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持续下降，城市化相对减速，数字和绿色经济快速崛起，集中反映了我国正处于农业中国向工业中国、乡村中国向城镇中国、全面小康向全面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叠加阶段，也构成了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的多重结构性矛盾。
一、城镇化进程中人地矛盾与耕地抛荒并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户均耕地规模仅相当于欧盟的四十分之一、美国的四百分之一。“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是我国许多地方农业的真实写照。耕地资源始终是我国最稀缺的资源之一，决定了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保护耕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村资源不断向工业和城市聚集。农业生产成本的急剧上升拉高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加快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速度，由此带来农村的空心化和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而人多地少的耕地资源先天性局限，导致耕地细碎化与经营小农户化，农业组织化程度偏低，农业经营规模偏小，严重制约着农户的收益。基于比较效益，一方面，由于城市发展对经济作物需求增加，不少农户更顷向于种植经济作物；另一方面，不少农户在逐步退出农业，导致农地抛荒现象频出。根据调研，有的是“季节性抛荒”，将双季稻改单季稻；有的是“非粮化抛荒”，将农地改种甘蔗、烤烟、花卉等经济作物；有的是“绝对抛荒”，主要是山区和丘陵地带的耕地资源不足以维系一个农户家庭的基本生存，导致放弃耕作。农地抛荒与非粮化导致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守住耕地红线始终是我国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二、消费结构性变迁下农产品短缺与过剩并存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食品的需求已从过去的单纯数量要求向质量、安全、味道等多重要求转变。尽管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特色农产品的经济效益快速提高，但长期以来农业生产与消费需求和市场变化不完全匹配的问题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导致短缺与过剩并存，突出表现为农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低端产品去产能难等问题。
源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惯性，很多地区仍然存在农产品结构单一、高价值作物种植比例偏低的问题，同时，农产品产销衔接不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供需平衡。目前，许多农户仍较为依赖传统的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获取方式，缺乏对现代互联网技术的认识和应用，这种市场信息不对称严重影响了农户对农产品市场行情的准确把握和及时反应，特别是在大宗农产品产销方面，由于市场供求信息不够透明，农户往往很难根据实时变化的市场需求调整种植计划，导致部分农产品丰产而不丰收，加之大宗农产品的区域相似度普遍较高，严重的同质化导致过剩现象突出，如我国南方大多数水果库存积压与价格下滑已成为常态。
农产品供需失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发展偏重于供给端的扩大生产，而未能充分注意需求端的市场体系建设，特别是物流配送基础设施建设，从田间到市场的时间成本和损耗率较高，导致优质不能优价、增产不能增收，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外，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不足也是导致供求失衡的因素。农产品加工业是连接农业生产与消费市场的桥梁和纽带，其规模和水平直接影响到农产品的市场供给力与产业的增效能力。我国的农产品加工企业特别是数量庞大的中小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大多停留在初级加工阶段，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不高，生产效率低下，严重制约着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三、现代化快速推进中农民面临城乡双重困境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中，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无疑是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在包括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收入增加遭遇城乡就业双重困境，脱贫人口返贫和边缘人口致贫两种风险并存。
首先，农民在农村面临很多挑战。由于受自然资源条件、生产技术水平、单一生产方式和有限市场机遇等因素的制约，农民的就业选择和增收渠道极为有限。而随着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从直接农业生产劳动中得到的收入也不断减少。同时，现代化进程中农业效益递减是普遍规律，农业在整体上为农民增加经营性收入的机会空间被大大压缩，保证农民持续增收面临很多困难。其次，农民在城市也遇到很多难题。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使农民进入城市就业市场遭遇技术门槛和服务性就业饱和双重困境，农民通过向城市劳动力市场转移来提高收入的机会越来越少。一方面，随着很多领域劳动智能化水平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岗位逐渐被智能机器取代；另一方面，去产能背景下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态势，叠加国民经济下行，导致城市和工业对农民工的需求大幅度缩减，从而使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受到前所未有的挤压。而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身份隔离始终未能彻底破除，农民即便身处城市，也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发展机会仍然受到排挤。
