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当前，中国已历史性地消除现行标准下的农村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向实现共同富裕迈出了坚实步伐，人民群众的需求正从“温饱生存”向“生态福祉”升级，从追求物质充裕向渴求清新空气、清洁水源、绿色空间等高品质生态供给过渡。但现阶段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等问题依然凸显，成为制约实现共同富裕的难点堵点。
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维持生态安全、推动绿色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通过资源确权、市场化交易、生态补偿等机制，不仅将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催生绿色产业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绿色转型，是助推绿色共富的重要路径。中国森林覆盖率超过25%，已成为全球增绿最快最多的国家。然而，中国森林生态产品长期面临“高生态价值、低经济转化”的困境，“生态富矿”与“经济洼地”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森林资源丰裕地区往往存在“资源诅咒”现象。因此，如何通过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激活森林生态资源的多重价值属性，成为实现绿色共富动能的核心命题。
在以绿色发展为核心理念和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的时代背景下，学者们关注到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发展不平衡之间的关系，发现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缩小县域发展差距、城乡收入差距，普遍认识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并对其展开了理论探讨与案例分析，并进一步提出“两山”理念通过产权改革、价值核算、市场交易、产业融合、政策保障的系统化路径，推动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而关于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绿色共富的研究依旧匮乏。不同类型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要体现差异性和适配性。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助推绿色共富的逻辑机制为何？机制路径应如何设计？这些问题仍不明晰。因此，本文基于绿色共富的目标，探讨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绿色共富的理论框架、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以期为坚持“三绿”并举、推动“四库”联动，实现共同富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依据。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视角方面，与已有研究关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不同，本文重点关注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如何推动绿色共富；二是研究内容方面，本文系统阐述了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绿色共富的理论框架、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2、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绿色共富的理论框架
2.1 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绿色共富的“五维协同”森林生态产品作为生态产品重要分支，指人类从森林生态系统中直接或间接获得的物质成果与服务效能，涵盖森林生态系统提供的所有有形与无形产品。根据生态产品的功能属性，可分为物质供给（如木材、林果、药材等）、调节服务（如气候调节、水源涵养、固碳释氧等）和文化服务（森林康养与自然教育）三类。森林生态产品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其价值实现是通过市场机制、政策补偿或技术创新，将生态系统提供的资源与服务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过程。共同富裕的实质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下，全民共同创造世界领先的生产力，并同享日益美满的生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被鲜明地确立为两大核心要义与显著特征。