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也是剖析中国式农业技术现代化道路的初始性视角。就机遇而言，超大规模人口通过数量、质量、结构的框架带来了规模巨大的食物市场、深厚的人力资本存量、众多的小农，它们为农业技术的需求、供给和流通提供了有益激励；就挑战而言，人口的超大规模性衍生了超复杂性，造成小农劣势的累加、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巨大的社会治理压力，从而阻碍了农业技术进步。同时存在的正向与负向影响构成了人口规模与技术进步关系的“一体两面”。推动中国式农业技术现代化的未来实践，需要把握农业技术的经济性与生态性、多元性与公共性、先进性与适用性，提高小农与人才的组织化程度，实现人口消解效应的二阶突破。
关键词：超大规模人口；农业技术现代化；现实机遇；潜在挑战；实践思路
引言：农业资源的有限性与超大规模人口的无限需求之间的矛盾运动，充分表明农业技术进步是推动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1]。从本质来看，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社会资源禀赋的最基本特征，是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在超大规模人口背景下研究中国农业技术进步问题，必然映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从关系来看，一方面，超大规模人口既是农业技术进步的供给主体，也是农业技术进步的需求主体，扮演着技术创新者、传播者和应用者的多元角色；另一方面，农业技术进步是由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技术应用组成的动态循环演进过程，其推广和应用也在悄然改变着超大规模农民群体的生产决策与生活状态。事实上，中国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的内在特征，通过超大规模的加成，既决定了中国农业技术现代化无法通过少数几项技术深化获得国际性持续比较优势，也决定了中国农业技术的任何一小步前进都会因超大规模的经济社会效益而冲击国际农业技术供需格局和农产品贸易格局，因此中国农业技术的发展必然受到美国、欧盟等垄断资本的打压。故而，我们必须也必然需要走一条独立自主的农业技术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式农业技术现代化之路。
中国式农业技术现代化建构于农业、农村、农民的特殊表征。就事实而言，当前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呈现出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的特征，其具象渊薮来自中国超大规模的小农户群体性质。在国家农业资源禀赋有限的前提下，数量超大、质量较低、结构超小的小农户一方面延续着传统农业中家庭经营所需要的技术组合，另一方面也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分享着现代农业技术创新的高效成果[2]。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原发性动力，农业技术现代化的核心意蕴在于促使农业生产要素的现代性更替，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故在超大规模小农群体约束下，中国农业技术现代化道路的独特要义便是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技术有机衔接。
中国式农业技术现代化具有技术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包括农业技术在内的技术体系逐渐成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生产力形态，对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这三要素及其优化组合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农业技术进步是新时代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同时，按照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推导可知，农业技术的变迁方向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而中国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着土地稀缺和劳动稀缺的双重压力，超大规模人口造成的粮食紧平衡以及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出共同呼唤技术对土地、劳动要素的替代。现阶段，中国超大规模的人口正在发生转型，为农业技术现代化带来了新的问题也创造了新的条件。
目前，学界对超大规模人口与农业技术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讨论较为缺乏，一方面对超大规模人口的分析侧重于人口学特征，而忽略了人口经济学视角的探讨；另一方面对农业技术现代化的研究侧重于数据测算，而忽略了在超大规模人口背景下开展理论阐释。基于此，本文立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以人口规模巨大与农业技术现代化的关系为核心议题，尝试探讨在超大规模人口特征下，中国式农业技术现代化的现实机遇、潜在挑战与未来进路，以期为学界争鸣和政策设计提供有益参考。
一、中国式农业技术现代化的现实机遇
超大规模人口通常隐藏在生产关系内部，但其并非是不可分解的纯粹理性概念，也不是一个模糊的符号或难以打开的“黑箱”，而是可以通过数量、质量、结构的框架予以解构的概念集合。在超大规模性的影响下，人口特征的内在优势能够通过“量”的有效积累转化为“质”的爆发式突破，在这个过程中人口因素将会为现代农业技术的需求端、供给端和流通端创造有益的发展基础。同时，人口规模巨大也意味着强烈的资源集聚效应，使得资源配置与资源利用的过程都具有相对长期的稳定性。换言之，人口内部特征的质变所引起的现代农业技术变革不是短促的，而是将以相对稳定的状态长期存在。
