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28日，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课题村镇规划建设与管理系列座谈会之一——“乡愁”专题研讨会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举办。本文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住建部传统村落专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罗德胤老师在会上的发言，感谢作者悉心整理&授权发布。感谢会议主持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村镇规划与设计研究所曹璐女士给予的支持。
关于乡村保护与发展，我想就最近我们做的项目，以及我本人观察到的别人做的案例，和大家进行分享和讨论。总的说来，我今天讲到的有四个方式。第一个是浙江松阳的方式，第二个是河南新县西河村的方式。第三个是我前段时间在广东梅州桥溪村看到的景区方式。以前我们对乡村采取景区模式是非常排斥的，但是通过对桥溪村的观察，我发现也不能完全否定。第四个是田园东方在江苏无锡阳山镇做的一个案例。这是一种地产模式，通常我们搞遗产保护的人会觉得房地产很可怕，因为资本的力量实在太强。但是在阳山我发现，资本除了有追求逐利性也会追求持续性。当资本考虑长远利益的时候，有的想法也会和我们不谋而合。
在讲这四个案例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本书，叫《人类简史》。这本书对我的启发挺大。作者认为人类的历史有三次大的跃进：第一次是7万年前开始的认知革命，起因是人类突然变异出“会讲故事”的基因，从而使得集体合作能力有巨大提升，打败了地球上的其他物种；第二阶段是在1.2万年前开始的农业革命，人类的生活方式从采集变成了定居，这使得居住密度大大提高，思想交流加速，从而加快了知识传播，导致生产力又有了一次大的跃进；第三次始于500年前，一直持续到现在，被称为科学革命，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资本、帝国和科技三者的结合，使得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之所以介绍这本书，是因为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乡愁”和乡村遗产保护有着很高的重叠性。为什么要保护乡村遗产？再大点说为什么要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是要付出很多成本的，我们的钱为什么不拿来享受生活而用于保护呢？实际上这和西方的科学体系是有密切关系的。五百年前，欧洲人开始把大笔钱投放到科研研究和地理发现上，由此带来大幅收益。这个事情是从哥伦布开始的，西班牙国王资助了他一笔钱，让他发现了美洲。在那之后，欧洲人发现，只要大规模投入资金搞科学研究和地理发现，每隔几年都一定会有新的科技进步，会大大提高生产力。在五百年之前，大家并没有这个意识，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是在玩零和博弈的游戏——社会生产力是固定的，全球的总产值就那么多，给了你我就少了。但是，哥伦布开启的事业让大家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可以不是零和博弈而是正和博弈。我花了钱支持你，然后你能给我带来更大的好处，而且是十倍甚至一百倍的好处。现代科学体系由此而诞生。到现在，我们所熟知的美国高科技，其成本基本上是由风投来承担的。风投的成本又由谁来承担呢？美元。美国可以无限印钞票，把成本和风险分散到别的国家，所以这实际上还是由全人类来承担。我们全人类一起来承担美国高科技投资的风险，有了收益就先由美国享受，再普及到其他国家。
这个逻辑也适用于保护文化遗产。保护遗产是为了完善我们的科学体系，让我们每一代人的素质都得到提升，人类的福祉也不断提高。遗产的直接效益可能不是那么显现，但是长期来看是有效益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有了保护文化遗产的合法性。要不然国家凭什么把这么多的税收用来保护呢？这个事业对我们民族有利益，对人类有意义，所以我们有必要做。欧洲五百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如果你不这么走，就会“落后挨打”，就像一百多年前的中国。