在此背景下，“绿色共富”理念应运而生，它不仅包括了共同富裕的深远内涵与“两山”理念的转化精髓，更将“绿色”与“共享”两大新发展理念深度融合。森林作为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其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不仅关乎自然环境保护与恢复，更是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因此，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绿色共富具有内在一致性，前者通过市场化机制激活森林生态资源的经济潜力，后者以公平共享为导向推动社会财富的绿色化分配。二者通过理念协同、目标协同、动能协同、路径协同和机制协同，形成更深层次的多维协同关系（图1），为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绿色共富提供理论支撑。
第一，理念协同，生态优先与普惠共享的价值统一。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绿色共富的核心理念均以“两山”理念为哲学根基，倡导在生态承载力范围内实现全民福祉提升。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强调对森林生态资源的非消耗性利用，赋予“绿水青山”经济价值，这与绿色共富“不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底线逻辑一致。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通过生态承载力评估与生态产品认证将理念转化为实践准则，确保开发不越阈值；同时，通过生态补偿、生态产业经营等路径，使生态保护者成为直接受益者，设置生态积分制以量化个体生态贡献，将抽象的生态价值转化为可流通的市场信用，实现生态红利在城乡、区域间的均衡精准分配，保障收入分配公平的同时，注重人类生态权益的普惠共享。
第二，目标协同，生态安全与民生福祉的双重增益。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绿色共富在战略目标上形成了从底线约束到高阶引领的递进框架，确保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长期兼容性。一是二者均将维护生态安全作为基线目标,共同服务于国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二是二者均追求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高阶目标。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过绿色产业创造GDP增量，绿色共富要求以绿色技术驱动物质财富增加。在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通过构建森林覆盖率约束性指标等生态安全基线，开发林业碳票等收益共享工具，建立跨区域补偿机制，将GDP增量向弱势区域传导，使欠发达地区凭借生态优势获得优先发展权，从而破解“生态资源富集区与经济贫困区重叠”的悖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达成绿色共富目标。
第三，动能协同，内生动力与外生支持的有机联动。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绿色共富通过内生性动力与外源性支持的协同机制，构建起多元主体参与的可持续治理框架，有效促进生态红利普惠分配。一方面，通过社区林业、合作社等组织创新，赋予林农等生态保护主体生态产权，共建共享生态增值收益，激发群众参与生态保护积极性；另一方面，森林生态产品通过生态产权制度改革、碳汇交易规则制定等制度供给，降低交易成本。绿色共富则依托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再分配工具，实现物质财富与生态福祉的耦合增值；此外，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导社会资本向生态领域集聚，从而有效衔接生态资源与资本要素。
第四，路径协同，链式转化与共富网络的紧密交织。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绿色共富的路径协同，本质是通过“资源—资产—资本—财富”的链式转化机制，构建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闭环循环系统。其核心在于以市场化手段激活生态要素潜能，并通过公平分配机制实现森林生态红利共享。一是通过确权赋能将森林资源转化为可交易、可抵押的生态资产；二是借助绿色金融工具将生态资产转化为可增值的资本要素，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经济；三是通过三次分配机制实现生态资本向绿色共富成果转化。
第五，机制协同，制度保障与利益联结的深度耦合。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依赖产权、交易、核算等制度支撑，绿色共富依赖分配、补偿、参与等机制设计，二者通过制度保障实现森林生态保护，通过利益联结网络确保森林生态红利在多元主体间公平共享。制度保障是机制协同的基础支撑，利益联结是机制协同的内生动力。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绿色共富实践过程中，通过构建“政府市场社区”多元共治的利益共享网络，建立跨区域、跨行业的利益传导链条，使森林生态产品价值沿产业链向末端弱势群体渗透，从而将个体理性与集体目标有机统一。