（一）数量上，人口规模巨大激活了农业技术需求
超大规模人口的最直接体现就是中国人口数量的巨大性，虽然自2022年开始中国人口转向负增长，但是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仍然会沿袭人口规模巨大的历史惯性。2024年末全国人口总量为14.08亿[3]，预计至2050年仍将在13亿人以上[4]。超大的人口规模蕴藏着超大规模的潜在消费市场，而以农产品为基础的庞大食物消费需求，通过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传递，将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足够的市场激励。农产品需求市场在超大规模人口与现代农业技术需求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农产品需求市场对现代农业技术的需求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超大规模人口的农产品需求规模巨大。就口粮消费而言，全国人均原粮消费量从最高值2021年的144.6公斤下降到2023年的134.4公斤[5]162，且202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4130亿斤[6]，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经超过500公斤，远超400公斤国际粮食安全线。然而就总量消费来看，国内粮食产量无法满足需求，2024年我国粮食进口总量达到1.58亿吨[7]，粮食对外依存度仍然高达18.27%。第二，超大规模人口的农产品需求结构升级。我国口粮消费减少但粮食进口数量极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产品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居民从关注“吃得饱”转向重视“吃得好”。肉蛋奶和蔬菜水果的消费量呈现显著的增加趋势，这些农产品的生产既占用土地资源也会消耗粮食。如果将口粮、饲料用粮、工业用粮、损失浪费用粮和种子用粮加总起来，预计到2030年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将超过517.3公斤[8]。事实上，随着居民膳食消费结构的升级，我国耕地资源和水资源的承载压力不断增加，2016年至2022年全国食物自给率从77.6%下降到72.5%，食物自给能力始终处于中度不安全的水平[9]。第三，超大规模人口的农产品需求观念复杂。不同地域之间、不同代际之间、不同收入水平之间的居民的消费习惯不同，这就产生了对不同种类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消费需求，而任何一种微小的消费需求在超大规模人口的加持下都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市场。毫无疑问，这会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提出更高的要求，而突破有限的农业自然禀赋的约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就形成了对农业技术现代化的强烈需求。
（二）质量上，人力资本深厚保障了农业技术供给
尽管大规模人口所形成的食物消费压力为新型农业技术的出现提供了需求空间，但是一个拥有大规模人口的社会并不必然会产生颠覆性的农业技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中便潜藏了对“大规模人口引致技术进步”观点的质疑。据葛剑雄估计，中国人口在1800年便达到了3.40亿，约占全球人口总数的30.25%—41.77%，而在1850年更是达到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峰4.30亿，约占全球人口总数的30.69%—39.41%。[10]4可以发现，清代中晚期的人口数量很大且其占全球人口的比重也远高于当代中国。然而，明清之际的大规模人口并未带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及其之后的技术进步不再主要依赖经验积累，而是需要更多科学实验，相对削弱了人口规模对技术进步的正向影响，越来越突出人口质量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正因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Kremer才认为，由于智力的分布状况存在同等规律，那么人口越多则能做出重大发现的发明家越多，从生产力进步中获益的人也越多[11]。换言之，人口规模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是通过“发明家”的数量起作用的，而“发明家”亦或“科学家”的数量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社会的人口质量——也就是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反映。
需要指出的是，人力资本对农业技术现代化的影响不是直接作用于技术消费端，而是直接作用于技术生产端。科研成果的迸发造就着新的农业技术与应用形式，这种新技术的供给创造着需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指出“生产生产着消费……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12]16同样，在人力资本的作用下，现代农业技术的“供给”决定了“需求”。对当代中国而言，人力资本与超大人口规模的叠加，促成了人力资本积累量的超大规模化，从而有力保障了现代农业技术供给。据李海峥等的测算，自1985年至2022年，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和实际劳动力人力资本量分别由42.03万亿元、17.08万亿元增加到606.85万亿元、169.52万亿元[13]。具体而言，其支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规模巨大的人才队伍。