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A县C村为例
在全球化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的环境与资源承载力正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各种风险的叠加与派生效应日益突出，公共安全形势日趋复杂，威胁着整个社会公众的生活与利益。近二十年来，我国经历了非典、地震、暴雨、森林火灾、新冠肺炎等重大危机，面对这些危机，我国的国计民生都遭受了严重损失，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应急管理体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该体系建设成为新形势下的迫切任务，亟需建立并健全相关机制，以提升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水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一、引言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构成，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持党政统合，以农民为中心，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实际不断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道路和过程。农村作为社会的基石，不仅是最基本的组织单元，还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终端”和“末梢”，同时也是危机事件的直接承受者。如果能在农村基层广泛展开应急社会动员，凝聚社会力量，有效动员多主体参与，对做好应急管理工作，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直接显著的效果。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困境已经引起了很多学者的重视，学者们发现农村基层普遍存在着现代化手段缺乏、群众参与程度低、人文关怀不到位等问题。农村社会的动员和整合能力亟待提升，社会力量参与性不强是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行政动员”和“多元参与”是基层应急社会动员研究的两条重要线索，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角度。以疫情防控为例，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期间，城乡基层成为了疫情防控的重要“战场”，出现了“行政动员”强化与“多元参与”增强并存的现象，城乡居民和社会组织对政策实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基层组织和人民群众共同抗击疫情，形成了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合力。不但充分发挥了行政动员的优势，也提高了各主体的参与意愿。据此，本文提出了以下研究问题：在基层应急社会动员的体系构建中，应怎样将行政动员与多元参与结合起来？二者在基层应急社会动员中的互动关系如何？
基于以上研究问题，本文立足于叠层式情境互动理论，从行政动员和多元参与入手，构建理论分析框架，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分析基层实践经验。力求为我国基层应急社会动员工作的深入开展和指导实践提供参考，同时为完善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实现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建议与参考。
二、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的基层应急社会动员案例分析
（一）案例选择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有中国式现代化的一般特征，更有基于乡村治理的中国特色，为实现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应该着眼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整体格局，瞄准治理现代化目标要求，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持续发力。本文所选取的研究对象C村是A县的一个普通村庄，地处山区，占地面积较大，村内各户人家因血缘或地缘关系联系较为紧密。该村采取的是网格化管理服务模式，村两委负责落实上级政策与指令，分区管理，实行包户工作责任制，同时积极鼓励村民共同参与到村级建设工作中。是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典型代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A县C村在其防控实践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研究该村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应急社会动员工作对我国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与基层治理现代化极具借鉴意义。
（二）案例呈现
“叠层式情境互动”是指在发生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后，由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参与者在危机治理的不同阶段根据不同的机制进行互动，并建立起相应的互动框架，对不同阶段所处的情境进行界定，从而构建起合作约定，最终形成各自阶段的互动秩序状态。要深入理解叠层式情境互动理论，需要着眼于危机治理的具体过程，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基于叠层式情境互动理论对其进行研究，展现国家与社会在危机治理过程中的完整互动。从危机发生的确定性角度，可以将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分为三个阶段：深度不确定性—普遍不确定性—确定性。在这三个阶段中，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层次分别是“事件”层、“事件—行动”层、“事件—行动—制度”层。各层次的行为主体都依据各种机制相互作用，由此构成了对应的情境界定与互动秩序，不仅呈现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展现了其应急动员过程，也体现了行政动员与多元参与在该过程中的互嵌与融合，从两者互嵌的动力机制而言，疫情防控的应急动员机制提供了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相互作用的“轨道”。
表1 疫情防控期间应急动员的案例呈现
1、强动员、弱参与
在疫情暴发之初，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层次处于“事件层”，公众对这一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充满了深度的不确定性，A县C村村民也普遍缺乏流行病学的专业知识，村民内部产生了诸多谣言，恐慌情绪逐渐蔓延，这时政府和医学专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沟通作用。A县政府运用其行政权力，进行风险信息的传播和有效科普，采取了在公共场所务必佩戴口罩等防控手段，对坚决不服管控的人，交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处置，开展了广泛的行政动员。党员干部以科层化的组织网络，嵌入、渗透进基层。促使其主动响应防控工作。C村村委通过网络、广播等媒介，结合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展开宣传，如在重要路段张贴横幅、利用“村村响”宣传政策等，实时向村民传播相关信息，充分发挥了微信网格群的社会预警功能，并将本村党员动员起来，帮助村民加深对病毒的理解，同时加强了村民对政府的认可与支持，佩戴口罩和减少聚集成为了公共规范的行为，初步形成了事件框架中的稳定秩序。在该阶段，村委会响应上级政府的防控要求，动员党员干部，使本村村民达成共识，主动配合防控措施，体现了政府以强行政动员带动多元主体参与的特征，即C村村委响应A县政府的防控要求，“作为回应去做”，发动党员干部说服村民，达成疫情防控的共识。