2.2 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绿色共富的“四重逻辑”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绿色共富的基本逻辑包括理论逻辑、现实逻辑、技术逻辑和制度逻辑，“四重逻辑”辩证统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形成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绿色共富的可持续动力（图2）。
第一，理论逻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绿色共富提供了理论指导。一是森林资源是欠发达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资产，可为当地居民提供直接收入来源，而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使隐形的森林生态系统功能成为可交易资产，进而产生富民效应。二是森林生态环境修复与保护、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提升、优质森林生态物质产品供给等，可推动发展方式向绿色转型。三是依据“两山”理念，在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通过建立森林生态资源资产核算体系，打通“资源—资产—资本—财富”的转化路径，构建“生态保护者受益、环境改善者获利”分配格局，形成生态资本增值与民生福祉提升的良性循环，实现生态财富全民普惠的共富目标。
第二，现实逻辑。一是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过将森林资源转化为生态产业和绿色经济收益，为乡村宜居宜业奠定物质基础；同时通过碳汇交易、生态补偿等机制反哺乡村环境治理，提升生态宜居水平。二是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过挖掘乡村生态资源溢价效应，将“绿色家底”转化为特色产业收益，以生态产品溢价提升农民财产性收入，为缩小城乡差距提供了可行路径。三是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过激活欠发达地区生态资源优势，破解资源禀赋差异引致的区域发展失衡。通过推动发达地区向生态保护区转移支付，促进要素双向流动与产业梯度互补，既能增强生态屏障区内生发展能力，又能通过生态财富再分配实现区域协同共富。
第三，技术逻辑。一是森林生态价值评价体系为评估绿色财富提供了科学依据。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GIS）等技术测算森林生态系统的物理存量，并采用影子价格法、替代成本法等方法货币化，评估绿色财富存量；采用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与权衡模型（InVEST模型）等量化年度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的经济价值，动态监测绿色财富流量。二是森林数字技术创新为促进绿色共富提供了科技支撑。利用多光谱遥感、微型卫星、无人机等技术手段实施碳储量监测，精准量化森林碳汇能力，为市场化交易提供可信数据支撑；借助区块链碳汇溯源系统等数字化技术，提高碳汇资产登记、交易和分配的效率；通过低成本物联网传感器、适老化碳汇App等普惠型数字技术装备进林区基层，协助农户进入碳市场，解决林农“参与门槛”问题，帮助林农直接受益。
第四，制度逻辑。一是森林生态补偿制度为绿色共富提供了再分配机制。近年来国家级公益林补偿标准逐步提高，有力提升了林户收入水平；区域横向生态补偿促进生态保护者与生态受益者之间的财富再分配，有效解决了生态保护的外部性问题；“财政补偿+市场交易”双轨制的法定化也促进了社会财富再分配。二是森林碳汇交易制度为绿色共富提供了市场配置机制。碳汇收益直接反哺林农，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经济发达地区企业购买林区碳汇，通过碳汇供需双方匹配实现绿色共富。三是森林生态经营开发制度为绿色共富提供了生产创新机制。以产权明晰为前提，解构森林生态产品的生产要素，将生态系统的复合功能拆解为可独立经营的权属单元，实现“一林多产”；通过预售未来森林生态服务收益融资，用绿色金融工具将预期森林生态效益转化为当期生产资本，提高生产投入水平。“四大逻辑”的辩证统一共同构建了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从而为实现绿色共富目标提供协同推动力，也佐证了绿色共富与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逻辑契合性。理论逻辑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内核，界定森林资源作为欠发达地区重要生态资产的地位，指出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促进财富共享、兼顾绿色与富裕的重要机制，从而为制度设计、现实探索、技术创新提供理论指导。现实逻辑检验理论逻辑与技术逻辑的科学合理性，通过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助推乡村宜居宜业、缩小城乡差距、缩小区域差距的诸多现实案例，证明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助推绿色共富的实践可行性，也为制度逻辑的持续完善提供支持。技术逻辑为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探索提供服务，为制度逻辑的更新完善提供助力，同时推动理论逻辑的科学性与解释力提升。制度逻辑为现实逻辑和技术逻辑的应用提供重要保障，通过总结凝练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以进一步完善理论逻辑。