中国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体现为人才规模的巨大化，一方面是拥有超大规模的高水平科技工作者，2023年全国试验与研究发展（R&D）人员达到1022.54万人[14]3，全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更是超过2.5亿[15]；另一方面是拥有超大规模的高素质普通劳动者，2023年全国就业人员中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占比为40.90%，约为3.03亿人[16]39，全国存量劳动力和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达到11.05年、14年，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17]。正是因为既有拔尖人才又有大国工匠，中国农业技术进步才获得从创新到应用全链条的人才支撑。第二，独立多元的学科体系。新时代的技术创新具有非连续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强调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融合和集成交互。通常而言，农业技术的创新处于技术扩散和延伸的末端，需要以机械工程、生物化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前进为依托。超大规模的人口基数使得各个学科的人才队伍都非常庞大，2021年全国有1965.64万本科在校生、365.36万研究生在校生[18]6，分布在十三个学科门类和新兴交叉学科，为农业技术的集成创新提供了有利的学科环境。第三，全备完整的产业体系。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已建成3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19]由“斯密-杨格”定理可知，人口规模所决定的市场规模与产业分工相互影响，从而出现了规模报酬递增规律。因此，人口规模通过影响产业结构的完整性，为农业技术创新与应用提供了有益的市场环境。
（三）结构上，小农数量众多加快了农业技术流通
在人口规模巨大的总体特征之下，中国的小农数量同样是超大规模的。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社会形态转型，促使小农市场化程度提高和内部分化加剧，但是却并未消解中国小农经营的基本格局。2022年我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的农户数为2.21亿户，以承包经营的耕地总面积为基准，除去流转入非小农户（这里包括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主体）的面积，农户实际经营耕地面积约为12.62亿亩，平均每户经营约5.72亩。[20]131同时，2023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为1.69亿人、乡村就业人员为2.70亿人。[5]108这表明，小农户数量巨大是超大规模人口特征的重要表现之一，也是中国式农业技术现代化所具有的独特背景。具体而言，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数量众多的小农通过数字化技术联结起来，有利于发挥数据要素的规模效应。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将“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21]566彼此间缺乏联系的小农户联结起来。一方面，小农户为数据集聚创造了条件。截至2024年末，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67.4%，农村网民规模达3.13亿人。[22]超大规模的小农户通过信息平台将形成巨量的农业技术交流数据，而数据要素的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数据管理成本、完善数据应用场景。另一方面，小农户也接受着数字平台的技术指导。截至2024年9月，农业农村部初步汇聚全国约11.07亿块农村承包地、9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等数据，“全农码”累计赋码22.76亿个，通过“农事直通”APP服务主体达106万。[22]毋庸置疑，庞大数据量的交互将为新技术的生成提供实验环境，因为“技术会催生新的技术”[23]266，从而增加了农业技术集成创新的可能性。第二，超大规模小农孕育出数量众多的新型经营主体，有利于加快技术示范与服务。农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蓬勃发展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了中间介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更高的风险承担能力和资本调动能力，一方面会做出新技术传播的示范，另一方面会提供新技术应用的服务。例如，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小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的概率显著提高[24]。第三，小农大规模流出与老龄化程度加剧，有利于提高现代农业技术传播推广速度。小农户的超大规模性是动态的规模性，其数量和质量的收缩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后的必然发展过程。从2015年至2024年，乡村人口数量从5.9亿减少到4.6亿，平均每年减少1000多万。[25]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从2014年至2023年，我国乡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11.51%增加到19.97%[26]。乡村人口的大规模老龄化将从经济、社会、生态多个角度威胁农业可持续发展[27]，也将为技术替代劳动提供现实基础。
二、中国式农业技术现代化的潜在挑战