四、乡村治理结构失衡背景下公共服务供大于求与供不应求并存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迫切需要公共服务由过去的特惠型向普惠型。由于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滞后于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广大农村居民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不仅存在数量少、质量低、项目少、范围窄等供给不充分问题，而且存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规模、类别、质量与乡村现实需求不匹配的结构失衡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错位——干了不少不需要的事，公共服务缺位——不少该干的事没干，公共服务越位——干了不少不该干的事，造成乡村公共职能、公共决策和公共服务方面日益凸显出多重结构失衡。其根源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使决定权要么集中在上级政府，要么集中在乡村组织负责人手中，缺乏以村民需求为导向的乡村公共资源和基本公共服务配置制度性渠道。具体而言，由于缺乏农民在公共决策中的参与机制、意愿表达渠道，更谈不上对与自己利益息息相关事项的决定权，使村民自治得不到有效落实，不仅造成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难以实现，而且导致公共服务提供者对农民真实需求了解不足以及相关制度设计与基层实际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造成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低效率。
五、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文化传承与提升双重压力
目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我们只有用大历史观审视我国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才能更好地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把握乡村文化振兴的目标与方向。随着越来越多的乡村转变为城镇，农业和非农业经济活动日益深度融合，城乡分割逐渐转变为更为紧密的互动和融合。在城乡融合发展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传统文化的保护与现代文明的积极传导，构成了乡村文化振兴不可或缺的双轮驱动力。就当前我国乡村文化的实际情况来看，植根于乡土社会的传统习俗、信仰、艺术和生活方式，应在主动适应传统文化传承与现代文明推进的基础上实现转化发展，这既是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城乡交流与生产方式转变的必然结果。
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大力传承和弘扬，这是维护乡村历史连续性的必然要求。文化是连续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当下所谓的传统文化是过去的“现代文明”，而现代文明中也包含着传统文化的因素。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而且过去的文化环境决定着现在的文化发展潮流。乡村文化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承载体，积淀了深厚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很多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具有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乡村文化要素，既包括古建筑、传统工艺等物质文化，也包括民风、习俗、祭祀等非物质文化，它们在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等领域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独特特征，构建了乡村独特的社会风貌，成为民族记忆与地域性文化特色的重要依托。
由于区域环境、历史演进及民族特性的影响，我国乡土文化兼具地方特色和族群记忆，展现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我国乡土文化的核心在于人与土地的深厚联系，这种联系超越了简单的物质层面，包含了历史上祖祖辈辈农民在精神和情感上对土地的依恋。对于乡村居民来说，这种对土地的深厚感情不仅出于生计的需要，更是一种文化和历史的继承，这种感情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社交习俗和节日庆典中得以传承和体现。对乡村共同体的记忆与历史来说，它承载着族群认同和社会凝聚力。总之，土地不只是生产资料，更是家族繁衍、习俗传承的基石。
在数字化和全球化的双重背景下，城市文化的外溢不断侵蚀着乡村传统文化的独立性和生存空间，文化发展的同质化不断冲击着乡土文化的多元价值和个性特点，乡土文化的衰落是城镇化进程中最为深刻的社会变迁。村落中承载着千百年来历史记忆的宗族堂会、家族庙宇、道路桥梁、传统工艺、节庆习俗等文化要素逐渐消逝或变形，年轻一代对乡村传统文化的认同不断下降，有的人甚至缺乏基本的乡土传统文化传承意识。这种变化还体现在土地用途的改上，如农田被辟为旅游休闲区，而古老的民居被改造为客栈。也就是说，土地不仅要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还承担着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传承弘扬乡村传统文化的角色，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社会结构的变革，传统的乡村社会关系和土地依赖关系正在被重新塑造和定义。
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需要融入现代文化元素，即实现优秀传统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随着现代科技与新媒体的普及，乡村信息获取、知识传播和社会互动的模式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对现代文明的需求在逐渐增加。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不仅要重视乡村文化保护，更要重视现代文明的理念和价值在乡村的普及，使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机融合与和谐共存。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克服以下两个极端倾向：一是不加区别地简单复古，认为只要是传统的就要传承与发扬，甚至将落后的封建价值观念全面复活；二是把传统风俗习惯一概视为陈规陋习或封建迷信，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影响，形成了“城市=先进、乡村=落后” 的城乡文化高低优劣的思维定势，在移风易俗的名义下“一刀切”地改造甚至取代传统乡村文化，个别地方甚至不准老人办寿宴、春节完全禁放鞭炮等，引起了农民群众的不满。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一旦传统乡村文化的连续性被阻断，随之丧失的将是乡村文化的根基和精神内核。因此，如何处理现代化与传统乡土文化保护之间的张力就成为迫切需要解答的时代命题。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摘自作者《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沿趋势与路径选择》[J].山东社会科学,20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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