3、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绿色共富的现实困境
当前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度量难、森林生态资产融资难、森林生态产品交易难、森林生态产品变现难是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困境的集中表现。而对于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绿色共富相关理论认知存局限、市场机制显短板、技术创新遇瓶颈、政策体系待完善等，则是造成上述困境表现的深层次原因。
3.1 理论认知存局限
第一，地方政府对绿色共富认知局限可能抑制区域间的绿色共富效应。一是认知偏差与工具化倾向削弱发展效能。地方政府常将“绿色共富”简单等同于生态保护或经济增收的单一目标，忽视二者协同性。部分地区为完成森林覆盖率指标，大规模种植单一树种，虽短期提升了森林覆盖率，却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削弱了生态系统稳定性，加剧“指标达标≠生态增效”的深层矛盾。例如，湖南金洞林场盲目种植杉木纯林（初植密度167株/亩），形成“低效林”。二是行政壁垒与制度惰性阻碍协同治理。无论是森林生态系统跨域性治理，还是“绿色共富”破除行政壁垒，都需要跨区域、跨部门的协调合作与治理。但地方政府往往囿于行政边界分割，受财政分权与政绩考核限制，陷入“保护者无收益、受益者无成本”的公地悲剧。
第二，消费主体对森林生态产品认知局限可能抑制生产者的绿色共富效应。一是支付意愿与真实价值偏离。森林生态产品的公共收益因产权模糊难以定价，消费者普遍将其等同于初级林产品，仅愿支付私人收益部分却无偿享受生态服务，导致生产者无法获得足额市场补偿，削弱绿色共富参与动力。二是信息不对称与逆向选择。消费者因信息壁垒无法识别森林生态产品溢价价值，导致生态友好型生产难以获得合理回报，森林生态产品无法实现优质优价；同时，生态标签等质量信号因认知不足而失去价值传递功能，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双重抑制森林生态保护投资动机。
第三，生产主体对森林生态产品的认知局限可能降低森林生态产品溢价。一是生态价值认知偏差低估产品定价。多数林农仍将森林资源视为传统生产资料，忽视调节服务与文化服务等外溢价值。二是技术认知的滞后性阻碍价值量化。生产主体对碳汇计量技术与金融工具的掌握不足，削弱市场议价能力，同时也因技术标准复杂化与金融知识缺口，形成“高生态价值低市场兑现”的转化断层，阻碍森林生态产品交易。
3.2 市场机制显短板
第一，森林经营开发机制薄弱难以实现价值转化。一是价值链低端锁定与业态失衡。森林生态产业重心集中于初级资源输出，深加工产品及文化服务等高附加值业态发育不足，形成“生态富集区经济贫困区”的空间悖论。《中国林业和草原年鉴2022》数据显示，中国林业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值之和占比超过75%，而第三产业产值仅占23%。这一结构性特征表明，依托森林生态系统调节类生态服务及产品发展起来的森林康养和森林生态旅游等现代森林生态产业发展明显不足。同时，政府考核体系过度依赖碳汇量、游客规模等显性指标，倒逼开发主体追逐短期可量化收益，抑制生物多样性价值转化等长周期创新探索，形成“碳汇旅游”双轨路径依赖。二是市场治理机制失灵与品牌耗散。上游林农生产决策与市场需求错配，下游消费缺乏溯源体系与偏好反馈通道，加剧资源错配；同时，区域公共品牌因质量标准缺失陷入“搭便车”困境，且认证体系失效与监管缺位，导致生态信号传递失真，抑制溢价能力。
第二，森林生态产品定价机制缺陷造成价值衡量困境。一是核算方法分歧削弱了价值可信度。尽管《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已构建基础框架，但由于同类服务价值评估存在多重标准，且当前主流的核算方法应用边界尚未厘清，缺乏选择优先级规则，导致核算结果缺乏可比性。二是价格形成机制扭曲引致信号失灵。本地化价格调查缺乏时空动态调整规则，导致政府指导价偏离市场均衡水平，形成价格双轨制，而现行定价过程过度依赖行政部门单向决策，忽视供需主体议价能力差异，加剧真实价格信号扭曲。
第三，森林生态资源权益交易机制不完善。一是交易平台区域分割与功能缺失。中央与地方交易平台因数据标准、接口协议不兼容形成“蜂窝状”结构，抬升跨区域交易成本，且多数平台聚焦传统林权流转、碳汇等新兴权益交易模块覆盖率不足，供需匹配效率不高。二是交易规则体系失序加剧市场扭曲。碳汇计量方法存在的分歧导致价值评估偏差率扩大，主体准入限制过严与环境合规性审查机制缺失，加剧市场参与不平等。四川省巴中市在林业碳汇计量中采用《造林项目碳汇计量监测指南》（LY/T 2253—2014），测算滥伐林木的碳汇认购价格为100元/吨，而安徽省宣城市庙首林场通过第三方测算，碳汇交易单价为48元/吨，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小纪汗林场的碳汇交易单价仅约25元/吨。同一碳汇类型因计量方法不同，单价差异达2~4倍。三是金融支持体系缺陷阻碍价值显化。森林生态产品收益周期长与金融供给短期化矛盾突出，推高违约风险。生态金融工具应用薄弱，过度依赖财政输血，致使森林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受阻。