规模性会生成复杂性。社会系统理论的提出者卢曼从非常抽象的角度将“复杂性”界定为系统形态开放的一系列可能性，他认为任何系统都是极度复杂的，世界的可能性超出系统对其反应能力所及的范围[28]5-11，而“复杂性”本身取决于系统中要素的数量、异质性和相互间的连接程度。借助此框架观察中国现实可知，巨大的人口数量、人口内部剧烈分化、人与人之间高度的紧密联系，已经将中国从一个传统的、规模巨大但复杂度低的社会重新塑造成一个动态的、规模超大且复杂度高的社会[29]。超大的人口规模给农业技术现代化带来的挑战，恰恰来自人口数量的超规模性所带来的超复杂性。
（一）人口超规模性导致了小农劣势的累加
面对技术进步，小农户会表现出自我束缚的劣势。马克思指出，小块土地经营会“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对科学的累进的应用”[30]912。虽然随着数字化智能化社会转型的深入推进，数量众多的小农通过数据量的积累为农业技术流通带来了机遇，但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技术之间具有天然地不适应。由于规模巨大，小农对新型农业技术的天然排斥也会累积，并因之形成一种对农业技术进步的社会性阻碍力量。
第一，小农缺乏风险承担能力。在传统农业中，小农家庭经营的结构是相对稳定的，但由于生产力低下，小农户在面临自然灾害、农产品价格波动、封建剥削、土地兼并等多方面的冲击时，往往无力应对。在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产权结构之下，我国从事家庭承包经营的小农户固然已经摆脱了地权剥削，但由于经营规模很小，面对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仍然缺乏足够的抵御能力。第二，小农缺乏技术革新意愿。与生俱来的风险厌恶型偏好进一步导致小农户缺乏使用新技术的意愿。一方面，使用新的农业技术往往需要追加投资，而农业具有地域性特征，一项新技术进入具体的农业区域需要适应当地的土壤和气候，因此任何使用新技术的投资中都包含着无法收回的风险，小农户“对拿一块田地的收成做赌注来进行试验总是犹豫不决”[31]32。另一方面，农业经营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逐渐降低，2022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132.8元，其中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仅有4567.2元，占比约为22.69%，[20]157由于更多的收入来自非农产业，兼业化农户更多地追求土地产出的稳定性，以节省农业劳动投入并将省出的劳动时间用于非农产业，缺乏对农业技术投资的意愿。第三，小农缺乏现代技术知识。2019年我国农业经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大于90%、50%—90%、10%—50%、小于10%的农户中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比例分别为83.8%、74.2%、76.2%、71.8%。[32]31-32这意味着多数农户只进行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在农户分化与技术智能化的背景下，越依赖农业收入的小农户越不适应现代技术。
虽然并非每一个小农户都缺乏知识和技术革新的意愿，但是就总体特征而言，对待先进农业技术，小农户普遍存在“不敢”“不愿”“不会”的状况。由于小农数量众多，个体小农户的劣势也就被放大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二）人口超规模性加剧了人与资源的矛盾
在技术水平既定的条件下，超规模性使人口对资源的压迫成为常态。任何资源量经过人均计算都会变得惊人的少。技术真正形成生产力还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农业技术进步包括创新与扩散两个阶段，各个环节都有可能遭遇资源的相对稀缺，因此任何配套资源的不足都会导致农业技术现代化的滞缓。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老龄化人口规模和小农户规模对农业技术相关资源的负向效应。
第一，老龄人口的超规模性对农业技术创新资源的挤出效应。农业是技术应用的客体场域，就其性质而言，一方面，农业本身面临着自然与市场的双重风险，这导致了技术投入的回报具有不可预测性；另一方面，相比于制造业与服务业，农业的生产周期更长，作物播种与收获之间相隔数月甚至数年，这意味着技术研发的时间成本更高。因此农业技术创新本身所能吸引到的人才、资金等资源的量是不充分的。而巨大的老年人口规模进一步挤出了农业领域本就不富裕的资源量。从宏观角度来看，人口严重老龄化会促使政府财政支出向养老、医疗、保健等领域倾斜，挤占对于农业技术研发的投入；从微观角度来看，家庭养老负担越重则用于教育、生产资料的投资会越少。由此，人口规模性与农业复杂性的风险叠加，加剧了农业技术研发的资源稀缺程度。第二，小农户的超规模性对农业技术应用资源的消解效应。无论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还是试验发展阶段的农业投资，都会因小农户数量众多导致人均投资不足。2023年我国农林牧渔业的研究与开发机构R&D经费支出总额为256.89亿元，其中种植业R&D经费支出为142.29亿元，远低于制造业的2080.29亿元经费[14]70-73。与2.21亿户小农数量相比可知，平均到每户的农业、种植业科技研发经费分别为116.24元、64.38元。同时，不同地理空间的小农户所需的具体技术形态存在差异，因此同一项农业技术在推广的过程中需要开展适度“微型化”“低成本”的改造，这就造成农业技术进步链条上普遍的“节点消解”。
综合而言，以老年人口规模和小农规模为代表，人口规模给农业技术进步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是同时存在的，两者是人口与技术关系的“一体两面”。从内在影响机制来看，人口规模与农业技术进步之间看似“矛盾”的关系，恰恰表明人口规模之下的复杂性在发挥作用。
（三）人口超规模性增大了社会治理的压力