认识到合法性的问题之后，我们就知道，保护遗产在方向上一定是对的。但是，怎么做呢？这里面涉及到两个问题：观念和技术。之前的讨论大家已经关注到这两个问题了。汤敏从规划行业转战到NGO，他认识到我们的这个时代在转变，于是抓住机会，在为社会做贡献的同时也实现了个人的价值。许老师讲的人类学，是发现新知识的工具，没有它就不好理解人类的行为举止。人类学对理解乡村的形成和村民的行为方式是特别有用的，只有理解了之后，才知道规划原来应该是从硬件和软件双方面来着手保护。
目前的乡村，仍然呈现出衰败的趋势。这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很难一下扭转。而且我们国家还有一个规定——农村土地的产权不可以自由买卖。这项规定估计短期之内不会变更。温铁军先生的现代化成本转嫁理论，在中国社会有很强的现实支撑。一百年来，我们每一次大的社会危机都是靠乡村来消化的。发达国家的危机靠的是往发展中国家转嫁，中国被转嫁的最多。我们无法往外转嫁了，只有往内部转，导致我们现在环境污染很严重，社会矛盾也很突出。农村土地产权事关社会稳定，短期之内难以改变。欧洲是通过产权更替来实现乡村遗产保护。欧洲的城市化率很高，95%以上都是市民。乡村空心化之后，大量农房空置，附近的市民就到乡下买一栋房子，几万欧元搞定。周末经常来修一修，修好之后再时不常来度个假，很多老房子就这样保下来了。因为成本不高，门槛低，所以有很大的市场。而进入市场的人多了之后，又逐渐推高了乡村房价，老房子因此有了资产保值的作用。
中国可以这样吗？也许可以探讨。毕竟有恒产才有恒心，租房的心态总是不同于买房。有的地方已经在做试验了，比如黄山市。不过这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情，目前看来至少不会大规模开展。不能靠城里人买，那就只能让村民自己保了。然而现实情况是大家都看到的，大多数村民并不愿意保。怎么办呢？在实践中，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有经验也有教训。首先，不要以为把老房子修好就是保护了。老房子的保护成本主要分两部分，第一是修缮，第二是维护。维护的成本经常要高于修缮，修缮是一次性的，维护是长期的，这可能是国家文物局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问题。怎么降低维护成本呢？让村民住在里面，这是最好的方法。所以，我们要创造条件，让村民住在村里，住在老房子里。这个目标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的，也是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擅长的。然而，当我们把好房子修好之后，村民其实还是不愿意住在里面的。为什么？因为观念没有解决。村民们依然认为，小洋楼那样的新房子才是打了翻身仗的象征。十年打工挣钱，一朝盖起洋房，这是当下农村普遍的现象。我们现在有个口号，叫“改造一个老房，拯救一个古村”，就是针对这个情况而提的。老房子改造完了以后，让城里人住进去。只有让村民看见老房子是更好的生活方式的象征，才可以从价值观上实现扭转。我们的规划设计，都是为了改变观念而做的。只要让村民意识到小洋楼并不高于老民居，你就成功了。所以，我们做的所有事件，包括湖南高椅村儿童书屋和民宿，目的都是让小洋楼和老房子在村民的心目中掉个个儿。这是我自己做乡村规划的逻辑。我去观察别人做的案例，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怎么样才能改变观念？尤其是怎么样以较低的成本，来实现观念改变？这里头不光要考虑资金成本，更得考虑沟通成本——说教通常都会失败，示范相对容易成功。