3.3 技术创新遇瓶颈
第一，森林生态产品的监测监管技术不足影响数据基础和价值实现效率。一是全周期监测体系缺陷影响数据基础。卫星遥感分辨率难以支撑小流域尺度生态服务精准量化，导致微观决策失据。现有指标缺失生物多样性、文化服务等维度，弱化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完整性。森林资源5年清查周期与生态产品年内波动形成时序错配，引致政策响应延迟。二是监管技术薄弱降低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中心化数据库主导的监管模式面临数据篡改与溯源失效风险，智能合约缺位导致森林生态补偿协议依赖人工核查，推升了交易成本，降低了价值实现效率。
第二，森林生态产品核算方法缺陷阻碍森林生态产品市场化进程。一是核算标准与分类体系不统一。尽管国家层面已出台《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但各地在具体实施中仍存在分类范围、核算指标和方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结果缺乏可比性。同时，现有分类多基于土地利用现状，对森林生态产品的多功能性划分不够细致，未能全面反映其复合价值。二是核算方法存局限。现有生态产品核算方法多为复杂模型，参数因子涉及专业多且不易获取。同时，对于价值量的核算主要采用替代成本法、支付意愿法等非市场方法，未充分考虑市场供需、交通区位等动态因素，导致结果与实际经济价值脱节。
第三，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流识别技术滞后制约区域补偿。一是无法刻画小流域或小尺度的服务流动细节。现有模型对森林资源水源涵养、碳汇等空间流的模拟分辨率多停留在1千米2网格尺度，存在参数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且服务流动的复杂性未被完全刻画，难以刻画小流域或社区尺度服务流动的复杂性细节。二是跨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流评估困难。现有技术难以精准量化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输出的空间与强度，导致补偿责任主体与补偿对象界定不清晰。
3.4 政策体系待完善
第一，产权制度缺陷导致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基础不牢。一是森林资源产权制度改革仍面临实践梗阻。一方面，权属登记体系滞后，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与生态权益分属不同登记系统，自然资源部门统一登记与林草部门传统管理权标准不一，导致权属交叉，陷入“产权模糊成本攀升”不良循环；另一方面，生态权益法律缺位，森林调节服务占比高却无法定产权，难以市场化交易，实践中常与林木所有权混同，引发开发主体与林农的权益分配冲突，抑制社会资本参与。
第二，有偿使用制度缺位制约森林生态产品市场动能释放。一是范围界定模糊引发执行争议。森林生态产品存在公共品属性差异，分类标准缺失引发地方执行争议。二是程序规则缺位抑制主体参与。林农、社区等核心利益群体常被排除在规则制定外，碳汇等生态产品的法律属性、交易流程及监管方式均未明确，配套政策缺失削弱了市场主体动能。三是收益分配失衡加剧权责错配。一方面，补偿失序，相关法规暂未明确有偿使用收益分配细则，地方实践中补偿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导致权责划分混乱；另一方面，赔偿局限，根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赔偿范围虽包括修复费用和服务功能损失，但实际操作中因技术难度使得间接服务价值的评估和索赔仍存障碍，导致覆盖率偏低。
第三，生态补偿制度效能不足削弱了森林生态产品共富调节功能。一是财政补偿总量不足与需求倒挂。欠发达地区承担主要生态保护责任却面临资金缺口。例如，山西省2019年以来累计投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财政资金1 096亿元，但欠发达地区如吕梁山区仍面临生态修复资金缺口，部分市县生态修复项目因资金不足停滞。二是补偿标准偏离价值且缺乏差异激励。纵向补偿“一刀切”忽视成本差异，欠发达地区生态贡献度与经济脆弱性未纳入补偿测算，削弱了绿色共富动能。例如，甘肃省在黄河流域奖补资金分配中，优先支持“熟化程度高、预期效益好”的项目，但未将生态脆弱区的修复成本纳入权重，可能导致补偿标准与实际需求脱节。三是补偿资金配置低效与市场化不足。欠发达地区生态修复资金实际使用率不足，退耕还林工程“重建设轻管护”，横向补偿过度依赖财政，市场化工具应用滞后。
4、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绿色共富的实现路径