国家人口规模建构了社会治理成本问题。一般而言，治理单元的规模越大则治理成本越高，进而影响治理结构选择。黄仁宇认为，正是因为中国古代庞大的治理规模与实际治理手段之间的不匹配，才造成一系列历史问题[33]311-338。而一个急剧变迁与转型的超大规模社会必然面临更多风险，社会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会形成巨大的治理负荷。因此，推进农业技术进步必然要考虑到社会治理压力。治理规模取决于治理内容[34]，同样治理成本也来自治理内容。当前我国农户内部分化加剧，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农业技术的需求状况与适应状况复杂，所以国家围绕农业技术进步所需要考虑的治理要素也是复杂多样且多变的。在超大规模效应的加持下，任何一个分化的农民群体数量都很大，故当技术进步对社会产生冲击之时，所形成的社会治理成本和治理压力都是巨大的。其中，最棘手的问题在于，现代农业技术更加适宜规模化经营，从而对小农户产生了挤出效应。自工业革命以来，农业技术进步的结构便出现了明显的偏向性，即新的农业技术往往属于资本偏向型技术。1978年至2020年，中国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35]。当新型技术要素替代“本地化”小型资源时，小农户所掌握的如何利用小型资源的经验也将失效，故对新技术不加考虑地大量引入，反而可能会侵蚀小农户的生存空间[36]，引致潜在的贫困与不稳定问题。
总之，超大规模人口带来的复杂社会结构对国家治理能力形成了压迫，影响了农业技术研发与推广的政策设计，增加了农业技术现代化的内部管理成本与外部交易成本。面对人口超规模性与复杂性，国家在发展农业技术的过程中必然需要统筹人口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的利益。这意味着农业技术现代化不能只关注前沿技术的革新，同时要兼顾传统技术的升级，保障小农的生计与发展。
三、中国式农业技术现代化的实践思路
面对人口的超规模性与超复杂性，中国式农业技术现代化道路上既有机遇也充满挑战。农业技术进步的动力与阻力同时来自人口规模特征的各个侧面。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农业技术也呈现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故构建中国式农业技术现代化实践的未来思路，需要锚定超大规模人口特征与技术发展的前沿方向，重视技术本身的多重属性及技术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
（一）注重农业技术创新的经济性与生态性
超大规模人口对食物的巨大需求以及对资源环境产生的强烈压迫，给农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方向规制。一方面要求农业技术创新具有经济属性，通过颠覆性农业技术革新，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以满足人民对于食物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要求农业技术创新符合生态特征，以保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经济性与生态性是当代农业技术创新的基础性质，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实现两者协同发展。
第一，应该多措并举推动农业技术颠覆性创新。正如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的“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瞄准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强化农业科研资源力量统筹，培育农业科技领军企业。”[37]一方面，以农业的未来产业形态为场域依托，当前需要加快农业数字技术、农业生物化学技术、智能农业技术等多项技术革新，尤其需要突破现代生物育种与智慧农业系统的卡点堵点[38]。另一方面，农业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与农业要素的创新性配置生发于市场经济之中，故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发挥农业科技企业与企业家的作用。
第二，应该着重引导发挥农业技术的生态价值。农业技术的创新必须做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统一。这是由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绿色生态属性所决定的，更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田园价值的普遍追求所决定的。一方面，应当大力发展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充分试验和监测生物化学技术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有序开展技术项目立项、监督和管理。另一方面，应当充分结合中华传统农耕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例如农畜结合、稻田养鱼等传统可持续的耕作模式，促进传统农业技术与现代科技力量有机结合。
（二）强调农业技术应用的多元性与公共性
农业技术应用涉及的主体范围很广，包括农业科研院所、政府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农资市场经营主体、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其中最为重要的主体便是规模巨大的小农户。小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约为全国耕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同时小农户也是构成农村社会的最基本要素，如果小农群体能够广泛采纳智能化绿色化的前沿技术，那么农业和农村形态都将重塑。