通过这几年的实践经验，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在乡村做规划，尤其是落地实施的规划，最好先想好要做的事情和目的，再给它配硬件。所有的硬件改造都是要花钱的，而乡村的资金通常都是很有限的，如果没有明确目的就开干，就会做很多无用功，就会导致资金链断裂，就会导致政府和村民都丧失信心。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想好了要策划一个事件，再围绕这个事件优先处理相关的硬件，那这个事件做成的概率就比较高，就会产生效益。这种效益可能综合的，可以体现为经济效益，也可以体现为社会效益。有的地方政府甚至不太在意产生了多大的经济收益，而在意这件事做了之后，当地的老百姓是否支持。一旦获得老百姓的广泛支持，社会就会宣传。社会一宣传，上级部门就会认可。这是政绩的逻辑。通常我们的做法是：针对一个村子，先分析它的资源特色，然后思考有什么样的事件，可以相对低成本地产生出综合效益（包括经济、社会、话题性和推广性等方面的考量）。这需要不同学科的碰撞，正如我们今天有人类学的老师、有志愿者和做规划设计的专业人员，是一次非常好的交流和分享的机会。
简单总结一下我们的乡村逻辑：用技术来实现事件，用事件来改变观念。下面我回到开始讲的四种方式。
第一个是松阳。浙江的松阳县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有上百个传统村落，光是国家级的就有50个。这50个国家级传统村落和我们的积极推动也是有关系的。我们希望松阳得到比较高的荣誉，这样可以激励当地的保护积极性。在住建部公布第三批传统村落之后，当地干部的保护意识就基本上调动起来了。在此之前，松阳的传统村落保护更多的体现在少数领导的认识上，和全县的发展没什么关系。但是，当第三批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单公布之后，局面就有很大的改变，不再是个别领导的个人意志，而是全县干部的普遍认识。这个时候大家不再讨论保不保的问题，而是怎么保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讨论：松阳的传统村落，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路径？在当时，我自己想的还是整村的规划设计和落地实施，也就是将比较多的钱投在一个村里面，让它成为全县其他村子学习的榜样。但是，王县长采用的是点位策略，就是把资金分散到十几村子，每个村子只做少量的项目。为了这十几个点位，他率团去考察了国内做得好的案例，然后亲自上门请一些高水平设计师到松阳做项目，还给予比较高的经费补贴。我们作为最早一批进入松阳的规划设计者，得到了县政府的大力支持。我本人负责规划的平田村，邀请到几位知名的设计师，包括许懋彦、王维仁、徐甜甜、何崴、张昕和李海鸿，加入了设计团队。高水平且各有特色的设计师，让平田项目在短时期内就获得了比较高的社会关注，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业主和地方政府的信心。莫干山颐园的设计师夏雨清老师，被王县长请来松阳。他在县城的老街上选了一个点，设计并运营了一家格调相当高的杂货店（名为“山中杂记”）。这家杂货店建成后，也很快就受到了业内的关注。经过两年左右的时间，松阳已经形成了十来个在业内有影响的点位，有的是民宿项目，有的是博物馆项目。这种类似于网红的项目，用小资金投入换得相当高的知名度。当然，并不是每个点位都一定能扶持得起来的，到目前为止成功率大约是30%—40%。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这种点位带动的方式确实使得松阳整体的知名度大大提高，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文化资源得以在松阳集聚。这是松阳的模式。
第二个是河南新县的西河村。西河村的路径是比较传统的，就是将比较多的资源集中在一个村里面。事实证明，这种方式依然是可行的，但要求村干部和村里的领头人积极配合。如果不配合，项目失败的概率就非常高。我们非常幸运，西河的村干部和“新乡贤”以及镇里的领导都比较得力。经过两年的时间，西河村也成为业内比较认可、社会比较关注的一个村落。
乡村规划在落地实施的时候，要尽量回避大的矛盾。比如说拆除风貌不谐调的新房子，这是规划师容易有的冲动。村里的房屋有好有坏，有的对风貌影响很严重，作为设计师就自然而然想去给它修正一下。但是，这件事情的风险指数是相当高的，因为你一旦动房子，老百姓可能会和你产生很大的冲突，然后就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我们采取的策略就是新房子再难看，我们也尽量先不动它，而是先动景观。景观这个事情大家都不会反对，有利于让项目顺利地开展起来。