基于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绿色共富的“五维协同”，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绿色共富的“四重逻辑”，从增强理论认知、健全市场机制、加强科技创新、完善政策支持四个方面破解面临的“四个困境”，建立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绿色共富的“四轮驱动”实现路径（图3）。
4.1 增强理论认知，为绿色共富注入内生动能
森林生态产品生产者是供给方、消费者是需求方，地方政府发挥着重要的中介服务作用，三者构成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绿色共富的利益相关者。生产者通过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获得经济收益，消费者通过有偿支付享受“绿水青山”，地方政府通过深化制度改革、提供政策支持达到高质量发展目标。因此，需要构建“三体共促”机制，增强利益相关主体对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绿色共富的理论认知。
第一，强化地方政府对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绿色共富的发展理念。通过定期举办“绿色共富”专题会议，聘请高校学者、碳汇交易机构专家，针对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碳汇交易规则、林权抵押贷款流程、生态旅游项目申报等，分层分类培训，解读政策制度，提升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的专业认知能力。组织地方政府部门到浙江安吉余村、江西资溪“两山银行”等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绿色共富的典型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强化直观体验。
第二，加强生产者对森林生态产品供给的理论认知。针对林农、合作社、涉农企业等森林生态产品的生产主体，通过组织林业技术员、生态专家到林区开展“流动课堂”，结合短视频、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多形式传播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技术与典型案例，向农村基层组织、林农、企业阐释“生态保护—价值变现—收入提升”的闭环逻辑，增强他们“生态致富、绿色共富”的信心，强化生产主体供给森林生态产品的内生动力。
第三，增强消费者对森林生态产品的绿色消费理念。基于“认知—行为—信任—认同”的递进式设计，通过学校课堂教育、社区宣传讲座、新媒体短视频、沉浸式自然体验等方式重塑消费者对森林生态产品的消费认知；采用绿色消费券、碳积分体系等措施引导森林生态产品消费行为；实现森林生态产品源头可溯化、成本透明化、产品质量监督社群化，构建消费者对森林生态产品的消费信任；基于森林生态产品绿色消费的文化符号与网络社交嵌入，强化对森林生态产品绿色消费的价值认同。通过增强森林生态产品的消费理念进而扩大消费需求，助力破解森林生态产品“交易难”的难题。
4.2 健全市场机制，为绿色共富搭建实现平台
健全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市场交易机制，是破解森林生态产品“交易难”“变现难”的有效路径，是推动绿色共富的关键举措。为有效解决森林生态产品“定价难”“融资难”“交易难”等难点，需要通过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市场交易分层定价、绿色融资、需求激励等路径，健全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市场交易机制，从而发挥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绿色共富的市场配置作用。
第一，建立森林生态产品分层定价机制。森林生态产品定价难是森林生态产品交易难的重要原因。科学规范的森林生态产品定价机制是破解森林生态产品交易难的基础。针对森林生态实物产品，综合考虑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开发成本、森林生态产品消费价格意愿等，结合成本定价与供需定价形成定价机制，实现优质优价。针对权益型森林生态产品，科学量化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形成森林生态产品市场指导价格，结合市场竞价，形成定价机制。针对公共性服务类森林生态产品，综合考虑森林生态产品服务功能与保护成本，完善森林生态产品保护补偿价格机制。
第二，创新森林生态产品绿色融资机制。聚焦森林生态资产融资难的问题，针对集体经济较弱、地方财政资金不足、社会资本参与较少的地区，提供诸如林权抵押贷款、碳汇质押贷款、生态修复长期低息贷款等森林生态产品绿色信贷。创建森林生态产品绿色债券，推动生态资产证券化，投入森林生态产品绿色基金，吸引社保基金、社会风险资本等投入设立森林绿色基金，助推欠发达地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第三，构建森林生态产品需求激励机制。市场需求不足是当前森林生态产品变现难的主要原因。激励市场需求，是破解森林生态产品变现难的有效路径。因此，可以通过税收减免或环保补贴机制，鼓励企业采购森林生态产品。通过发放绿色消费券、个税减免等措施鼓励个人消费森林生态产品。通过扩大企业碳汇交易行业和范围，提高排放企业购买碳汇配额比例，鼓励政府公共项目采购森林生态产品。
4.3 加强科技创新，为绿色共富提供技术支撑