2、强动员、强参与
随着对病毒认识的加深，这一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确认。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层次已处于“事件—行动”层，由于当时疫情防控工作的复杂性和严肃性，A县为最大程度地阻断新冠肺炎的传播，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防治指挥部令》，开展了广泛的社会动员。政府一方面调动基层干部和群团组织等多方力量的积极性，一起抗击疫情；另一方面，一些社会团体自发地进行动员，形成志愿者团队，参与疫情的防治。农村基层组织作为国家力量镶嵌在乡村社会中的主要媒介，C村村委通力配合，全面阻击，围绕上级防控指令建立起了一套在地化防控体系，村与村之间有序自治隔断，屋场与屋场之间、户与户之间实行自觉隔断，同时通过系统各个环节的协同作用，实现了“保障地方平安”、“全村零感染”的目标。此外，C村人口众多，又位于山区，使得疫情期间的管理变得更加困难，但在强效的行政动员下，各方力量都自动自发参与，协助完成宣传、查验和摸排等工作，促进了该村防控网络的形成。在该阶段，层级动员网络和基层自治网络相互交错，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密切，多元主体参与程度明显增强，政府以强行政动员促进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形成了强动员、强参与的治理格局。
3、弱动员、强参与
随着疫苗在临床实验中取得成功，疫情防控措施也得到了有效实施，防疫工作步入了常态化，标志着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经进入一个相对确定的阶段。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层次在该阶段处于“事件—行动—制度”层，C村把常态化精准控制与局部应急处理相结合，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工作，由于C村前期在动员宣传方面下足了功夫，不但形式多样，且结合当地特色，始终以一种平易近人、接地气的姿态与群众进行交流，取得了非常好的群众基础，防疫工作也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因此在这一阶段C村并没有过度依赖行政力量，村民们都自发主动地参与疫情防控，形成了良好的自治氛围。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政策优势得到了公众的认同，认同感越强，公众自愿参与的意识越高，同时，政府与社会也逐步建立起共生共存的观念，并产生了一种协作文化，而这种文化则将行动者的行为内在化，使政府和社会建立起一种“默契”的联系。在该阶段，所有行动者都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这场战斗中，促进了多元主体参与意愿的提高，从而构成了深层次的互动秩序，体现了多元主体自发参与，促进行政动员效果更加显著的特征。
（三）案例总结
以上分析表明，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应急动员中，C村村委基于本村实际情况有自主意识地进行动员，再加上多元主体的参与，塑造了政府与社会互动的治理模式，由行政动员促进多元参与，增强了社会力量参与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多元参与则提高了行政动员效率，使多元主体之间形成了互动网络，展现了行政动员与多元参与在基层应急社会动员中的互嵌与融合，也是探索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C村在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中，始终以人为本，及时落实防控措施，通过志愿号召、行政命令等多种途径联系、组织、协调、动员区域内所有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抗疫运动，调动了多元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最终形成群防、群控、群治的疫情防控局面，实现确保群众生命安全，加快疫情后恢复的最终目标，呈现出了科学高效的动员模式，为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为完善我国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必须推广C村的这一成功经验，探讨总结其基层应急社会动员的规范化与现代化路径，从而达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三、优化我国基层应急社会动员的现代化路径
（一）依法动员：提高基层应急社会动员的制度化水平
依法动员是最有效和最稳健的应对危机的手段，要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就必须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社会综合动员机制。首先，要健全有关应急社会动员的法律与法规，在明确政府权责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与优化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法律体系。运用法律来规范动员的范畴、对象和方法。其次，要加强政府与民间组织、企业以及社会群众等的协同配合，优化各参与主体在应急动员中的保障体系，构建由中央到地方的危机动员体系，确保社会的全面参与，形成协同应急、合成应急的能力。在基层应急社会动员的过程中，要融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证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并持续、稳健地发展，从而使危机得以化解，社会秩序得以恢复。
（二）科学动员：强化基层应急社会动员的现代化水平
在数字化时代，依托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强大传播功能，能够以多样化、即时、生动的方式宣传国家政策，为有效的社会动员提供必要的价值观和观念认同。在应急治理中合理利用云计算、区块链等先进技术，不仅是践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也有助于应急社会动员能力的构建。这些现代化科技手段的加入，大大提高了基层应急社会动员的效率及能力，解放了基层人力资源，并促进了基层治理水平的提升。随着基层社会治理越来越精细化、统筹化，数字化技术的融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也要坚守法律道德的底线，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尚未发挥的强大力量控制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让科技带给我们的是便利，而不是促进不安全感的产生。
（三）高效动员：提升基层应急社会动员的参与水平
基层应急社会动员既要调动和整合人力、物力、精神资源，也需要借助社会力量，解决突发事件中政党机构承担过多责任、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首先需要建立健全的信息交流机制，为广大群众提供绝对可靠的信息，提高社会力量的认可度，从而增强参与意愿。其次，必须明确社会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并在坚持政府的集中领导下，给予其一定的管理独立性和资源分配权力，以防止其沦为正式的附属机构。再次，要拓宽民众参与危机处理的渠道和参与度，加强公共危机知识的普及，以提高公众的危机意识和应变能力。最后，要强化社会自组织动员机制，建立与政府机构的协作平台，促进国家行政动员和社会自组织动员协调发展，适当地向下移动社会动员权力，以构建政府和社会力量之间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从而提高基层应急社会动员的参与水平，助推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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