我们也拆了一栋新房子，因为这栋房子位置太关键，把整条老街都挡住了，不拆就完全无法体现传统风貌。拆的时候是非常慎重的。那栋房子要拆，本来就是在我们规划中的，但是我们不能跟村民说它不符合规划，所以要拆。这个时候人类学就起了大作用。这栋房子建在祠堂的前面，严重影响了村子的风水——确实是这样，用孙君老师的话说，就是“难怪村里几十年都没有出一个科级干部”。风水的说法让这家主人承受了全村人给他的心理压力，所以拆除就比较顺利。这是一个小经验。
景观的主要工程完成之后，村子就有基本的旅游业了。乡村旅游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策略。村民对自家环境经常是熟视无睹甚至麻木的，让城里人喜欢上村子，是让村民重新关注和爱护自己的村子的一个路径。这大概也是人之本性，完全不靠别人认同就能自爱的人是极少的。我们做乡村旅游并不一定要挣钱，而是希望用城乡的交流去激发和提高村民的文化自觉。
景观工程之后，我们开始做房子的改造。有两个选择：改民居还是改公建？我们原来以为民居会比较好改，因为规模小，投资低，技术难度也相对小一些。但事实恰恰相反，民居改不改，光谈判就花了一年。一个院子的户主有好几家人，意见永远无法一致。这边民居改造的主意还没有确定，那边公共建筑已经改完了，就是我们何崴老师设计的西河粮油博物馆。虽然投资比较高一点，大概，但是产权清晰，好操作。公家的房子，县长开个会就拍板了。博物馆建成之后，明星建筑师是很起作用的，不仅是认真干，还认真宣传。西河粮油博物馆在落成当年就拿到了WA奖，后来又拿到了一系列其他的奖。这些奖项对村子知名度的提高也有推动，客流量有进一步提高。
博物馆建好之后，还能做什么事呢？我们发现，游客来了之后在村里逗留的时间还是很短，因为村子规模小，逛一会儿就逛完了。博物馆是很有名，但运营不是很理想，毕竟是缺少专业运营的人。怎么办呢？开个咖啡馆试试吧。我们说服了村里的合作社，花了8万元开了一家咖啡馆。试运营之后，效果不错，游客待得住了。这样产生了两个效果。第一，他得吃午饭，于是村里的农家乐一下就多起来了，不少村民得到收益。第二，有话题，在这里喝茶喝咖啡的人，回去跟亲朋好友宣传，带动了客流量。咖啡馆是去年八月底开张的，到十一黄金周的时候，一天来了一两万人，成为信阳地区的一个现象。这是一个渐进式的规划，并不是在规划文本里把第一步动作都设计清楚的，而是方向定了之后允许有试错的过程。这是西河村的方式。
第三个是梅州的桥溪村。桥溪村是第一批国家传统村落，大概在一年多以前，我们发现这里正在大规模地搞建设，有一个五星级酒店的老总亲自督阵，往村里做了不少城市景观工程。我们对这种做法是非常担心的，所以最近专门去做了重访。这次去看了之后，发现城市化景观的问题确实存在，这无疑是它的缺点，但是它的操作方式也为我们展示了事情的另一面。在村里做建设的机构叫富丽华集团，旗下有一个很有名的度假酒店，叫雁南飞。富丽华集团在桥溪村投了1.3个亿，做河道景观和民居整治，又用比较高的资金补偿把影响整体风貌的小洋楼从村民手中买过来，然后全部拆掉，手笔不可谓不大。这些工程结束之后，村子开始卖门票，50元一张，去年光是门票收入就有500多万元。这500多万，富丽华集团一分钱不要，全都给了村里。“桥溪村景区”的人员工资和日常维护，大概要花掉其中的六成。剩下的钱是这么分配的：首先，凡是户籍人口每人分3000元；第二，村里所有的老房子各给一笔钱，条件是房子要留着，而且打扫干净；第三，村里有三个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再单独拨一笔钱，条件是每天开门迎客，供人参观。据村支书说，村民们对宝丽华集团是很支持的。这是我们以前没有看到的一个方式。我们不禁要问，宝丽华集团图什么呢？难道一个企业真的有那么高的保护觉悟？通过和村支书的交谈，我们了解到其中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桥溪村在雁南飞度假村的上游，村民们开农家乐对酒店的水源造成了污染。为了解决污染，宝丽华集团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把村子“买”了，要么建一个污水处理厂。也许经过一番盘算之后，宝丽华认为把村子买了更划算。所谓“买”，并不是真正的买断，而是掏一笔重金，将污染户搬迁到山下。与此同时，宝丽华集团也意识到，将村子纳入其大景区范围，也就让住店的客人多了一个参观的去处，从而延长了在度假村的住宿时间，也有利于增加入住率。这么一来，前期的投入就获得了回报，集团的资产也扩大了，可谓一石多鸟。这是桥溪村的方式，我们不妨将其看作一种特殊的景区模式。原来我对景区模式一直都挺排斥的，看到这个案例之后也不那么的排斥了。它有它的合理性，我们要用理性的态度来看待。