加强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科技创新，是夯实绿色共富根基的核心引擎。当前森林生态产品技术支撑存在“监测难”“转化难”“应用弱”等堵点，从而加剧了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度量难的问题，是阻碍森林生态产品价值推动绿色共富的关键短板。由此，通过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攻关生态价值高效转化技术、打造数智技术应用平台等路径，全面强化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绿色共富的科技支撑体系，推动“森林生态产品”向“绿色富民资本”高质量跃升。
第一，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为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绿色共富提供基础数据。基于高分辨率卫星技术实施天基监测，获取森林覆盖、树种组成、生物量变化等宏观数据；基于无人机、有人机、航空平台协同技术实施空基监测，获取林分结构、树高、冠层密度等三维数据；基于智能传感器网络、声纹采集器等地面监测系统与数据采集技术实施地基监测，实时监测森林小气候、碳汇速率、土壤固碳能力、生物多样性等；基于多源数据整合与边缘计算技术等，智能监测、反演、预测与分析森林生态产品服务功能，有效解决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度量难的问题。
第二，攻关生态价值高效转化技术，为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绿色共富提供关键引擎。聚焦森林生物活性物质高效提取技术、碳汇增强与生态修复技术、林下经济增值技术、以竹代塑技术等关键核心技术实施技术攻关，挖掘森林生态资源潜力。建立“政产学研金服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健全成果转化机制，打通森林生态产品科学技术从“实验室创新”向“市场应用”的链路，推进产业创新与技术创新融合发展。
第三，打造数智技术应用平台，为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绿色共富拓展应用场景。拓展应用场景是助力解决森林生态产品变现难的重要路径。因此，可以通过“区块链+物联网”技术，实现碳汇“生产计量核证交易抵消”全流程透明化；以AR、VR、MR技术打造“数字孪生森林”，建设“森林生态元宇宙”景区，实现森林生态旅游虚实共生体验；利用“物联网+区块链”构建“一物一码”溯源体系，实现森林生态产品数据增信增值溢价。
4.4 完善政策支持，为绿色共富夯实制度保障
理论与实践证明，促进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绿色共富，产权明晰是基础、价值评估是依据、经营开发是重点、生态补偿是路径、政策制度是保障。各政府部门应围绕森林生态产品调查监测、价值核算、经营开发、保护补偿等环节，聚焦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建立绿色共富重点目录，拓展绿色共富实现模式，健全绿色共富推进机制，不断完善政策支持体系。
第一，建立绿色共富重点名录。地方政府应在推进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的基础上，针对欠发达地区、低收入人群建立森林生态产品重点目录清单。同时，建立信息动态跟踪与市场交易一体化开放共享云平台，重点支持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森林生态产品保护补偿、经营开发和市场交易。
第二，拓展绿色共富实现模式。地方政府要积极推动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建立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供销联盟，通过建立森林生态产品价值交易中心，定期举办产品推介博览会，搭建供销信息云平台等措施，促进森林生态产品供需精准对接。通过政策引导与资金支持，引进专业设计、运营团队对欠发达地区森林生态资源进行多样化经营开发，使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更充分惠及低收入群体。
第三，健全绿色共富推进机制。聚焦欠发达地区，建立跨区域的绿色发展同盟。森林资源丰富的欠发达地区主要提供森林生态服务功能，而发达地区则通过区域横向生态补偿反哺欠发达地区。同时，建立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绿色共富考核机制，探索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结对建立绿色发展同盟的激励与考核机制，推进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绿色共富试点示范。
（注：文中图表、参考文献等有删减。）
作者单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绿色发展研究院；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世界农业》2025年8期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