是长期以来没有被知识人用一种知识性的话语呈现出来，推送到大众的视野内，或者说没有推送到在城市生活的人群的视野内，没有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农村都被偏见所遮蔽，农村生活经验也多在知识话语中发生了畸变。
刚才，李云雷先生谈到“阶级性”问题，李陀老师谈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效应问题，都很有启发。但是，我们要问，当我们讨论“阶级”的时候，我们指的具体群体是什么？当代中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此无产阶级主要是工农阶级，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主体从根本上讲还是工人阶级。因为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只有工人阶级才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农民阶级虽然是工农联盟的重要部分，但实际上一直都是边缘群体。工人生活于城市，享受着各种福利待遇；农民生活于农村，长期以来几乎是自力更生、自生自灭的状态，没什么福利可言。工农问题落实下来就成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从历史现实而言，长期以来都是农村支援城市，农村甚至被作为城市问题的消化场所，帮助城市解决自身无法化解的问题，从上山下乡到农民工问题莫不如此。
在“后文革”语境中重启“阶级”话语，必须十分小心它对民粹思想的迎合，走向“阶级斗争”的老路。而且，就“阶级”话语本身而言，它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是“整体”变革或革命，但是当前中国的社会一体化程度如此之高，社会问题盘根错节如此之深，想要在“整体”上解决社会和农村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如此，与其提出一条不切实际的变革思路，将社会问题和农村问题公式化地化约为资本或制度原因，不如在具体的问题上做一些切合实际的工作，例如王克勤先生一直不遗余力解决的农民工“尘肺病”问题，功德无量，意义深远。而且，阶级话语的批判对象主要是“资本”。虽然当前中国因为借助“资本”重新整合社会（推行“新自由主义政治”政治经济政策）而导致的社会问题不断出现，改革负面效应不断凸显，但是出现这么多问题的重要原因是公权力尚未得到很好的约束，没有起到制约资本无边界扩张的作用，甚至成为资本追逐者。农村是当代中国社会诸多结构性问题的爆裂点，是资本逐利、体制缺陷以及由此引发的改革负面效应的集中呈现地。无论怎样，我们在讨论农村问题时，必须社会历史地思考它，回到农村经验的现实和历史之中。黄灯老师的文章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让我们抛弃各种宏大叙事和宏大概念，真切地去体验一下农村的日常生活，去经历他们的生老病死，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去思考：真实的乡村经验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要去建构、重现此类生活的话，应该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乡村？
农村问题说到底就是现代性问题。当代中国，尤其是近三十年，社会处于一个急剧现代化的过程中，个体经验也是如此。在此过程中，社会结构急剧调整，大量农民涌入城镇，这就造成他们的生活经验的剧烈调整。城市短暂经历获得的体验与农村长久生活积累的经验发生着对撞。就我个人而言，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那时候家里还在点煤油灯，生产依靠畜力，从物质上而言几乎是一种前现代生活。后来读书，从小乡镇一直读到北京，又到美国生活了一年，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生活经验，从前现代到现代，到后现代，作为一个个体都有体验。同样，这些生活经验及其内在的冲突也会在我的经验内发生冲突，造成我个人情感结构上的张力。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会在诸多个体和村庄上集聚和呈现出来，造成这样那样的问题。因而，我们必须明晰，此类经验是一种多么复杂的经验！
其实，大多数农民尤其是农民工，对社会结构和自身处境的认知是相对清晰的，只是多以为对此情景除了个人奋斗无能为力而已。可以说，他们面对自己的生活处境经历了一个“痛而不自知”到“痛而有知”，再到“知痛而无奈”的变化过程。我们时常说，知识人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启蒙”。这种大众需要启蒙的观念有时候确实是一种知识权力的自负，他们并未认真思考过：启蒙谁，启蒙什么，以及最为关键的“如何”启蒙？很多知识人对社会现实尤其是其实际运作模式（潜规则）的认知其实不如市井小贩和农民工，很多关于农村的思考成为了知识人自产自销的话语生产。而且，即便农民对某些社会状况是“知之不深，知之不确”的，那么知识人也必须不断反思自己的认知是否深入而准确，他们在提供启蒙观念的同时是否能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若是不能，如何化解其中隐含的社会风险？我这么讲并非反对启蒙，而是阐述我自己的一些困惑，也是表达自己对一些知识人面对农村问题发言时，总是充斥着宏大概念的话语形式的不满。就此而言，怎么样通过一种恰切的文学叙写、文学表达，去呈现和思考此类现象，就是文学必须要回答的课题。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的一个主要观点，这也是我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基本立场，就是不能试图以文学艺术这类浪漫的手段来解决社会现实中的复杂问题，社会问题必须社会地加以解决，现代化带来的问题也必须通过深入的现代化来化解，因而我反对浪漫地叙写乡村问题，渲染乡愁，更反对在社会层面过于文学化地讲述关于乡村的故事。因为当下的政治已经过于浪漫化，不切实际的政策使得农民如同棋子一般被领导者按照某种蓝图摆布。农民的生活被随意调整，随意规划和整合，这完全是一种浪漫式行政思路。领导拍脑袋，农民被折腾。
总之，我们必须回到农村现场，尊重农村的内在生活逻辑和情理逻辑，不能浪漫想象、主观臆测。而且，农村生活经验和图景是复杂的，不同地域的状况也是迥异的，但农村在总体上是在变好，只是农村现代化的过程远落后于城市现代化进程，这也是产生当下农村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部分地区农村村落的凋敝是必然的一个过程，但这只是工业化或现代化进程中的“自然”调整。而且，人走屋空的凋敝农村，要远胜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种无处可逃、不能逃的饥饿和贫困。在此意义上，目前农村之凋敝，恰是农村之进步。但将农村的凋敝或转型视为历史必然，并不意味着对农村的各种困难和不公视为理所当然、熟视无睹，而是要求关心农村问题、尤其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人，为转型期的农村争取更多的改革红利和发展机会，为农民争取同等的国民待遇，并将此作为其农村工作的重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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