第四个是无锡的阳山。阳山是无锡郊区的一个镇，这里有一个村子，按照几年前的规划，应该是直接被抹掉的，因为要开发一个别墅房地产项目。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叫张诚，毕业于东南大学建筑系，是我们的同行，也有乡村遗产的情怀。张总到了现场，发现这个村子拆得只剩十个老房子了。他马上跟当地政府说，这十个房子全部给我留下，让我想想怎么能结合进房地产项目。张总的最初设想，是这十个老房子留下来之后，和新建的售楼处一起组成别墅的公共区。这几年房地产的形势下滑，别墅的销售情况并不很理想，但是售楼处公共区却相当受欢迎。那十个老房子里有改成咖啡馆的，有改成餐厅的，有改成书吧的，配上周围已经有的大片桃林，俨然是一个生机盎然的农业休闲园。张总也顺势调整了销售策略，把另外几个老房子改造成了豪华套房，又加建了一个有几十间客房的乡村酒店（建筑风格也模仿了老房子），再把售楼处也改成了酒店的大堂。经过此番调整，阳山项目从一个别墅地产变成了一个很有格调的乡村度假酒店，一部分别墅也编入成为分散式客房。张总本人的硕士论文就是写乡村综合体的，这个项目让他的实践跟理论有了结合的机会。他把阳山项目总结为“新田园主义”，其理论根源是100多年前英国人霍华德的“花园城市”。
我认为把花园城市的理论应用到乡村，有可能是成立的，因为它恰好符合了中国社会一只脚已经踏入中产阶级社会的状态。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什么样的？一个夸张的说法是“上班累，回家烦”，因为肩负着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这是北上广深大多数上班族的常态。在这个时候，人会渴望去到一个舒服而且放松的地方，可以暂时地脱离办公室和家庭。星巴克这样的商业，就因此而发展起来了。它是专门为中产阶级打造的“第三空间”。在这里你可以舒舒服服地呆着，或者工作，或者聊天，又或者看书发呆，让心理压力得到缓解的同时，使工作效率也得到提高。乡村综合体也一样，它可以成为介于城乡之间的第三空间。星巴克利用的是日常时间，可能是在下班和回家之间的那半个小时。乡村综合体利用的是周末两天，是时段较长的缓冲。乡村综合体为城市中产阶级提供服务，也为乡村谋得利益。这也是一种方式，显然不是所有村子可以这么做，但至少一部分村子可以。
以上四种方式，是我自己亲身经历或观察所得到，难免带有一点主观色彩的思考。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案例或方式，因为时间原因不能都拿来和大家分享。我个人的经验和感受是这样的：每个案例都有它的特殊之处，也有它的优点和缺点，决不能简单模仿，但是看得多了，通过互相比较分析，对我们自己做实践还是会有不少启发的。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住建部传统村落专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民居建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16中国（新县）乡村复兴论坛主席，主要从事传统聚落与乡土建筑的研究工作。完成多个课题，开设“乡土建筑学”、“乡土聚落研究”等课程。主持全国范围内的村落保护发展项目数十个，其中包括：红河哈尼梯田世界遗产申报地环境整治；元阳县哈尼族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和环境治理导则；河南新县西河村保护发展规划与落地实施；浙江松阳县界首村保护发展规划与落地实施；浙江松阳县平田村保护发展规划与落地实施；湖南会同县高椅村保护发展规划与落地实施。发表论文近百篇，并已出版著作：《蔚县古堡》《仙霞古道》《清湖码头》《峡口古镇》《廿八都古镇》《观前码头》《南北两瓷村》《哈尼梯田村寨》《晋中清源城》《中国古戏台建筑》《民居五书》《长城脚下官地人家》等。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规划中国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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