第一，应该保障多元性农业技术的社会存在。一方面，中国农业分区范围跨度很大，技术应用具有区域多元性，东中西部在地形地势、土壤水文等各个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区域间选择的最优技术组合不同。另一方面，农业涉及的群体具有多元性，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小农户之间互不相同，且小农户内部分化严重，纯农户、兼业农户并存，不同经营主体所需的技术应用方式不同。这就要求推广多元化的农业技术，既要在理论和技术层面上先进，又要在成本收益上能让农民接受。既有适用于大农场的大型耕种收智慧系统，也有适用于小农户的轻量化智能工具。因此，农业技术的创新与扩散不能在远离乡村的实验室内完成，而要在整个技术进步过程中密切联系农业农村实际[39]。
第二，应该加强公共性农业技术的社会供给。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性质，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整治等方面存在正的外部性。一方面，政府部门要积极组织公益性农业技术培训项目，推动建立现代农技推广服务体系，让尽可能多的小农户掌握现代经营理念和技术装备。另一方面，市场主体则要处理好农技服务的公益性与商业性的矛盾，通过社会化服务将现代生产要素、企业家能力、组织方式引入小农生产经营全过程，满足小农户对技术的多样化需求。同时，需要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技术推广上的示范效应，以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弥补正式推广体系的不足。
（三）平衡农业技术结构的先进性与适用性
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分置并没有完全破解地块细碎化的空间格局，同时“三轮”延包政策虽然稳定了承包经营权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家庭小规模、地块分散化的特征。由此生成了人口超规模性的深层次制度悖论——小规模分散化经营的长期存在与农业技术的规模经济空间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带有传统特征的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技术的有机衔接问题是中国式农业技术现代化道路上的关键症结。需要通过制度安排将人口与技术的关系从消解转变为重构。
第一，应该进行对人口消解效应的二阶突破。超大规模的小农群体对农业技术资源的消解，在本质上是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组织形态与技术范式的错配。而破解这一困境需要超越传统要素的投入逻辑，深入开拓规模经济新空间，推动先进农业技术的应用从“土地规模”转向“数据规模”、从“经营规模”转向“服务规模”，将规模巨大的小农户和其他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纳入现代农业的智能化管理网络，以实现从人口成本负担到人口数据红利的跃迁。因此，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构建“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整合农地资源、种质资源、农资与农产品市场信息等数据，加强对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生产规划、灾害预防的监管与指导，实现对传统乡土社会中“数目字管理”能力的历史性补课；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搜集农业技术研发人员、推广人员与农业实际经营者的经验反馈，搭建农业技术推广与扩散的虚拟服务系统，实现人口的数据化资源转变为人口的数据化资产。
第二，应该有效地提高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一方面，需要将小农户在经济层面有效地组织起来。推动内生于小农群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创立与经营，逐步整合乡村土地、文化、生态资源，以小农户享有控制权的合作社为中介主体，实现现代先进技术与小农户的适配。另一方面，需要努力化解资本对小农户的冲击。灵活调整现行农业支持政策，剥离对“资本下乡式”的龙头企业、“虚假联合式”的空壳合作社等主体的资源注入，强化对内生于小农户且由小农户掌握的合作组织的资源帮扶，切实防范具有较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新技术挤压小农户的生存空间。
四、结语
从全球经济增长的经验来看，人均GDP最高的十个国家中几乎都是人口不超过千万的小国，任何统计模型估计结果都支持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的负相关性[40]。然而，14亿的超大规模人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同样，超大规模人口也是中国式农业技术现代化道路的建构基础。人口规模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是辩证的，既带来了机遇，又生成了挑战，这正是因为人口的超规模性衍生了人口的超复杂性。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口的超规模性都隐藏在生产关系内部，渗透在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41]。事实上，统计学方式难以全面刻画人口问题，因为每个个体都是能动的个体。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全国性的组织动员，形成独具特色的举国体制。面向未来，推进中国式农业技术现代化，也需要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强科技研发与推广人才的培养、稳步推进小农组织化与人才组织化进程，有效应对人口规模给农业技术带来的各项风险挑战。
参考文献：略
作者解安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经济学家》202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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